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是湖南，但很早就随父母一起来到了北京。记得我们一家1950年来北京的时候我只有5岁。

当时，父亲虽说是刚调到铁道部的工程师，但因为我们家人口众多，父母、外婆，加上我们五男二女共七个孩子，一家十口，都靠父亲的工资生活。因此，父亲买不起房，只能到处租房住，租的都是大杂院、平房。我们在大杂院里住了40多年，直到1996年才由单位分房而住进了楼房。我住过的大杂院曾经发生过许多故事，有的让我终生受用，有的像恶魔伴随了我的大半生。因此，我对大杂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就是既爱又恨，爱恨交织，说不清道不明。

我家住过的第一个大杂院在北京东城区北兵马司胡同，那是我家第一次住大杂院。

我们住进这个院子的时候，已经是北风呼号的隆冬季节了，我妈妈不会用蜂窝煤炉子，既没有把蜂窝煤边上塞满炉灰渣子，又没有安装风斗。晚上，我们一家都中煤气了。妈妈跌跌撞撞爬到屋外，把所有窗户和门打开，又用尽全身力气把我们一个个拖出屋外。幸亏发现得早，我们只得了轻微的煤气中毒症，头疼、头晕，还有点恶心。不过，我们都还小，没多一会儿就过去了。

第一次住大杂院，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好恐怖的大杂院呀！

在这个大杂院住了可能不到一年，我的二哥和唯一的一个姐姐相继去世了——都是因为没钱而耽误了治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那时我们还小，根本不理解妈妈为什么那么伤心，悲痛欲绝。好悲伤的大杂院呀！

这个大杂院给父母留下的只有痛苦和悲伤，于是，爸爸决定搬家。没多久，我们搬到了前门外打磨厂大街好景胡同去住。

这是一个两进两出的大院子，住了八九户人家，我们一家除了已经去世的哥哥姐姐，也还有八口人住。不过，我们这个大家子还算不上这个大院的“首富”，人口最多的是陈大妈一家，她家光是孩子就有9个，和我们兄弟几个的年龄都差不多。

我们一家在这个大杂院里住的年头最长，大约有十五六年之久。

这个大杂院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前院人最好，后院人最次，两极分化，人品差别咋就这么大！

我哥哥结婚的时候，妈妈已经被红卫兵轰回了老家，大哥的婚礼是我们哥们几个和院里的街坊给操办的。我们没钱在外边饭馆里请客，就在院子里办的酒席。说是酒席，也就那么几个菜，红烧肉、拌黄瓜、鸡蛋卷等。我还露了一手，做了一个鸡蛋卷，其它的菜基本都是隔壁的苏大妈给做的。

我们哥几个都少不更事，不懂礼节，既没有挨家挨户送喜糖、点喜烟，也不会说道谢的吉利话，还要把房子腾出来给哥哥嫂嫂作婚房，我们都跑到陈大妈家里去住。

我的*弟弟酒不胜力，晚上就吐了个七荤八素，都吐在陈大妈的床上了。喝，那叫一个恶心！黄的绿的，人看着都想吐！可陈大妈一点都没嫌弃，把吐脏了的被褥抱出去，又换上一套新的被褥给我们铺盖。

我在1978年底的时候，随着知青返城风也办了病退，理由是高度近视。有关单位的证明也开好了，可是人家还要一份北京街道办事处的证明，而这份证明需要我曾经住过的大杂院里的邻居证明其真实性。我想，我找谁呀？对，就找街坊苏大妈！可人家姓甚名谁，我一概不知，不成，九十九拜都拜了，还剩这最后一哆嗦，怎么也得搏一搏了。于是，我写了一封信，信封就写上“苏大妈收”。嘿，苏大妈真收到了这封信！街道干部来调查，苏大妈又说了半天好话，说我戴个酱油瓶底厚的眼镜儿，走路不小心都得碰电线杆子。由于苏大妈是街道积极分子，她老人家说的话具有极高的真实性，街道调查通过了，我也顺利地办成了病退！

后来，我慢慢知道了这个大院有着极高的文化底蕴，住了很多名人、半名人。

陈大妈的长子是陈大章，中国著名国画家，我们都管他叫“陈大哥”；陈家老四，我不知道他的大名，但我知道他是北京象牙雕刻厂的工艺师、中国著名牙雕大师；陈家小妹，和我同岁，是著名琵琶演奏大师刘德海的高足，后来也成为了著名琵琶演奏家；陈大妈的二女儿，是甘肃省京剧团著名老旦演员。后院的刘老师两口子，都是外贸部的翻译，刘老师的夫人是俄语翻译。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学的俄语，还跟莫斯科的一个中学女孩儿建立了通信关系，有了问题。我要经常向刘老师的夫人请教。

我后来才体会到，我在这个院子里受到的文化熏陶，使我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甚至对于我的业余爱好，都大有裨益。

比如，陈家小妹学的是琵琶，她经常在院子里弹奏，我慢慢地也喜欢上了琵琶，直至后来举一反三，酷爱音乐。

我一开始也是瞎听，就觉得那声音好听。因为她和我年龄相仿，她就给我讲了点儿琵琶的知识。原来，她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上学，专攻琵琶。我后来又看了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才略微知道了弹奏琵琶敢情有那么多讲究——什么拢、抹、挑、捻，我是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呀，只记得“大珠小珠落玉盘，未成曲调先有情”等句子，它们和陈家小妹弹奏的琵琶曲竟然混为了一体。

