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一直是湘人的骄傲。“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对楚材的形成，湖湘文化贡献巨大，以致在两宋和清末民国形成两个湖南人才的高[chao]。

何谓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有着相对稳定的特质以及时空范围。从空间而言，它是指湖南省境内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讲，它是发源于先秦汉晋、孕育于隋唐、成型于两宋、成熟于近现代的一种地域文化。现在很多学者研究湖湘文化，往往从两宋开始，这是有失偏颇的。湖湘文化固然是两宋以后建构，并延续到清末和民国时期，真正成熟为享誉中外的区域文化形态，但是，追根溯源，它发端于唐宋之前的本土文化，是本土文化与南下的中原文化，在长达上千年的融合中，孕育出的独特地域文化形态。著名学者朱汉民认为，湖湘文化的渊源有两个：一是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中原文化，二是以荆楚文化为传统的本土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便是这种正统的象征。在社会心理层面，湖湘的民俗民风、心理性格等，则发源于本土传统文化。这两种文化互相渗透，互相交融，互相影响，最终升华为湖湘文化。

现在人们提及湖湘文化，必讲岳麓书院。因为，从历史渊源来看，岳麓书院的创建、发展几乎是与湖湘文化的建构同步的。宋朝兴起的理学思潮、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以及儒学地域化的出现，促使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崛起。而岳麓书院恰恰是传播理学思潮、儒家文化的主要场所。因此，学术界公认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圣殿”，是解答湖湘文化之谜的钥匙。然而，我们研究湖湘文化，不能只是停留于两宋时期，不能只是聚焦于岳麓书院。我们更要从源头上进行解密。其实，湖湘文化是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南下的中原文化便是沿汉水进入湖南境内的。湘江之滨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洞庭湖畔的岳阳楼，都是解读湖湘文化的钥匙。如果把湖湘文化比作一条文化的巨流，湘江无疑是干流，而湘江最大最长支流的耒水，同样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耒水流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耒水古称资兴江，又名耒河，因源于耒山（今汝城县乌龙白骑山）而得名。耒水有两条主要源流：其一为沤江，发源于桂东县北万洋山（石门山）；其二为浙水，发源于汝城县南的耒山，二水会于资兴市黄草坪，当地人称东江。东江与程江汇合于永兴而称便江，出永兴后称耒水，西北流，经耒阳、衡南至衡阳市东耒河口入湘江，长453千米，流域面积11783平方公里。耒水流域，包括耒水流经的桂东、汝城、资兴、永兴、耒阳、衡南以及支流流域郴县（今郴州市两个区）、安仁。耒水从远古走来，千年万代，滔滔不绝，它既是一条美丽的自然长河，又是一条圣洁的历史长河，更是一条神圣的文化大河。之所以说神圣，因为中国农耕文化发端于此。《中国神话传说词典》　《嘉禾》词条，清李元度重修　《南岳志》　《湘衡稽古》：　“今桂阳县北有湛江，其阳有嘉禾县。相传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以其地为仓，后置县因名嘉禾。”又　《南岳志》卷十　《湘衡稽古》：　“(炎)帝之臣赤制氏作耒耜于郴之耒山。”耒山，在今汝城县内耒水支流浙江河畔。而在湖南最古老的五个县之一的耒阳，神农创耒、神农在耒阳播种五谷、尝百草的传说流传更广。自古至今，全国　“嘉禾”县名只有一个，“耒阳”县名也只有一个。而湖湘文化，正是一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地域文化。没有农耕经济，就没有农耕文化，也就没有湖湘文化，甚至就没有光辉灿烂的中华古文明。

