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了怎么办？无非道歉、祈祷和忏悔。

作为常人，两个人面对面说一声对不起，或者负荆，或者赔款，然后尽释前嫌，握手言欢，这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纵然是杀父夺妻，终究成了过去，接下来相逢一笑，生活继续。

作为国人，一个人对着佛祖或菩萨，点上三柱高香，默诵几遍菩萨保佑，毕竟我佛见多识广大肚能容，这样一切罪恶就都被赦免了。但究竟赦免与否，佛祖并不会说出来，对方也完全不知道，只是自己心理安慰了而已。再深入想，假如就因这三炷香而真被赦免，总觉得这佛也太好糊弄了，因为这过程实在更像行贿。

如果是洋人，自然更多的是忏悔。对着上帝或对着上帝的使者，将作恶的事诉说一遍，总会得到一句赦免的承诺，这个过程更实在些。然而，上帝无言使者不语苦主不晓，赦免后会怎么样呢？受害者无从知晓，作恶者从此解脱。如果作恶者将忏悔和赦免看做一个新的起点，从此就可以心情轻松的接着作恶，那这样的忏悔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当然还有第四种做法，那就是长久的沉湎于作恶的记忆，不断的受到良心的谴责，并进而达到近乎崩溃的地步。这就是电影《16点十九分的火车》告诉我们的故事。

艾提尼?布莱德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并是一个16岁孩子的父亲。他显然是个好人，因为一直受人尊敬。但是，他却遇到了一件良心放不下的事。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坐上16点19分的火车回家，火车上他遇到了一群年轻的流氓咋咋呼呼从他身边走过。之后，这群流氓在前面拦截了一名妇女，并在几个乘客眼皮底下实施了最残暴的强啊奸。应该说，这个做恶现场并不在教授的同一节车厢，但他显然听见了整个过程，也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说实话，这个过程，教授和仅有的其他几个乘客一样，一开始也感到震惊和愤怒，但终于也没采取什么行动。只除了教授颤抖着掏出手机试图报警，然而当又一个流氓路过他还是没报成，因为他怕流氓看见赶紧将手机藏了起来。几分钟后，他也像其他乘客一样，赶紧在下一站匆忙下车离开了。

整个过程也就是几分钟。下车后他的恐惧犹在，当终于敢报警了，但他看到另一个男乘客已经报了。然后他疯狂的跑遍整个车站，试图找人采取行动，然而整个车站空无一人。看看远去的火车，想想接下来的约会，教授最终还是放弃了努力，搭上一辆出租车走了，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然而毕竟发生了什么。因为他还一直沉浸在这种见死不救的回忆里，并深深感到这是一种耻辱。尤其是当他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知道受害人是一位自己很熟悉，且学业很优秀的学生的时候，这种罪恶感就更加强烈。

接下来，一切都变了。作为教授，他不能再坦率的面对讲台下莘莘学子的眼睛，匆忙从课堂上逃了出来去探视这个仍在昏迷的受害者。作为医生，他多次逃脱自己的诊所，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再没资格安慰病人。作为同事，他觉得为自己的耻辱做些什么，比发表一篇论文更紧迫。他曾试图和警察坦诚，但想到见死不救要面临的五年徒刑，他还是选择了沉默。他曾试图一个人找出真正的罪魁，但他探访那群小流氓的驻地的结果，只是被结结实实的揍了一顿，被打的头破血流，并被抢走了钱包和证件从而更彻底的暴露了自己。他也曾试图和妻子坦白这件事，但耻辱感还是让他无法开口，最后不得不编一个故事将自己变成第三者。

要说他经历的这一切，别人也在经历着，这就是那位在他之前报警了的男乘客。他尽管试图躲避，但还是在车站相遇了。俩人讨论的结果是：这样的案子很难破案，因为从来不会有人出来作证。要求得自己心安，只要对妻子承认就好。

也许是他从这次相遇里找到了办法，也许是他看到了家庭破裂的危险，在又一次浑身是伤深夜而归的时候，他终于向妻子坦白了真相，并很快得到了妻子的谅解。很显然，妻子的谅解比路人的安慰更有效，以至这位教授真的认为这事就要过去了。

然而很快16岁的女儿也知道了真相，而女儿的态度却完全不一样。她为父亲的怯懦感到耻辱，她觉得自己没法面对同学，她羞辱了父母一直以来的教导，甚至开始怀疑整个社会和自己的人生。---受害者的目光也许不会忘记，但毕竟不会时刻面对。而女儿的不屑却无法回避，而且是每时每刻。

