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色双娇”塑造者--台湾白先勇谈片

父亲是战场上号称“小诸葛”的国民党一级上将白崇禧，最终却死于蒋介石的“美人计”之下；儿子虽是一名勇敢冲在前线的同性恋斗士，也许正因为白先勇一生的挚爱是男人，正好给了他一段距离去更好地观察和端详女人。白先勇塑造了台湾文学史上最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男人心里永远不老的尹雪艳，一个是徘徊在最后一夜的金大班。白先勇文学作品里的女人，总是散发着惊人的风采，有人惊叹他身为“同志”，却创造了台湾文学史上最美的女人，更让人惊叹的是他有不同寻常的家世。　

白先勇，1937年7月生于广西省桂林市。抗日战争期间，随家迁居重庆。刚七八岁，就染上了“童子痨”，病了好多年，躺在床上，与世隔绝。1948年，白先勇在香港上小学，生性好强，不肯人后，拼命用功，发奋苦读。暇时则沉迷于“小说世界”。逢寒暑假，到街头租书处，抱回一堆一堆的小说。他特别欣赏还珠搂主的小说，说：“还珠楼主五个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到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他还喜读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斯人记》，徐讦的《风萧萧》、巴金的《家》，《春》、《秋》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特别是《红楼梦》，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读，至今仍摆在床头。　

15岁的白先勇随父母从海南岛来到台湾后，眼前所见都是那些从极荣华突然转凄清衰败的人们，恰如流浪者梦到受人拥戴为王，梦醒后仍要摸索那不存在的王冠，这种氛围对白先勇影响之深，及于他一生对事业的选择，也决定了他笔下所着意慰藉的，大多是在不能自己把握命运之下挣扎着的失败者，尤其是女人。　

1952年在台湾建国中学读书，遇到启蒙老师李雅韵。李雅韵，北京人，文采甚丰，经常在报刊发表小说。抗日期间，曾从事地下工作，在白的心目里是个文武全才的巾帼英雄。李教国文，常用纯正的北京口音诵读南唐李后主等人的诗词，为白先勇启开了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之门。她很喜欢白先勇的作文，经常给予鼓励，还帮助白先勇投稿，在《野风》杂志首次刊出。她对白先勇说：“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为作家了?”中学毕业以后，白先勇一直跟这位启蒙老师保持着联系。　

1956年高中毕业，本来要保送台湾大学，然而，白先勇却为一种浪漫想法所陶醉。他念地理书念到长江三峡，便想起幼年漫游长江的情景。对于山川之美，印象极深。一心想着将来能到三峡参加水利建设工程。因为台湾大学没有水利系，就被保送入成功大学水利系。读了一年，成绩优异，然而，兴趣和才能却都不在这方面。同学们做物理试验，他却拿了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当时，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对他影响很大，于是决定重考大学，弃水利而转攻文学。按照启蒙老师李雅韵的意见，不考中文系而考外文系。对他的选择，白崇禧并不以为然，认为“自古文人多饿饭”，不过他还是比较开明地试着去理解儿子从文的志向，后来白先勇创办《现代文学》时，主要还是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经济上的支持。　进入台大外文系，试笔写了几篇小说，送给他十分敬仰的夏济安先生过目。夏看后对白先勇说；“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这是白先勇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我们看菊花去》(原名《入院》)、《闷雷》。　1960年，白先勇跟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一方面，介绍现代西洋文学的作家、流派以及创作方法，另方面，发表创作作品。白先勇早期的许多小说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他的早期小说，如《月梦》、《玉卿嫂》、《黑虹》，《小阳春》、《青春》、《藏在裤袋里的手》，《寂寞的十七岁》、《毕业》等，文笔洗练，才华横溢，奠定了众口交誉的地位。这些小说，有的取材于亲身的生活体验或耳闻目睹的家庭往事。“有一年，智姐回国，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人长得很俏，喜欢带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有的发端于某些印象至深的事情，借助浪漫的联想成篇。“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画家画的一张果体少年油画，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阳，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少年跃跃欲飞，充满了生命力，那幅画我觉得简直是‘青春’的象征，于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保，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后来写成小说，名字就叫做《青春》。白先勇在《蓦然回首》一文里回顾说：“出国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大部分都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还在尝试习作阶段，不过主题大致已经定形，也不过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　

1963年大学毕业，获奖学金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深造。此前不久，他的母亲病逝，如《蓦然回首》里所说的，“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因为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像母亲那样的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与热的生命，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至于寂灭，因为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拒抗的威力。由此，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　

