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我受浩劫的冲击回到老家。为了不让姐姐遭此厄运，1968年夏天，她与同学一起去了内蒙古巴拉亥建设兵团。这年冬天腊月二十几，一位友人——兵团战士来河北探亲，要回巴拉亥了，我正好与他同行去看望姐姐。

那时，火车车速很慢，况且北京至兰州都是单线。到巴拉亥有两条线路，坐快车从北京到磴口下车，再乘汽车可到达；另一条是坐慢车从包头下车，再倒车到宿亥下车，步行六七里沙路，穿越黄河，再步行六七里才能到达。为了省下几个钱，我们选择坐慢车。

到包头已经很晚了，下车后，只见候车室满是旅客。随便找了个插脚的地方，把提包一放，坐在上面靠着墙就睡着了。不知寒风是从哪里吹进来的，只觉得很快就冻醒了。站起来跺跺脚，又坐下继续睡。说是睡，其实就是打个盹。如此反复，终于挨到了天亮。

大约上午八点，又转乘包头至兰州的慢车。这一晃悠起来又是一天。直到下午六点左右，才到达宿亥。下车时天气格外晴朗，没有一点风。铁路高出地面许多，整个车站只有一间小房子，连个站台都没有。站在路基上，夕阳即将西下，极目远眺，四周都是茫茫大戈壁。下车的旅客屈指可数。

我们向西南方向步行。在我看来，是没有路的，到处都是黄沙。友人指着沙子少的地方说，这就是路。黄沙中有一簇簇植物，是丛生的，二尺多高的细干。友人介绍说，这是红柳。我觉得跟内地的柳拨子差不多。

转眼间，夜幕要降临了。

“走快些，最好在天黑前赶到黄河边。”友人说。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

“从磴口走有桥，这么走没有。”

“啊？！怎么过？”

“从冰上走。”他平静地说。

“我不走了！回候车室住一夜，明天再走吧。”我一听要从冰面上走过去，害怕极了。

“你往回看看，还能看见路吗？”

我回过头，黑呼呼的一片。也是的，咋办？硬着头皮跟他走吧。我把两个包的提手绑在一起，挂在肩上，前后个各一个，这样还略微显得轻松些。

“快到黄河了。”友人说。

“你看见了吗？”我不明白。

“你听，有声音了。”

“什么声音？”

“咔嚓声。”

“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

“天气一冷，河面就结冰了。再冷，冰面就开裂了，发出咔嚓的的声音。”

我仔细一听，果然听到了。“裂缝大吗？掉下去咋办？”

友人笑着说：“那就喂鱼呗。”

我急了，“我不走了！”

他忙安慰我，“是掉不下去的。”

终于来到黄河边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冰面略微显得白亮些。我小心翼翼地迈着每一步，稍不留神就摔个屁墩，生疼生疼的。开始摔倒还能自己起来，后来就起不来了，还得友人拉一把。走着走着，那冰裂的声音越来越大。有时是由远及近地传来，有时是由近及远地传去，无论怎样传，都让人撕心裂肺。有时脚踩在冰缝里，又是一个跟头……“远道没轻载”，一点不假。一会儿把提包换个肩，一会儿又换回来。起风了，飕飕的寒风袭到脸上，真是刀割一般。怎么办？咬紧牙关也得走呀。友人说；这风不大，风大了你睁不开眼。

不知道走了多远，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左侧的天边亮了些，一会儿月亮升起来了。我判断那是东方。虽然不是满月，但是或多或少给人一丝安慰，我时不时地看看月亮，似乎减少了一些恐惧。忽然，我发现东边不远处有水波在流动，直觉告诉我：那一片河水没有结冰。“啊！”我惊叫起来，哭着说：“我再也不走了！掉到河里怎么办？”友人也不敢开玩笑了。只好顺从我往后退了一段，往西绕了一段，才又往南走。他边走边说：“你看看，这里没有水吧。”我哭着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没有桥？不然我是不会跟你来的……”说归说，不走也不行，是没有退路的。又走了一段，友人告诉我，过了河中心。我还是不放心，“是不是结薄冰的地方会掉下去？”“没有事的。”他仍然在安慰我。不知走了多久，不知摔了多少跤，眼前的颜色变成灰黄色——啊！终于到了黄河岸边，我们走过了五六里的冰面。我的心瞬间轻松了许多——命总算保住了！

那冰裂的“咔嚓”声渐渐远去，但我一听见仍然心有余悸。上岸后，我们放下提包小憩。这时，月亮虽然升高了许多，但我是分辨不清哪里是路的。友人也只是凭星空辨别方向。不知往前走了多远，前方好象有光亮在晃动。友人说，战友们来接了。我不信，以为他还在哄我。不多时，隐约传来一点声音，风大听不清楚。又过了一会儿，听清了：班长——他们在喊。原来他是个班长。他答应着，几个战士终于来到我们面前。接过提包，我心里塌实了，轻松了。又赶了一段路，终于到达了巴拉亥兵团连队值班室，看看表，11点多了。值班战士把我领到姐姐的宿舍，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拥抱在一起，默默地哭……

从宿亥到连队驻地竟然用了5个多小时。夜渡黄河使我真正体会到了艰难和危险。这一年，我十四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