耒水流域在历史上形成了奇特的贬官文化。古代楚南，虽然号称　“蛮荒之地”，但水路发达，耒水作为湘江的一级支流，是从北方中原通向岭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早在周代就通舟楫。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湖南置黔中（还有种说法称为洞庭郡）、长沙二郡，当时耒水流域广阔疆域设置为两个县：郴县、耒县，同属长沙郡。西汉时，分长沙南郡为桂阳郡，领县十一个，郡治在郴县。到汉文帝时，郡治移到耒阳县。三国时，耒阳曾为蜀国属地。当时的名士庞统，因长相丑陋，不被刘备器重，贬谪到耒阳担任县令。庞统大材小用，三年不理县事。直到刘备派张飞来督查，庞统把三年的案件三日断完，刘备方知看走了眼，赶紧调庞统任副军师。后来，刘备与孙权划江而治，湘江以西为蜀国，以东为吴国，耒水流域属于吴国。但是，历朝历代被朝廷贬谪的官员，仍然有很多类似庞统的遭遇，被流放到更远的岭南荒僻之地做小官。这些贬官，基本是乘船从湘江入耒水经永兴便江、郴县郴江经过郴州，穿过南岭山脉而到达贬谪之地。这些被贬谪的官员都是一些饱学之士，他们走到哪里，就会在那里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和各种文化的实践活动，并留下许多精神产品，如官衙建构、诗词书画及其他文学作品，对贬谪之地产生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这种奇特的　“贬官文化”或者说　“贬谪文化”，其实带来的就是先进的中原文化，成为孕育湖湘文化的重要基因。据学者统计，仅唐宋时期，经耒水去岭南的朝廷官员和名人学士有200多人，大多数是贬官。当然，也有到耒水流域投亲、任职或者游玩的，杜甫、韩愈、柳宗元、周敦颐、秦少游、王夫之、徐霞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他们的作品和思想，或对湖湘文化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或对湖湘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耒水流域两位先哲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影响很大。一位是罗含。罗含（292-372），字君章，号富和，东晋耒阳县人。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被誉为“荆楚之材”、“江左之秀”、东晋第一才子。他出身文化世家，祖父两代均在朝中为官，罗含曾任州主簿、征西参军、郡太守、郎中令、散骑常侍、长沙相等职，加封中散大夫。罗含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两部书：一部是《湘中记》，又称《湘中山水记》，是东晋地记的代表作，详细记述了湖南的山川、特产、民俗、古迹等，成为后世修志的范本。特别是其中的山水描写，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开创起着先导作用。一部是《更生论》。这是湖南历史上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史称“括囊变化，穷极聚散”。《更生论》全文仅392个字，但阐述了万物更生的原则，规律及其性质，内容和意义都十分深刻。罗含认为“万物有数，天地无穷”，　即认为“天地”是根本、是本原、是主体。“更生”的意思是“新生，重新获得生命”。《更生论》阐述了“更生”是自然变化的规律，有花开就有花落，有日出就有日落，人或动物有死就有生。这是一种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是辩证法思想的体现。后世凡是研究佛教、哲学的著作，都提到罗含的《更生论》，包括周敦颐、李商隐、朱熹、王夫之等文化思想大家，都深受其影响。　晚唐诗人李商隐《菊》诗：“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罗含是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陶渊明是山水田园诗歌的鼻祖，都以自己的高尚的人格风范，受到后世的景仰，都以自己的品德、思想和才具，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自然深深影响了湖湘文化。

另一位是周敦颐。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北宋时湖南道州人，也就是今天的道县（属于湘南，紧邻耒水流域），(今湖南道县)人，古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理学奠基人。周敦颐有个舅父，名叫郑向，衡阳人。八岁时，他曾随母亲在衡阳投奔舅舅。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郑向以省元中进士甲科，为大理评事，通判蔡州，后任直史馆修撰，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居衡州西湖凤凰山凤凰山庄。郑向对周敦颐母子十分眷顾，在周敦颐二十岁时，向仁宗皇帝保奏，为他谋到了一个监主薄的职位。周敦颐在任职期间尽心竭力，深得民心。在生活中，周敦颐开始研究《周易》，后来写出了他的重要著作《太极图?易说》。它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的体系，阐述其宇宙生成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生修养方法等，并提出了一系列理学要领范畴。周敦颐后来调任汝城县令、郴州知军。在任期间，兴学校，劝农商，传播理学思想，政治清明，百业兴隆，民情纯朴，文风鼎盛。他喜欢莲花，在官衙附近辟莲池，种莲花，并著　《爱莲说》，颂扬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夭”。他离任后，从宋宁宗嘉庆十三年　(1220)起，汝城县先后九次兴建和修葺纪念性建筑物，名为“濂溪先生祠”，传播他的学术思想。清代康熙皇帝称他为　“宋代理学之宗祖”。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程颢、程颐、朱熹、黄宗羲、王夫之、曾国藩，无不深受其思想浸润。程颢、程颐还是在郴县，接受周敦颐理学思想启蒙的。湖湘学派的大本营岳麓书院有一楹联这样写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一楹联，上联的意思是湖湘学派与宋明理学鼻祖一脉相承，说明周敦颐在湖湘学派的源头地位。