1965年，白先勇获硕士学位，此后一直在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立大学任教。在美期间，他的小说创作获得丰收。以”65年为分水岭，可以分先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小说结集为《纽约客》，主要作品有《芝加哥之死》、《上摩天大楼去》、《香港一一九六o》、《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谪仙记》、《谪仙怨》等，大抵以美国杜会为背景，反映旅美中国学人流落异国的苍茫、空虚的心绪。后一阶段的小说结集为《台北人》，包括《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岁除》、《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思旧赋》、《梁父吟》、《孤恋花》、《花桥荣记》、《秋思》、《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游园惊梦》、《冬夜》、《国葬》等十四篇。尽管这些小说人物、故事不同，技巧迥异，却也有其共同之处，这就是表现那些汇集在台湾的大陆人的怀旧和绝望，流露出强烈的“一切皆空”的情感。　

近年来，白先勇未再创作短篇小说，转而致力于长篇，第一个成果是《孽子》，1977起连载于《现代文学》。卷首题辞：“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于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它反映的还是他所熟悉的小说世界，主人公却是沉沦中的下一代了。读罢，直叫人心灵颤抖，不寒而慄！　

《台北人》堪称白先勇的代表作，而《永远的尹雪艳》在这部小说集里又有代表性。　

尹雪艳是十几年前上海百乐门的红舞女，不管历尽沧桑，世事发生变化，然而，她还有她自己的旋律、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为外界的迁异而影响到她的均衡。早在上海，她同行的姊妹淘醋心重的就到处嘈起说：“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的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此言不虚。上海棉纱财阀王家少老板王贵生被下狱枪毙，另一个上海金融界炙手可热的洪处长，“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到了台北来连个闲职也没捞上。”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尹雪艳牺牲，对尹雪艳却毫无影响。她在台北高级住宅区的新公馆“很快的成为她旧雨新知的聚会所”，她仍然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台北的新兴实业钜子徐壮图依然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什么余经理、周董事长也争相来到这里，昔日百乐门的老相好吴经理也不顾“眼泪从他烂掉了睫毛的血红眼圈一滴滴淌下来”，在牌桌上奋力搏杀着……　

白先勇曾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写了许多书，其实也只在重复自己的两三句话，如果能以各种角度，不同的技巧，把这两三句话说好，那就没白写了。”《永远的尹雪艳》——也就是整个小说集《台北人》——要说的那两三句话，却不是白先勇说的，而是借用刘禹锡的诗《乌衣巷》，标于卷首：“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像《永远的尹雪艳》这样的小说，虽然写的是过去，却不是专供“永远”式的人物顾影自怜，而是给脚踏实地奋斗在今天的人看的。挽歌无疑是唱给今天的人听的。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是白先勇作品中的惊鸿一瞥，着重塑造了一个在上海和台湾当过20年舞女，绰号“金大班”的夜巴黎舞厅舞女金兆丽，展现了她微妙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尊严和真情的复归。小说问世后十余年，台湾电影导演白景瑞将其搬上了银幕，由姚炜、欧阳龙等主演。影片一上映，就在台湾连映数十日，场场爆满，成为当时的影坛佳话。几年前，《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又被改编成舞台剧本，由著名导演谢晋任艺术总监，刘晓庆主演金大班，在全国各地演出，金大班风华绝代而又洗尽铅华的形象重新出现在观众的视线中。2009年，晋身制片人的范冰冰推出电视剧《金大班》，经过改编的剧本不仅增加了多个人物，力邀周渝民、方中信、黄秋生、黄少祺等男星加盟，还新设了许多情节和冲突，让故事更加复杂。比起当年姚炜的沧桑况味，以及刘晓庆的妩媚风韵，范冰冰的娇艳美丽为金大班增添了些许青春气息。读过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一定会记得“一件黑沙金丝相间的紧身旗袍，一个大道士髻梳得乌光水华，高耸在头顶上；耳坠，项链，手串，发针，金碧辉煌地挂满了一身，她脸上早已酒意盎然，连眼皮盖都泛了红……”这是金大班的第一次出场。40多年来，三次被明星演绎的“金大班”，依旧是岁月斑驳光影下无法言说的传奇容颜。　

究竟是哪个女人触发白先勇的灵感，写下了这位华文文学里最令人难忘、看尽繁华的美艳舞女金大班？白先勇说：“其实金大班的原型来自于台湾‘夜巴黎’的丁大班，我也就去过那么一次，和丁大班也就一面之缘，但她那种能压场面的架势和八面玲珑的姿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白先勇笔下不朽的风情人物，就这样与他的现实生活不断交会，谱写着属于作家的虚实人生。　

