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于文”　“经世致用”——读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学者、诗人。初名绛，清兵破南京后，为表立志恢复明王朝，遂改名炎武，字宁人。曾居亭林镇，故世称亭林先生。晚年，为避人陷害，又曾化名蒋山佣。

《与友人论学书》原是中年北游以后给朋友的一封书信，但以讨论治学为中心，具有严密的论析，可视为一篇论说文。它是顾炎武针对明代学术界存在的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而写的一篇揭露批判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把读书、做学问，视为与自己的品德节操相关联而密不可分的问题来对待，从哲学和人生观的高度来阐述问题，可谓高瞻远瞩，视野宽广。顾炎武生当明末清初的动乱年代，亦称“天崩地解”的时期。明末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危机，激发了年轻的顾炎武去深入思考，用时代的要求去检验传统的精神文化遗产，探索社会前进的动向。后来，他在治学方面形成的一个突出主张就是“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特别是反对在明代深有影响的王守仁学派的空谈性命之学。同时，他又批判宋代理学的某些主张，认为宋儒所倡导的理学是与孔子的设身于经世之学而明理的根本主张相乖违的。他的这一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认为长期以来读书人不求经世致用之学正是造成社会无可用之材而引起朝政腐朽，社会动乱，民生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治学之道，就从这一核心主张出发，而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读书学习，探求致用之道，三十一岁时，投身江南抗清的斗争。失败以后，身入北方，一边考察，一边著书立说，研究社会和民族的复兴。在治学方面的根本主张，都凝聚在这篇文章里了。

全文分四个段落：第一段为全文的立论；第二、三段都是驳斥当今学者的治学态度的，但前者着重从治学的目的，后者从处世的态度上进行批评；最后一段进行总结，正面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主张。

第一段,“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近来往来于南北各地，甚受朋友们的敬重，向我这个无知的人请教。）“比”，近来。“往来南北”，清兵南下时，顾炎武在苏州参加了抗清斗争。失败后，往来于山东、山西、河北，陕西一带。“长”，年长者。“推”，尊重。“问道于盲”，向瞎子问路。这里指向我这个无知的人请教。“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我暗自感叹百余年来治学的人，常常谈心谈性，却茫然不解其意。）文章一开始，顾炎武便一針见血地揭露出空谈心、性这一学风。“窃”，私下。“百余年”句，指明代王守仁之后的一些理学家，如王畿、王艮等。此段是从破中来立。先表明自己与当时的治学风气持有不同的态度。“为学”“言心言性”，顾炎武是不赞成的。作者矛头所指的，是南宋的陆象山、明中叶的王守仁心学（他们把宋代理学以“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发展成以“心”为本体的体系，使之更系统优化、周密化和条理化，提出“天理”就存在于我心之中，“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理论）给后世带来的影响。

第二段，针对“今之君子”热衷于空谈心、性、理、命，反对博学多识，不注重经世之用和气节操守的修养的特点，以孔子、颜渊、子贡等儒家大师为例，进行批驳。①“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命运和仁德，孔夫子很少谈到。）此条出自《论语.子罕》原文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利益、命运和仁徳三方面的问题，孔子主动讲起的次数很少。）②“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天性和天道，子贡也没听孔子讲过。性和命的道理，孔子虽写在《易经》的《传》中，却未曾屡屡和人们谈起。）此条出自《论语.公冶长》原文是“子贡曰：‘夫子之文章，所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从未听说过孔子谈性与天道的问题。③“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他在回答子贡问怎样才可以称为士的时候，则说：‘持身要廉洁’；）此条出自《论语.子路》原文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孔子认为读书人的言行要讲求一个“耻”字。④“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关于如何治学，则说：‘爱好古代的文化典籍，用勤奋敏捷的态度去求得的。”“好古敏求”，爱好古代的学问，勤勉地探求。此条出自《论语.述而》原文是：“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自己说他不是生而知之的人，而是喜欢古代的文化，用勤奋敏捷的态度去求得的。用这一条来批驳对方空虚不学的作风。⑸“其与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他和学生们谈话，凡是尧舜心心相传的所谓‘危微精一’的说法，一概不讲，却只讲尧舜所讲的“信守中正之道，不偏不倚的正确，如果天下人都陷于穷困，上天赐给你的统治权也就永远终止了。”）“举”，凡。“危微精一”，指为尧舜禹心心相传的精微之道。“但”，只。“允”，确实。“天禄”，上天的赐予。王学的弟子好作危微精一之说，这一说法，出自《尚书.大禹谟》原文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人心”总是充满了一切欲望的，所以不会安定；“道心”，充满了义理的思想，但却很玄妙，要真心诚意，不偏不倚，都不能过分。据说这是尧传舜，舜传禹的话。但顾炎武却举出《论语.尧曰》里的一段话来批驳，他说《论语.尧曰》记载尧向舜传告的话中并没有讲前面“危微精一”的一番话，而只讲了“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孔子很重视保持不偏不倚的正确，特别说到如果天下四海都陷于穷困的话，那么上天赐给你的统治权就会永远终止。证明了王学弟子所追求的“危微精一”之说的不可靠，更不是孔子所提倡的，相反，孔子倒是关心国计民瘼的。“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啊，圣人的治学之道，多么平易而且可以遵循啊！）　

