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常听父亲讲湘南游击队，故事中的主角，当然是我的大伯父、三伯父，还有文昌哥。

我的大伯父朱显义，生于民国元年，1928年朱德到耒阳闹暴动，大伯父参加了大义区赤卫队，曾随谷子元攻打过安仁县城。起义失败后，大伯父跟着谷子元、符香伦等人，跑到广东乳源县梅花地区，以及乐昌县坪石一带，发动泥木工人，开展地下斗争，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冬，湘南赤色游击大队成立，谷子元任政委，大伯父任联络员，转战湘粤边区。国共合作不久，大伯父回乡，不幸让地主武装杀害，牺牲于我们石镜刘家坳。抗日战争中，我父亲在国军96军后方医院服役，被一个师长看中，当了勤务兵。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那个师长欲带他去台湾。从南昌坐火车，途径耒阳时，父亲突然提出，四年没回家了，想去跟父母道个别。师长给了十天假期和路条，说好十天后在广州白云机场见面，飞往台湾。父亲从灶市火车站下车，回村，正遇上我祖父病危。等到办完祖父的丧事，早过了归队期限。父亲未能去台湾，便在家务农。这时，到处传言白云村的谷子元，当上了共[chan*]党书记。三伯父朱显荣就与村中的朱文昌一起，投奔了谷子元。谷子元见他俩机灵，腿脚快，又是本地人，何况我三伯父还是朱显义的弟弟，便留在身边当警卫员。后来，湘南游击司令部在白云村成立，他俩进入司令部，跟着谷子元司令员，队员们都亲热喊他俩大朱、小朱。解放后，有部电影《湘南起义》，里面的大朱、小朱，就是指我的三伯父和文昌哥。

终于，迎来全国解放，谷子元担任湘南地委领导，文昌哥因为有文化，写得一笔好字，留在机关当秘书，我三伯父则去郴州一个县公安局当局长。三伯父担任才一个月，就跑到地委机关，找到谷子元，提出不干这个局长了，要带文昌回老家分田地、斗地主。谷子元一问，方知他嫌弃没有工资，每个月才一元钱（银元）补助，就严厉批评了他。三伯父决心已定，毫不犹豫交出两把手枪，串通文昌，两人真的回家了。临走，谷子元说：“你俩将来会后悔！”此言果然被言中。此后，我的三伯父和文昌哥，就一直留在农村了。后来，三伯父担任过大队支书、公社党委委员。在修水库时，他犯下严重错误，被撤职、坐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病逝于家中。