后来，陈家小妹又建议我去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举办的星期日练习演奏会。这种演奏会还收钱呢。不过，只收大概毛儿八七的，可我这毛八七的上哪儿弄去?没辙，只有省早点钱呗！我从前门住家走到祖（鲍）家街的中央音乐学院排练场去听两个钟头的师生演奏，饿着肚子也值呀！

在这种彩排式的音乐会上，我还有幸听到了学校师生合奏的《弦索十三套》中的《将军令》、《阳关三叠》等流芳百世的著名古典乐曲。　我上高中时，对音乐也是非常痴迷的。

我家住在前门，每个周六晚，北海公园都有音乐茶座。茶座是在临近后门的一片小树林里举办的。用几根绳子一圈，放上几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有一壶茶，再放点儿唱片儿，您一边喝茶一边听音乐。您要是进去听再喝茶，一毛五一位。咱不是没钱嘛，就走着从前门到北海公园后门，打一张门票，在圈子外面听行不？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贝多芬、舒伯特、格里格、柴可夫斯基……

这又了不得了，又喜欢上了西洋古典音乐了！

高中时的暑假作业不多，闲得无聊，从同学那里借来看了一本《西洋十大音乐家的故事》，大概有个十几万、二十来万字吧。看完了，还不舍得还人家，干嘛耶？抄书！把这本书抄下来！我用一本自己从来没有舍得用过的笔记本，一字一句地抄，一天一天地抄，不到一个暑假，居然把这本书抄完了。喝，我这高兴！不但知道了海顿、莫扎特、柏辽兹、肖邦、瓦格纳、舒曼、李斯特……还练了一手好钢笔字。这为我上山下乡到宁夏农建十三师当老师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生们都喜欢我的板书。我的一个学生后来在永宁县教书，她的板书写得也非常漂亮，她一再感谢我，说我当年写的板书给她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她后来就一直模仿我的板书字体，直到今天。我还真有点自豪！

我的这个爱好，对我后来从事的码字工作还是挺有帮助的。我采访林三师北京知青、著名作曲家温中甲、国家体操队舞蹈教练刘全锦、著名舞蹈编导、李连杰原来的岳父黄伯寿先生、台湾著名电视女演员李欣等演艺界人士时，多亏了有一点音乐的爱好，才使采访不至尴尬。

我的这个爱好，还使我交了很多好朋友。我的一个球友，听说我喜欢古典音乐，经常跟我聊天，还送了我一盘他的长笛独奏曲。原来，人家是中央广播交响乐团的独奏演员。他送我cd，完全是因为我谈到了我喜爱原中央乐团的首席长笛李学全，而李学全正好是他的恩师。他说，李学全老师已经仙逝10来年了，想不到还有一个业余爱好者记得她！

我爱音乐，我会一直爱音乐的，直到地老天荒!为此，我要特别感谢大院里的陈家小妹！

这个大院，也有让我特别痛心、特别憎恶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住在前后院之间。妈妈为了跟后院的邻居搞好关系，经常给邻居一些自己腌制的腊肉，给他们的孩子一些我们穿剩下的衣裤。但是，这并没有减轻一个赵姓邻居对妈妈的仇恨。她恨我父亲是工程师，恨我母亲有文化，又是个湖南的名门闺秀。她对我妈妈的一切都恨！她说我妈妈是想堵邻居的嘴，好让红卫兵不来声讨妈妈这个反革命家属（那时，爸爸因被错判成反革命，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后来爸爸虽被平反，但给我们一家造成的损害是无可估量的）。她不但骂骂咧咧，还真的就把红卫兵找来了。那帮屁事不懂的孩子，把我妈妈踢了个光头，撕了她的户口本和粮食关系转移证明（妈妈本来也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准备回老家湖南了，户口转移证和粮食关系转移证都开好了），轰她老人家回老家，我妈妈成了地地道道的黑人黑户!这个该死的赵姓邻居，在我妈妈被轰回老家后不久，马上就搬家了，她怕我们家这几个大小伙子找她算账。

后来，我和夫人带着两个孩子返京后没有房子住，就暂时住在我岳母所住的大杂院里。

这是一个百十号人家的大杂院，对外的名字叫“北京工业学院宿舍”。这个院子挨着刘伯承元帅的住所，我岳母住的房子还听说还是清朝大员吴三桂的会客厅。这个房子很高，很豁亮，房间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是36平方米，我岳母、岳父加上我内弟住在36平方米的房子中，但是没有我们一家四口人的立锥之地，我们一家四口只能住进岳母家废弃的小伙房里。那是一家自建的小厨房，恐怕连三平米都不够。我们返京时从宁夏带回北京的床板都放不下，我只好把床板锯了才能勉强搭进伙房，我们进屋就得脱鞋上床，孩子也得在床上的被子垛上写作业，我呢，只能在孩子写完作业后，趴在被子垛上写点小说什么的。我在被子垛上写的一篇小说《全国最小的官》还获得了《北京晚报》“一分钟小说征文奖”呢！

大杂院呀大杂院，你带给我多少难忘的回忆，我的爱恨情仇，都融化在这爱恨交织的大杂院里了！我那永远的大杂院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