因为《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的权威经典，所以顾炎武摆出其中的言语作为论据，既充分驳斥了心学的虚伪空疏，又借以树立了自己的观点，具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但作者的论析并没到此为止。针对心学的崇尚空谈而不务实际的学习，他又从《论语》等经典中列出四条论据，来论证学习的正确态度和方法。“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所以说：要下学平易之事，上晓精深之理。颜渊可以说接近于圣人了，尚且说：需要用各种文化典籍丰富我的知识。）“博”，使我渊博。使如动词。①是《论语.宪问》的“下学而上达”。学习要不惜刻苦，脚踏实地，从初步学起，才能通达高深的顶端。②是《论语.子罕》的“颜渊喟然叹曰：‘……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说明孔子重视教授各种知识，使学生知识广博而不钻牛角尖。“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孔子告诉鲁哀公，辨别善恶的功夫，在于首先广泛地学习。从曾参以下，纯厚诚实没有比得上子夏了，而他在谈到仁的时候，则说：‘要广泛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并且要志向专一不移，恳切地问自己不懂的问题并思考切实有用的事情。’）“其”，指孔子。“哀公”，鲁哀公。“明善”，明辩善恶。语出《礼记.中庸》。“曾子”，孔子弟子曾参。“子夏”，孔子弟子卜商。“笃志”，志向坚定。“切问”，切实发问。“近思”，不作空想，所想切近。③是《中庸》里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政的一段话：“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孔子认为是非善恶都分不清楚，谈不上诚身修行，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先之以博学”，要用广博的知识来培养明辩善恶是非的能力。④是《论语.子张》里子夏所说的话：“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广博地学习，专诚的目标，切实地提出问题，脚踏实地地思考，四者互相关联，都是要加以重视的。

以上为第一段的第一层，文章举孔子的言论来证明当时士人空谈性命之学不是真正的儒学，作者从“行己有耻”和“好古敏求”两个方面说明治学要把握正确目标和正确途径。

第二段重在以“今之君子”与古圣贤作对比。首先是态度的不同，“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聚集宾客弟子中的学者数十百人，这些人好比草木一样，是有区别的，却一概同他们谈心谈性。）“门人”，弟子。“学者”，求学的人。“区以别”，加以区分。现今君子的作法，是沽名钓誉。其次是方法上，他们“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抛开通过反复学习并且谨记不忘，以求达到以一理贯通万理的方法）“识”，记住。在方法上又违背了孔子的“博我以文”的博学主张。再次从治学的目的看，他们“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放着天下人都陷于穷困不讲，整天谈论危微精一的说说教。）这又是违背孔子所说的“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话的。通过对比，显示出他们的教义与儒学的真谛的根本不同，作者借用《论语.子张》里的“譬诸草木，区以别矣”一语来愤怒指责他们是物以类聚。最后，又以不无讽刺的口吻说他们的主张和做法“是必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tiao1）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这必定是想表明他们的道比孔子还高，他们的学生比子贡还强，他们是超越孔子而迳直承接尧舜心传的人。对此我不敢苟同。）“祧东鲁”，不以孔子为祖。“东鲁”，指孔子，孔子是鲁国人。“二帝”，指尧舜。“弗”，不。这里表示了作者的主张与他们的判断不同。

我们知道，一个学派的学术思想不会总是停止不前的，儒家学说被后代人做出种种解释，说明他们为着自己的需要，总是在发展着或改造着原来的学说。汉儒是如此，宋儒也是如此，顾炎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顾炎武的思想具有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成分。他的思想理论，与孔子的积极入世，改造社会是一致的，所以他能引用孔子的许多言论来论证自己的主张，但是孔子并非完全不讲性、命；至于仁，讲的就更多了，因为这是他的政治理想的核心，孟子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所以第三段，顾炎武必须在论述上顾及到这一点，留有余地，避免偏持一端而遭驳难。