《永远的尹雪艳》里的人物，除了主人公尹雪艳以外，就是匍伏在她裙下的那一群。　

对于尹雪艳，作者的嘲讽多于同情。“永远的尹雪艳”这个标题本身，讽刺意味就极明显，构成小说的基调，通篇的艺术描写都是扣着这个标题和基调做文章的。跟尹雪艳过从甚密的先后有王贵生、吴经理、洪处长、徐壮图，几乎都是家破人亡，一个好下场的都没有。这带血腥味的事实体现着作者的嘲讽态度。“永远”加诸于这样魔鬼、妖精般的祸水，不啻为刻意经营的画龙点睛之笔。　

对匍伏在尹雪艳裙下的那一群，作者的同情多于讽刺。嘲讽也是有的，主要责怪他们不该为色所迷。天堂有路不肯走，地狱无门闯进来。此外大抵是同情，具体地体现在对尹雪艳的嘲讽之中。且看小说里的一些描写：　王贵生犯上官商勾结的重罪，下狱枪毙的那一天，尹雪艳在百乐门停了一宵，算是对王贵生致了哀。　

尹雪艳离开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司及两个苏州娘姨。(徐壮图死后，尹雪艳却像“卧龙吊孝”似地前去吊唁)“尹雪艳却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一时灵堂里一阵大乱，徐太太突然跪倒在地，昏厥了过去。”而且，“当晚，尹雪艳的公馆里又成上了牌局，有些牌搭子是白天在徐壮图祭悼会后约好的。”　

综上事例，不难看出作者的态度既有同情又有嘲讽，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作为旧时代的挽歌，当然流露出某些悼亡和依恋的情绪，然而，这并不意味作者是复旧派，企图力挽狂澜，拨动时代巨轮倒转。小说明显的嘲讽倾向也证明了这一点。作者笔下的尹雪艳、金大班，不是遗老式的抚今追昔，一唱三叹，而是以明确的倾向性描摹历史的图画，启发人们对生活进行缜密的思索。它的社会历史的认识价值远非那些泳物、悼亡一类的文字所可比拟。不管作家是否自觉，几乎一致的看法，白先勇是历史感和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　作为这篇小说的世界的主宰，尹雪艳被象征为幽灵和死亡。欧阳子《<永远的尹雪艳>之语言与语调》一文里说：“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一律平等，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比如颜色，这种象征意义就隐含于“红”、“白”两色。　

尹雪艳的基色是肃杀的象征死亡的白。什么“蝉翼纱的素白旗袍”、“翻领束腰的银狐大氅”、“一身雪白的肌肤”、“混身银白”、“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像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徐壮图闯进尹公馆，尹雪艳装饰一番，更突出了象征的“红”和“白”的对比。她穿着一袭月白短袖的织锦旗袍，脚下也是月白缎子的软底绣花鞋，奇怪的是，破例的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而且耳朵上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杀气腾腾，不祥之兆！后来，尹雪艳亲自捧一碗冰冻杏仁豆腐给徐壮图，偏偏又有两颗鲜红的樱桃，那把寸把长的银坠子在他眼前晃，更加浓了血腥味。徐壮图离开尹公馆，一身白色的衣衫的尹雪艳送他出来，果然“像一尊观世音”，最后把徐送上西天。此外，像尹雪艳对吴经理说的“我来吃你的红”，象征意义再明显也不过了。　

《永远的尹雪艳》不同于《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它不以故事情节见长，而以丰富多彩的语言取胜。它不刻意追求华美的词藻，却是色、香、味皆备，作者不仅熟悉尹雪艳、金大班生活的那个世界，而且善于以浓墨重彩再现那个世界。且以生活衣着这些细节来看，处处都突出了它的鲜明特征。　

如说“住”，则是“从日本人接收过来华贵的花园洋房”，“崭新的西式洋房，有个十分宽敞的客厅，容得下两三桌酒席”。　

如说“穿”，则是“蝉翼纱的素白旗袍”，“穿着紫貂，围着火狸”，披着“翻领束腰的银狐大氅”，还有“月白短袖的织锦旗袍”，“月白缎子的软底绣花鞋”。　

如说“戴”，则是“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　

如说“吃”，则是京沪小菜“金银腿”、“贵妃鸡"、“炝虾”、“醉蟹”、“鸡汤银丝面”、“冰冻杏仁豆腐”、“宁波年糕”、“湖州粽子”、“上海五香斋的蟹黄面”，“涂着俄国乌鱼仔的小月牙儿饼”。　

如果没有这丰富的有表现力的绚丽多彩的语言，尹雪艳、金大班生活的世界是无法活生生地映现在人们眼前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