面对见死不救的罪责，衡量被流氓报复的风险，丈夫的痛苦也许妻子理解，父亲的处境却难以平复女儿的愤怒。就在那场全家争辩中，道德和法律，人性的纠结，良心的本善，现实的恐惧，自保的私立，就这样摆在了一起，最后女儿的单纯获胜，父亲终于选择勇敢的面对警察，好让这幅沉重的良心债最终得以解脱。

如果说这个故事只是故事的话，类似的情节现实里一直都有。就说环法自行车七冠王阿姆斯特朗，最后因兴奋剂被剥夺冠军。其实这件事的水落石出，并非是检测机构铁证了对他的指控，而是他自己主动承认了。他说这样做只是因为自己没法回答儿子的疑问。他知道承认后会官司缠身，会赔偿无度，甚至会身陷囹圄，但他也认为这些都无所谓，因为从此可以坦然面对儿子了。

再说德国总理勃兰特，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突然双腿下跪了。你可以相信，献花圈是既定安排，而下跪一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如果说花圈代表哀悼和赎罪，而下跪则更是认罪和忏悔。如果说总统发表赎罪书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总理下跪则完全是一种内心的释放。要说二战的罪魁谁都知道，而勃兰特不仅一直流亡国外而且一直从事反法西斯斗争，但他还是承认“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我感到有连带责任。作为总理，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所以就这样再众目睽睽之下下跪了。

每个父亲都不完美，一次下跪也只是下意识的动作，而一个国家要年年道歉，就更需要一种道德勇气。这就是澳大利亚的国家道歉日。每年的5月26日，整个澳大利亚都要向土著尤其是儿童道歉。原因是当年政府为推进土著文明化，曾实施过一段强制教育政策，就是强制将土著子女抢走由国家集中起来接受免费西方教育。后来政府认识到了其中的不人道，于是设立这个纪念日，专门向那些被盗窃的一代道歉。……

当然，这些都是舶来品，中国也不乏这样的经典。既有礼让三先，也有负荆请罪。虽然前者更多的是下级礼让上级，后者更想表达的是一起给主子尽忠。既有日本老兵东史郎七次向中国人谢罪，也有元帅之子对倒在皮鞭下的老师的郑重道歉。自然前者只代表他自己而完全不涉及一个国家，后者只是面对一抔黄土而非一个生命。

一直相信中国曾有过文明，正如这次关于家风的调查。不管是乡野路人还是达官显贵，所答的家风似乎都是诚实做人，对得起良心，而绝没听一句谁家家风是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然而还是纳闷，假如麦克风对着的是三鹿的董事长，她会说什么呢？对着的是薄都督，雷政富，郭美美们，他们又会说什么呢？如果他们也能说出一篇感人至深的好家风，哪又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罪恶昭彰呢？

至于宋彬彬，虽然并没人问她家风，但实际上她也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只是仍怀疑这正确无疑的校风或家风，真的在被她“恪守”着吗？

要知道，是她第一个接受了要武的指示，是她的母校，第一个武死了自己的校长。也是她的祖国，至今对这个案子并未做到“认认真真，清清白白”！也许她并非是那个挥舞皮带，猛扎刀子的人，但显然她的作为，也不能止于仅仅是一种平庸的恶！也绝非她一句“试图阻止”的道歉，就能平复了的！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道歉大抵算一种。然而，当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实在不足以对等那刻骨的伤害，当一次精心安排的忏悔只是为了放下包袱重新作恶，甚至当一个道歉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坦白罪恶而只是为了洗脱责任，这究竟是人还是禽兽？

扩大一点，如果一个人的道歉有用，那还要国家警察干吗？如果政府的平反有用，是不是意味着国家还可以继续疯狂！毕竟就算追悼会无比隆重，终归不能消弭那曾经的罪恶！

俗语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都道歉了，还要怎么样？俗话也说，罪犯可以逃脱法律的惩罚，但他却永远不会忘掉犯罪的记忆。做了错事，即使没人知道，难道自己不知道？果真要道歉，就对着自己吧。如果那胸膛里还有一丝善良！佛祖也许会通融，上帝也许会赦免，但自己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面对罪恶，面对愧疚，终会食不甘味，夜难安眠，人无安宁！不说别人只说自己，就在今夜夜深人静的时分，不做别的，只对着良心忏悔。

于木鱼宅

2014-2-17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