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亲自出马

二姐夫回到北京如实汇报了这次失败的宁夏之行，而且提出建议，认为既然如此就不如放弃我的上调，改为先考虑把我在陕西的两个弟弟调上来。

我的大弟弟在山西运城插队，小弟弟在陕西。因为小弟弟所在的地区更穷！一年下来的工分，连自己的口粮都换不到。好像知青们的每天工分只有3分，实在少得可怜。预算是已经在前几年想办法，将他也转到了山西的绛县。

二姐夫的建议本来不错。只是母亲当时还是考虑想先解决我的问题。主要我的年龄一年年大起来，而且离家又早，一转眼已经在兵团呆了八年了。

八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场遥遥无期的等待，相当于一场抗日战争的时间！母亲是很清楚我那段时间的思想情绪的。我那几年已经变得非常消沉，工作不积极，思想也不要求进步了。自从开始恋爱以后，又因为秦达远影响了我的入党，我就更加变得看破红尘的玩世不恭起来。每天都在混日子，一有机会，不是往新城糖厂跑，就是骑着自行车去四团。

那倒是我们情感最好的一段时间了，可谓如胶似漆。有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味道。半个月可以见一面，可我还是会三天两头给她写情书。她回信不多，大约总是我去三封，她回一封。那些信，我是早就不知道丢在哪里，或者是销毁了。可我给她的信，却似乎还被她保留着。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有了爱情的支撑，我恐怕真是坚持不下去了。

母亲没有放弃，她开始为继续这件事做新的准备。

我的母亲是个意志很坚定的女人，她会为了达到自己一个目标不懈的努力。她为人热情，很愿意帮助他人，这个特点给她创建了很好，很广泛的人脉关系。

还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出现了，就是我母亲在73年五一后回到了工作岗位。她是通讯兵部无线电情报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兼所长。当年张国林活着的时候，经常和我开玩笑说，我的妈妈就是个“女特务头子”。其实严格的讲，也他没有说错。母亲的确在从事国际无线电情报的收集和研究、破译的领导工作。那，的确是一种谍报工作。她的军衔相当于正师。

为了可以顺利把我弄出来，母亲动用了大量的关系。她先设法找到了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从那里了解了这次全国户口冻结的情况。她必须先搞清楚，这次的户口冻结时间究竟有多久？如果必要，她就要搞到公安部的准迁证明。

母亲和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江华，是非常好的老战友。就是通过他，母亲建立了与公安部的上层关系，并拿到了一封特批的户口准迁证。

母亲在北京做的第二个准备是去农垦部。她要了解兵团不开“上调口子”，这个文件的来龙去脉。在那里，她得知部里并没有这样的文件，那只是中央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的基本精神，具体执行可以由各地和各单位自行决定。我们兵团的这个文件，实际是兰州军区下达的。

母亲了解这个情况后，又赶到了总后勤部。她知道兰州军区这样的文件，应该是向中央备案的。按照程序，是向后勤部备案，因为建设兵团不是战斗序列，是属于后勤部管辖的。不出所料，母亲在总后勤部查到了这个原文件，而且发现这个文件规定并不是很死板的。这个可以灵活掌握的权限在我们农五师。

在北京紧锣密鼓的跑了几个月，全面了解了情况，并有了充分把握后，母亲在73年的夏天，亲自赶赴宁夏。

她和李老太太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去年，就是72年，李老太太为了秦达远的申诉去过北京，而且就住在我家里。母亲来后就住在李家。

两个母亲又仔细商量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最后决定先去解决户口问题。因为母亲的手中已经有了一把“尚方宝剑”，就是那份公安部出具的准迁证。

李老太太委托她在新市区一位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将公安分局局长请了出来。

他们四个人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母亲拿出了那份准迁证。那位分局长看了后说，有这份东西户口迁出已经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没有接受地区的许可证，将来一旦在那边落不上，就退不回来了。母亲当即表示，只要这里同意把这两个户口迁出，以后绝对不会回来找麻烦。那位分局长也很爽快的同意了，并告诉我母亲，只要两个孩子在兵团拿到人事调动手续，就可以来办理户口。

接着，母亲让我陪她去了我们五师师部。

母亲直接找到了师政委的办公室。门口的警卫拦下我们，母亲出示了自己的证件。警卫马上进去通报了。我们的林政委亲自迎了出来。母亲命令我留在外面等，她自己进了林政委办公室。

不料，她这一进去就是三个小时。我在外面急的团团转，很想闯进去。可这一点理智还是有的，这毕竟是师政委的办公室。

门口那位警卫笑着对我说：“进去的那位首长是你妈妈吗？你妈真严格，亲儿子都不准跟进去。你别急啊。我马上下岗了，要不等我下岗了，你到我宿舍区等吧？”

我苦笑着摇摇头，谢过了他的好意。

我们是吃过中午饭来的，居然一直到夕阳西下，门口警卫也换过了岗，母亲才在林政委陪同下走出来。

“老林，咱们可说好了。你下次去北京开会，一定记着到我那里去坐坐。”

“老首长，你就放心。我一定会上门拜访！还有，麻烦你和老政委打个招呼，我有机会去苏州，一定会去看望他。”

……

他们两个说说笑笑的走出来，我却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又不好问。直到我们坐在林政委专门派的吉普车上，我才有机会问母亲。这一个下午，他们究竟在谈什么？是不是事情不顺利，所以一直没有谈好？

母亲笑着告诉我，他们是在聊天。

原来我们的林政委曾经也是华东野战军的，而且和我母亲在一个部队。只是时间上有差异，林政委调进，我母亲调出。可无论怎么样他们还算是同部队的战友。因此，林政委马上答应了关于我的问题。剩下的时间，两个老战友只是在“侃大山”！我可是急的在外面转了半天的磨！

母亲告诉我，林政委刚才已经当着她的面，分别给一团和四团的团长打过电话，明天直接去两个团办理相关手续就可以了。本来林政委要派这部车给我母亲专用，被她婉言谢绝了。母亲对我说，有部车当然非常方便，可这次不是住在军区招待所，而是住在李家。这样用车，司机会很不方便，还是自己想办法好。她已经和林政委说好了，叫司机把我们送到新城糖厂就可以了。

事情办到这个程度，剩下只是程序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