少年时期，我常问文昌哥，你后悔当年的选择吗？文昌哥总是含笑不语。不过，他经常跟我们讲湘南游击队的故事，很传奇，吸引得我久久不能离开。九十年代，文昌哥病逝后，我一直想写部关于湘南游击队的小说，可惜素材有限，加之有些作家写了，就放弃了这个计划。但最近十多年来，我陆续采访过一些游击队员，比如我村的朱文杰等，查找过一些关于湘南游击队的史料，对湘南游击队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说起湘南游击队，还得从湘南起义讲起。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上井冈山，部队改编为红四军。不久，因山上粮食严重短缺，朱德、毛泽东决定，由邓宗海、刘泰、邝鄘等率红四军三十四团（主要由耒阳农军编成），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湘南第一路游击纵队，于5月26日从井冈山返回耒阳，当晚冲垮上架挨户团，惩处了几个首恶分子。接着，他们兵分五路，连续冲垮全县三十个挨户团，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营救出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等革命同志。因正是农历四月八日，史称“四八冲团”。记得奶奶健在时，给我讲述了这次发生在家乡的战斗，说我大伯父还拿着把大刀，冲进一个姓陈大地主家，接连砍到三四个兵丁。结果，敌人恼羞成怒，组织清乡委员会，县长陈竞白带队，疯狂“围剿”游击队。一千多人的游击队被打散了，好多游击队员牺牲，包括游击队领导人邝鄘、李树一，还有担任过县苏维埃政府主[xi]的刘泰，先后英勇就义。湘南特委遭到敌人严重的破坏，耒阳重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但是，勇敢的耒阳人民没有屈服敌人。一年后，耒阳赤色游击总队在水东江大岭背成立，谭衷任总队长，邓宗海任党代表。邓宗海担任过耒阳县委书记，是个老革命，威望很高。很快，队员发展到一百三十余人，分为两个中队。他们先后袭击了通水铺、大陂市、小水铺、上堡街等地挨户团，全歼了元子山、易口渡守望队。8月5日夜，游击总队分三路攻克县城，歼敌50余人，缴枪80余支。赤色游击总队的活动，“烧红了湘南半边天”，使得省、县国民党当局惊惶不安，急调十九军五十五旅到耒阳“剿共”。旅长罗树甲是耒阳人，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以东乡为“围剿”重点，日烧山，夜围村，逼得游击队天天转移。此举果然奏效，大批游击队员和县委干部被捕。11月，谭衷被毒蛇咬伤，从东乡来到北乡元子山治伤。28日晚，他的警卫黎毛古叛变投敌，带领敌人前来围捕，谭衷在反击中中弹牺牲。随后，湘南各县的暴动均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派兵平息，经常有共[chan*]党人、革命群众被抓被杀，白色恐怖笼罩着城乡。在这种状态下，我的大伯父与一批共[chan*]党员，随同谷子元、王来苏等人，隐蔽在广东乐昌坪石一带，顽强地与敌人进行拼搏。

1931年1月，在中共两广省委的领导下，湘南特委重建，组建了湘南红军游击队，主要活动在湘粤边的山岭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我大伯父因为常年在韶关、乐昌、坪石、郴州一带做木工，比较熟悉，担任秘密联络员，以做木工为掩护，往返广东、湖南边界各县，传递情报，运送枪支弹药。8月，湘南特委由广东坪石迁到耒阳南乡活动。我的大伯父也回到耒阳，投身耒阳的革命活动。此后，湘南特委及湘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即归属中共湘赣省委领导。但由于斗争环境恶劣，湘南地区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苏区。这年底，耒阳县委书记邓宗海被叛徒击伤，旋即解押到县城，被敌人杀害。哲桥镇一位老游击队员，那年接受笔者采访时，提及这个细节，说他当时才十四岁，借卖泥鳅靠近刑场。刑场设在四眼井，敌人把邓书记捆绑在楼梯上，浑身血迹斑斑。敌人开了十几枪，邓书记还大骂不止，喊着共[chan*]党万岁，那视死如归的无畏气概，令他终生难忘。由于敌人的白色恐怖，湘南特委不得不在1932年2月迁回坪石，我的大伯父等人重新隐蔽于坪石，转为地下活动。奶奶还记得，当时，耒阳遭受洪灾，县城都水淹了。

1933年2月，中共耒阳县工委在坪石成立，谢竹峰任书记。10月底，谢竹峰与刘厚总、刘德兑、符香伦联系上，在全县发展九个党支部，我们石镜党支部是其中之一。我大伯父便是石镜党支部委员。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耒阳县工委迁到耒阳东乡株木山后，决定组建游击队，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县工委从安仁华王庙动员了七名姓唐的贫苦青年，从鲁塘党支部调了五名中共党员，组建了一支游击队。游击队组建后的第四天晚上，打下了导纸槽铲共义勇队，击毙了敌队长罗惟元，俘敌队兵１２人，缴枪８支。４月，经湘南特委批准，游击队命名为湘南赤色游击第三大队，刘向明为大队政委，刘厚总为大队长，雷秀炳为副大队长。刘向明就是刘厚春，曾化名蒋月，湘南起义时，在宋乔生的独立团当过班长。很快，游击队发展到八十余人，六十多条枪，下设三个中队，队以下分班和小组，设有班长、小组长。游击队员除了耒安永三县的以外，还有从主力红军下来的许多外县外省籍人，战斗力大大提高。他们采取灵活、巧妙的战术，昼伏夜出，晚上出来与敌人干一家伙，白天转入深山休息。有时集中行动，有时分散以小组为单位活动。据谢竹峰所著《长夜苦斗记》记载，那年八月，他与唐明煌带一个班到安仁南雷庙劣绅节乃麻子家筹款，第二晚又杀了刘吉、“同善社”社长许文俊，捉了省斗秤官李文金的儿子，轰动了安仁。安仁县出动了一连敌兵追击游击队。为了迷惑敌人，中心县委把游击队拉出来，大白天整队开向永兴，作出打永兴的架势，引诱敌人向永兴方向追赶。游击队进入永兴境内的树头下后，随即秘密潜回耒永交界的大岭，几天后又折回安仁华王庙，摆脱了敌人的围追。

