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这对文人间的评断出自三国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照曹丕这个说法，以三国时往上推“自古”而来，往下算时至今日，别说上下五千年，也怕是三、四千年“而然了。　但是，据我所阅览能见经传的、或是有野史所载的，真正说得上是文人相轻的典故几乎没有。

尽管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列举了“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但曹丕所以认为班固有轻视傅毅的看法，仅是根据班固写信给他弟弟班迢说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仅凭班固因说了傅毅因会写文章来笔下千言而不休止，便当上事兰台令史官职，就断定班固轻视傅毅，曹丕这也太武断了吧！清人赵翼专门收供了历代文人“相轻”的事例，其中所列举最典型的邢邵和魏收俩人，说是这两人都是当时南北朝著名文人，但两人都相互看不起对方，理由是邢即仰慕的是沈约而不喜好任昉，魏收却正好相反喜任坊而不慕沈约，由此，邢邵说：“江南任昉，文体本疎，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而魏收反唇相叽：“伊常于沉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其实，这不过是俩人对文学流派的崇尚不一，各自所喜的文体不同，而相互间的“文艺批评”，纯属正常，谈何是“文人相轻”！　至于常有人曾拿战国秦时李斯囚禁并害死老同学韩非、宋时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等说事，那更是错怪了我们的先圣，他们不是因“文”而“轻”，而是政治上的岐见，政道不同、信义各异。就如当年鲁迅、巴金等与郭沫若、周扬等的文学口号上的争论，也属如此，并非什么“文人相轻”。　所以，鲁迅当年在其《且介亭.二集》中有专文说“文人相轻”这事。他的文章针对文坛“今年出了新口号，叫做‘文人相轻’”，先说了曹聚仁先生在《自由谈》对曹丕提出“文人相轻”的看法，后提到“施蛰存先生式的”、“魏金枝先生式的”，然后他自己认为“倘把这些都作为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是混淆黑白，真理虽然大哭，倒增加了文坛的黑暗。”可见，鲁迅先生对“文人相轻”这一说法，也是不以为然的。

当然，文人相轻也确是有。历朝对文人这个群体，都有这方面的说法，也有诗书相传，这就似乎成了一种“文人现象”。实际上，文人相轻是有那一部分文人总是有一种“天性”，自以为是，瞧不起别人，一见别人的文章便不俏一顾，所谓“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这种文人，严格说算不上真正的文人，更不是上品文人，即是要说也只是那种撇脚文人。只有这种文人，才会嫉妒别人才华，轻视别人的文章，生怕别人文才出众而胜过自己。有人说“文人相轻”是一些文人的精神病，其“病源”是这种人只喜欢张扬自己，而不去精益求精的写好自己的文章，也正是这种原因，文人相轻只是一种“文人现象”。至于真正史载文人相轻的典故，特别是自古來有名文人间的“相轻”记载，乃是极少极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

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文人，他们“以文载道”、以文誉德、以文效人，把文章道德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这些文人才是真品文人。他们间“文人相重”的佳话，见著典故、趣谈、随笔的倒是不少。就说王安石和苏东坡，他们政见相佐、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但是在文学上却是相互敬慕、相互推崇、虚心砌磋。宋人蔡絛撰写的《西清诗话》中就有这样一个记载，说元丰年间，王安石罢相佳在金陵，苏东坡也从黄北来到这里，俩人每日共游，且论尽古今诗文，王荆公深为东坡见识赞服，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到渡江见到了仪真，写了一首《和游蒋止诗》寄荆公，王安石读至“峰多巧障日，江这欲浮天”一句时，乃拍桌叫绝‘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　王安石后也到蒋山，将自己近作拿给东坡看，坡翁看后连赞叹：“自屈、宋没世，旷千余年，无复《离*》句法，乃乃见之。”俩人相互推崇，出自真情，并非假意。足见他俩“相重”之情！

中国文化史上“文人相重”最典范的，莫过于李白与杜甫。这对同时代灿烂辉煌的“双子星座”，文化友谊可与伯牙子期知音相比。他们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一个是孤傲言狂，一个是敬圣尊贤；一个是一个是深为权贵记恨，一个是出身权贵名门，可就是这样两个性格反差的人，因交诗缘而成兄弟之情，因相互谦敬而成千古“文人相重”典范。他们虽然相见恨迟，见过两面后便成永诀，但各自飘零中怀念之情乃一贯终生。杜甫笔下如“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这样怀念诗作达14首之多。而李白何尝不是这样！多年以后李白再游与杜甫第二次见面的齐鲁，写下了“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的《沙坵城下寄杜甫》的诗，孤傲的李白不能在齐鲁再次与杜甫醉鲁酒、唱齐歌而黯然伤神，可见李白怀念杜甫之情亦不亚如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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