耒水流域的蛮夷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从文脉上讲，湖湘文化继承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化，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早期母体，而楚文化中的蛮夷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直接源头。因为耒水流域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处于楚国之南。这片地域是蛮荒之地，楚人原本是所谓的南蛮，周人管他们叫荆蛮，因为他们远离中原。湖南离得更远，耒水流域的湘南就最偏远，战国时才被楚人占领，算是“蛮中之蛮”。由于楚越文化汇合，形成了独特的蛮夷文化，也称楚南文化，主要体现于性格心理、民俗民风、科技发明以及民间宗教等通俗文化层面。蛮夷文化的精神内核就是“独立，霸蛮，敢为人先”，这种特质是与整个湖南人的特质一脉相承的。他们敢想、敢闯、敢试，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楚亡后，这种精神内核沉淀下来，形成湖南人特别的性格。湖南人是以霸蛮著称于世的。霸蛮者，多半刚勇、耿直、顽强、无畏，敢于牺牲，敢为人先。所以，史上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以及“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说法。值得注意的是，楚人的这种霸蛮，不是野蛮、“蠢蛮”，而是“智蛮”，是讲究理性思考、讲究策略的。他们能分清，什么事情上该霸蛮，什么事情上不该霸蛮。比方东汉，耒水流域的耒阳出了个蔡伦。他只是宫中一个宦官，看到千百年来人们把字写在竹简上，很笨重，就突发奇想，要发明一种简便实用的纸张。蔡伦说干就干，在朝廷的支持下，经过多方摸索、实验，终于造出人类第一张植物纤维纸。造纸术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传播，推动了包括蛮夷文化在内的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对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自然，没有这纸张的发明与普及，再先进的学术思想也难以传播，就谈不上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到唐宋时期，作为南蛮之地的耒水流域，文化教育有了较大发展，官学的设置，书院的兴起，尤其是周敦颐理学思想的创立，加快了湖湘文化的成型。在郴州，各县都建有濂溪书院，传播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在耒阳，县令朱昂大胆创意，在杜甫墓葬处筑杜陵祠，立杜陵书院，比岳麓书院都早69年。大批文人前来吊唁杜甫，留下很多诗文，丰富了湖湘文化发展内涵。因此，耒水流域尤其是郴州、耒阳，既是湖湘文化发源地之一，又受湖湘文化很大的影响。

“耒牯子”最能体现湖湘文化特质。这当中，被称为“耒牯子”的耒阳人，最具典型。凡是接触过耒阳人的外人，莫不感叹“耒牯子霸蛮”。为啥？因为耒阳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了得难，不怕死，不怕鬼，不怕邪，不怕压。耒阳人有句口头禅：“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正是这股蛮劲，耒阳人无论干什么事，大都不干则已，一干就能干出名堂来。神农创耒，蔡伦造纸，耒阳一手托起了人类两大文明。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耒阳设县得名至今，历2200多年而未更名，成为湖南五个仅有的古县之一。曾几年，耒阳有好事者建议把耒阳市改名蔡伦市，结果引起讨伐、指责声一片，可见耒牯子的倔强。2006年，笔者在《新耒阳》报发表了一篇随笔《漫谈“耒牯子”》，由此在全市引起一场“‘耒牯子精神’大讨论”，报纸连续刊发不同意见文章20余篇。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正因为耒牯子性格是霸蛮，这种蛮劲，基本上是用在“武功”上，文脉不是很旺。检索耒阳的历史名人，真正的文人少，文化大家更稀缺，而武将却多，名将也多。耒阳的文化名人，虽然出了个伟人蔡伦，却是以发明著称于世；出了个罗含，却是以哲学思想名垂青史，其文学著作《湘中记》都失传；出了个谷朗，也仅仅是以一块碑刻影响书法界。其余，再勉强计算的话，宋初有官至参知政事的罗庭忠、节度使陈延海，明代有一门三进士的谢文祥、谢谘、谢讷父子，以及胡文璧、曾凤仪、资柏丞等，充其量只能奏个十余人，甚至耒阳历史上没有出一个状元。所以说，耒阳人发明了世上第一张纸，却没有做好纸上的文章。在遗憾之余，我们反思一下，难道不与耒阳地处南蛮之地，不与耒牯子性格有关吗？所幸的是，也耒阳“武脉”相比“文脉”要鼎盛。盛唐，有罗宗广、罗汝翼、罗汝辅三元戎，军功显赫。元朝，罗宗华、罗添爱、邓邦、郭定邦四元帅，南征北战功载史册。清代，建威将军刘厚基为后世楷模。民国时期，耒阳人从政从军者众多，有少将38人，中将8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朱德坐镇耒阳领导了震惊中外的湘南起义，耒阳人打土豪劣绅，分田地，还造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张劳动券。有首民谣是这样表述的：“耒阳牯子真大胆，跑到安仁来造反，手里拿把团鱼钻，枞树里面钻个眼（ngàn），打起土豪做鬼喊。”说的就是湘南暴动失败后，近万耒阳人跟随朱德上井冈山，沿途冲锋在前，打杀连天，让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这些上井冈山的耒牯子，经过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枪林弹雨里冲锋最前，最不怕死，最后绝大部分血染他乡，壮士一去不复返。这当中，就有朱德的爱妻、巾帼英雄伍若兰，有威震闽赣的三红军军长伍中豪、刘铁超、李天柱，有被王明诬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路线”的谢唯俊。到新中国成立，幸存者很少，其中有开国中将谭冠三、王紫峰，少将资凤、郑效峰、刘显宜。耒阳人的这种倔强霸蛮、思变求新、坚毅执著、敢为人先的“耒牯子”精神传统，是耒水流域所有“南蛮”的共同性格，也代表了湖南人的性格，正是湖湘文化的闪光点和核心。