第三段,一开始就承认《孟子》一书言心言性是很多的。“《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王、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孟子》这本书，谈心谈性，也够反复不休的了，至于万章、公孙、陈代、陈臻、周霄、彭更等人所问的问题，和孟子的回答，）“谆谆”，教诲不倦。“万章……彭更”，都是孔子的弟子。这开始是承认《孟子》一书了，但随即拉了回来，与孟子讲“出处去就，辞受取与”的地方相比，证明孔孟更重视“行己有耻”的问题。“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则常常在于出仕和退居，离去和就任，辞退和接受，取得与给予这些问题之间。）“出”，做官。“处”，隐居。“去”，辞官。“就”，接受官职。“辞”，不接受。“受”，接受。“取”，受人礼物。“与”，给人礼物。顾炎武接着举出了《孟子》一书中的例证，一是孟子肯定伊尹的“千驷一介之不视不收”；另一是孟子对伊尹、伯夷“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的赞扬。“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之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像伊尹这样的大圣人，尧舜那样的国君和臣民的威德大功，而他们道德的根基就在于大至千辆四驾的马车，小至一根草芥的不看不取。伯夷、伊尹和孔子是不同的圣人，他们相同的地方，则是通过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而能得到天下也不干。）“伊尹”，汤时的大臣。“元圣”，大圣。“驷”，四匹马共拉一个车子。“介”，同芥，细物。“伯夷”，商代末年孤竹君之子，不赞成武王伐纣，商亡，不食周粟，与其第叔齐饿死于首阳山。“不辜”，无罪的人。实际作者并不赞同伊尹、伯夷的思想，认为他们不同于孔子，但他们的一言一行讲究有“耻”，讲求品德和节操，这是作者所赞同的。“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zhi1）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也。（所以，性呀，命呀，天呀，孔子很少讲，而现在的君子却经常谈到。出处、去就、辞受、取与的分别，孔子、孟子经常讲，而现在的君子很少谈到。虽然说作到忠和洁还没达到仁，可是他们不知道不忠和不洁而能够谈论仁的人是没有的；虽然说不嫉妒不贪求还不能完全实现道，可是他们不知道一辈子既嫉妒又贪求而能够谈论道的人，是没有的。对此，我不敢苟同。）“清”，洁身自好。“忮”，嫉妒。“求”，贪求。

第四段，作者总结以上的论证，用自己的语言来阐述“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的两条根本主张。按作者的说法，“言耻”为做人的根本；而不从古人那里去追求广博切实的知识，他的学问就是“空虚之学”，从而再次批判了那些空谈性命的迂儒。“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我所认为的圣人之道是怎样的呢？是“广泛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是“持身有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从个人以至于天下国家，都有学习方面的事可言；从子与父、臣与君、弟与兄、友与朋以至于他们之间的出入、往来、辞受、取与，都有廉耻方面的事存在。）“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廉耻对于人关系十分重大！圣人不以粗衣劣食为耻，而耻于百姓平民不能接受自己的恩惠，所以讲：“天地万物都备具于我，我则应反躬自省，要求自己真诚纯一。”）“恶”，粗劣。“匹夫匹妇”，普通男子和女子。“被”，受。“泽”，恩泽。“反身”，反省。“私”，私下。“起”，启发。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啊！士如果不先讲求廉耻，则是没有道德根基的人；不爱好古代的文化典籍而且学识广博，则是空虚之学。以没有道德根基的人，而讲空虚之学，我看他们即使天天追随侍奉圣人左右，但距离圣人则愈来愈远。虽然，这不是我所冒昧陈辞的，姑且将微小的管见，私下讲给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求得大家对我的启发。）

《与友人谈学书》把读书、做学问视为与自己品德节操相关联而密不可分的问题来对待，从哲学、人生观高度来阐述问题，真为高瞻远瞩，视野宽广。本文揭露和批判了明代以来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提倡为学应“经世致用”，以征实为本，主张博学多识和重于气节操守的砥砺，以“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为训。这不仅对扭转明代以来的不良学风有积极意义，而且开启了清代经世致用的学风。

本文艺术特点：

一、大量引证儒家权威经典以说明自己的见解作为论据，批判近儒的乖违孔孟立场和思想的人。

二、论证严密，行文周到，逻辑严谨，论辩性强。第二段的正反对比，“是故”以后，用“夫子所罕言”与“今之君子之所恒言”对比；反过来，又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与“今之君子所罕言”对比，看出两种思想态度的绝不相同，论辩性强。

由于时代和作者世界观的局限，该文对孔孟之道全面肯定，并为楷模，言之过分，实为不足之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