1934年8月，湘赣苏区的主力红军红6军团奉命由湘赣苏区西征。此后，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即转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隶属湘赣苏区的湘南游击区也同时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湘南地区原有的两支红军游击队，即活动在茶（陵）安（仁）酃（县）永（兴）边境地区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2大队、活动在耒（阳）安（仁）永（兴）边境地区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3大队，分别在中共茶安酃永边委、中共来安永中心县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1月下旬，正在永兴县大岭地区活动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3大队发现永兴县保安团1个连向大岭进犯，第3大队立即在耒安永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及大队长刘德兑，政委刘厚总的指挥下，从三面向敌人包围。敌人一触即退，结果第3大队俘敌2人，缴枪2支。此时，第3大队已发展到80余人，枪60余支。他们还在12月25日晚，成功袭击华王庙，毙伤敌10余人、缴枪8支后，给敌人以很大震动。

1935年1月，国民党湖南保安第5区副司令王炽昌率保安第14团另1个连，对活动在茶陵、安仁、酃县、永兴边界的湘南游击队第2大队实施“清剿”。同时，衡阳保安司令部段珩率兵一旅，并调集了耒、安、永、常、衡五县的保安团，约５０００余人，杀气腾腾到耒阳“剿共”。段珩一到耒阳，就以剿共不力的罪名杀了县长罗成，自己兼任了县长，并夸下海口：段某三个月不剿灭耒阳的“共匪”，誓不当旅长。段珩效仿罗树甲，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在政治上，到处张贴布告，宣称“游击队员下山既往不咎”，“携一长枪下山者奖一百元，携一短枪下山者奖银贰百元”，等等，进行攻心，妄想离间游击队组织。在军事上，则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在耒安公路上筑了十多座碉堡，把兵力倾注在耒安永交界地区，对游击区进行包围、分割。敌人还派兵日夜巡逻，查户口，搜村搜山。根据地的老百姓为了保护游击队，保护地下党的机关，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我老家石镜很多村民，在游击队给养困难时，他们宁愿自己不吃，也要做好粥饭秘密送到山上，给游击队吃。敌人来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给游击队送信。

中共耒安永中心县委及湘南游击三大队，在斗争中认识到光钻深山躲起来是不行的，要改变被动局面，必须相机主动打击敌人。有一次，三大队一部在龙塘孙家桥伏击敌巡逻排，毙伤敌3名，缴枪3支和弹药一批。随后，又奔袭常宁县荫田国民党警察所，全歼该所之敌，缴枪8支。另一部则袭击耒阳县坪田敌碉堡，毙敌1名，缴枪8支。之后，大队长刘厚总集中全队力量，利用夜暗，在黄狗恋窝伏击湖南国民党保安第14团一个搜剿连，毙敌8名，伤30多名，缴枪12支。经过艰苦的斗争，湘南赤色游击队第2、3大队的游击活动区域，很快就发展到耒阳、安仁、永兴县大部和衡南、衡山、酃县、茶陵一部。