耒水，是湘南人民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农耕文化、楚南文化、造纸文化，孕育了湖南最早的哲学思想及理学思想，孕育了“耒牯子”精神，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而湖湘文化同样滋润出一批耒水流域的优秀儿女，并在近现代（1840-1949）形成一个人才的高峰。政治经济方面，有邓中夏（宜章）、张际春（宜章）、彭儒（宜章）、曾志（宜章）、邓力群（桂东）、宋裕和（汝城）、曾希贤（资兴）、谭政文（资兴）、谢家塘（郴县）、资耀华（耒阳）、伍云甫（耒阳）；文学艺术方面，有白薇（资兴）、朱子奇（汝城）、资柏丞（耒阳）、白淑湘（耒阳）、耒阳资家三姐妹（资中筠、资华筠、资民筠）、谭保成（耒阳）、刘己明（耒阳）、谢松泉（耒阳）；教育科技方面，有欧阳厚均（安仁）、蒋啸青（耒阳）、黄士衡（郴县）、刘昌孝（永兴县）、李星学（郴县）；军事方面人才更众，有黄克诚（永兴）、曾中生（资兴）、邓华（郴县）、萧克（嘉禾）、朱良才（汝城）、李涛（汝城县）、程子楷（资兴）、曹里怀（资兴）、欧阳毅（宜章）、萧新槐（宜章）、唐天际（安仁）、陈光（宜章）、谭冠三（耒阳）、王紫峰（耒阳）、郑效峰（耒阳）、资凤（耒阳）、刘显宜（耒阳）、伍中豪（耒阳）、伍若兰（耒阳）、刘铁超（耒阳）、李天柱（耒阳）、邝鄘（耒阳）、陈奇（桂东）、何昆（永兴）、曹日晖（永兴）。值得指出的是，萧克、陈光、张际春、欧阳毅、邓中夏、彭儒、曾志，这几位的故乡虽然不是耒水流域的，但他们当年是从湘南起义的硝烟中走出，而湘南起义的主战场基本在耒水流域。还有，耒阳资家三姐妹，都只是祖籍耒阳，祖辈父辈是喝耒水长大，很早离开了耒阳，就像后来的著名女作家残雪，虽然没有出生于耒阳，身上流淌的还是耒阳人的血液。但从总体上来看，即使在近现代，耒水流域的杰出人才，依然以政治军事人才占主体，这与整个湖南近现代人才的分布规律类似。这是湖湘文化一个显著的特点。

每当披衣夜读之时，闻听远处耒水北去的涛声，我心底便不由升起中流击水的豪情。老子、孔子和无数先贤都对水有过赞叹：“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是天下最柔软的，却又能战胜天下至刚。谁能想到，耒水这样一条普通的小河，会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甚至推动了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程。湖湘文化继往开来的光荣使命，无疑落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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