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了个“特使”去北京
为了让这桩恋爱,可以得到我父母的认可,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先派一名“亲善大使”出使北京。这个亲善大使要肩负多项任务,还真是有点难度。当然第一个要务,就是要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二老答应这门亲事。第二个重任,递交一份完整的秦达远案件申诉书。第三件,寻找秦李老家所有在京关系,千方百计将申诉书送达有关部门: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秘书处、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等多家单位和部门。
我的准女友肯定是不能承担这项重任的。真要是她去,岂不是真成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兄弟和小妹妹年龄尚幼,还是中学生,肯定也是难当大任。老太太自己当时还是没有“改造好的黑五类家属”,正在监督劳动改造,更不可能擅自离开糖厂。剩下唯一一个各方面条件合适的,只有二妹一人。她目前中学已经毕业又没有工作, 本来闲在家中,年龄与她姐姐相仿,只小一岁,又是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委派她担此重任,可谓正当其人。
不几天后,二妹带着重任启程去了北京。我给了她家中地址,当然也提前告知了母亲。母亲对李老太太派遣特使来京,专门说明情况的做法大为赞赏。二妹到我家,受到母亲热情款待。
二妹在京期间,基本住在我家。此行的三大使命可以算是圆满完成了。第二件和第三件任务,在二妹尚未返回时,大家已经从我家老太太,二妹的来信,以及长途电话得到通报:递交给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申诉书,已经在我父母亲提前运筹下,顺利送达相关部门和主要负责人。此外需要送交给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的材料,也在李老太太遥控指挥,北京老太太的前方协助下顺利上递。不过具体到最关键的第一项使命,老太太和二妹竟然串通一气,来电话和来信中只字不提。只有这样一句话“关于燕儿和新新的婚事,由二闺女当面传达我们的意见和决定。”
如此的卖关子,真不是我们家老太太的风格。我当时就怀疑是二妹搞怪。不过母命难违,我只好老老实实等待二妹回宁了。
二妹在我家住了差不多一个月,还替我完成了一桩大事。
在她暂居我家期间,我的祖母因病故世了。享年77岁,算不上高寿,恐怕也和当时环境不无关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这些年我都不愿意提及。祖母是最疼爱我的人,自从我离开了北京去宁夏之后,一直有些犹豫,再加上母亲单位的造反派以她是地主婆为由,要扫地出门驱赶会老家去。这些打击对老人来说,是无力承受的。拖到1972年的冬月里,还是与世长辞了。
母亲没有告诉我,我直到二妹返回宁夏,才得知这个情况。老人家去世时,竟没有一个儿孙在身旁!我父亲那时在苏州,也是尚未解放的老干部,自然不能回京奔丧。两个弟弟已经下乡,分别在山西和山西,大姐在广州,三姐在承德,二姐在前一年患白血病去世了。结果是母亲和她的二妹处理了祖母的后事,二妹带我承担了长孙之责。对此,我始终感激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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