1936年9月，湘南特委书记周礼前往宜章、乐昌地区，指导活动在该地的一大队工作。大伯父就是在这次认识了周礼同志。1937年3月，湘南特委机关在安仁县被敌围困，经激战，大部人员突出敌围。但突围出来的特委机关及武装护卫队共40余人，刚转移至衡南、耒阳县交界处的一座山上时，再度被追踪而来的敌保安团包围，大部分壮烈牺牲，特委机关遭到彻底破坏。后来，特委组织部长刘霞又因原特委叛徒王崇甫的出卖被捕。他宁死不屈，并在狱中秘密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汇报了以周礼为书记的湘南特委还在领导当地游击斗争的情况，直至被敌杀害。湘南特委书记周礼从乐昌回到耒阳，指示游击队避开强敌，化整为零，隐蔽活动，以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此后，第3大队即分散至耒阳、安仁、永兴等县的偏僻乡村活动，在这些地区建立农民革命组织，发动农民抗租抗债，打土豪，袭击敌人的武装关卡，并寻机打击敌人的地方组织。在强敌一次又一次的“清剿”面前，尽管三大队受到了一些挫折，但他们始终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争，适时地改变斗争方式，终于使敌人消灭这支游击队的阴谋屡告失败，渡过了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岁月。　

1938年4月，湘南游击区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实现，刘厚总率湘南赤色游击队后方抗日锄奸队从天门仙到江头刘家祠集训，部队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同时，李林奉命率湘南游击队第1大队，也从宜章坪石经郴县良田开至耒阳江头刘家祠。随后，李林部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1大队，刘厚总部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2大队，两部共计300余人。11日，李、刘两部告别了他们坚持了三年多艰苦斗争的湘南游击区，经东湾、毛栗冲、竹塔市、锡里洞、灶市、株洲，南昌、岩寺等地，抵达安徽太平（甘棠），编入新四军特务营，踏上了抗日战争这个新的革命征程。我大伯父没有参加新四军，而是随谷子元、符香伦留在地方，从事地方工作。不幸的是，这年5月，他回村探视父母和妻子，让反动地主武装残酷杀害，身后无子女。我大伯母因此改嫁到夏塘乡去了。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定为革命烈士。少年时，每每想起大伯父的遭遇，又想起刘厚总后来叛变，杀害项英将军的事件，我想，如果当年他参加了新四军，会是什么结局呢？

1946年4月，谷子元从延安回到耒阳，寻找党组织，与潜伏在灶市街的中心县委书记肖健取得联系。两个月后，他在我们石镜的白云村发展党员，组建党支部。次年7月，湘南工委成立，谷子元任书记，从此地下活动。我三伯父及文昌哥参加革命。随着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摇摇欲坠。1949年2月，谷子元、何大群、王来苏在公平圩石湾村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起来，保卫组织，迎接解放”。随即，湘南工委武工队在白云村成立。白云村是谷子元的家乡，离我们石镜朱家湾只有三里多路。武工队队长是王来苏，只有两支枪，还是抗日时期，耒阳共[chan*]党人李振鹏、邓春香夫妇秘密保存的，没想到成了革命的“种子枪”。很快，武工队发展为几十人枪。全县发展党员200多人，建立党支部20多个，我们石镜党支部也恢复了，我三伯父就是这个时候入党的。后来，他又介绍我父亲入党。6月20日，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在白云村成立，谷子元任司令员兼政委，政治部主任何大群，副主任雷天一。武工队改为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王来苏，政委伍刚。此后，接收部分警察大队、中队起义，游击队发展到九个大队。湘南其余各县也成立了游击队，隶属湘南游击司令部。三伯父先后参加了解放安仁、郴县、永兴、耒阳等县的战斗。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六军136师在湘南游击队第二大队配合下，解放耒阳县城。耒阳人民从此翻身做主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回首湘南游击队的历史，其实也是我的父辈参加革命的历史。湘南游击队虽然没有铁道游击队、水上游击队那样出名，但为新中国的成立，为解放湘南，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