总之，要正确理解“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这一颇有意义的命题，就必须如实解决“书中”和“书外”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要解决书本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　

在文学欣赏中，正确解决“书中”和“书外”的关系，就能将书中所表现的和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作“由此及彼”的印证，由“表及里”的深化,从而得诗之真。例如欧阳修对王荆公诗的指摘，就表明他对王荆公咏菊的诗意之真不了解，从而闹出常识性的笑话。　

正确理解“书中”和“书外”的关系，在文学欣赏中，就能“破卷取神”，得诗之善。例如毛泽东在其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中，其所对郭老“千刀当剐唐僧肉”一语，提出诗的批评，是从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生活特点出发的。又如毛泽东其所以“反其意”而“用”陆游咏梅词调《卜算子》，从而写出全新的咏梅词作来，同样是从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出发的。由此可见，从书外得诗，不能不紧扣时代精神这一环。　

正确理解“书中”和“书外”的关系，在诗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上，就要探求作品“缘隐之显”，“因内符外”的艺术效果，从而得诗之美。诗人在抒情写物方面，往往有刻画太过或写之不足的毛病。就是伟大作家也不能避免这种毛病。例如杜甫“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楼老凤凰枝”，就是雕琢过分的例子。古代评论家指出，这种过分的刻画，反不如“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写得自然和美丽。又如李白“槌碎黄鹤楼，刬却君山好”，就是诗意不足的例子。古代评论家认为，李白的这一诗句，不及杜甫“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蟑”，来得情真志切，“剑阁诗意，在削平僭窃，……凛凛有生气。而‘捣碎’‘刬却’，只一味豪放。”李白此诗命意上的不足，使诗失去了意蕴上的含蓄之美。

（曾用郑喜林、qs66ds名字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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