霉夫子小传(小说)

少年狂我

我们这一方把姓“朱”的人戏称为“猪儿”。

有个朱老师，平时也喜欢和人开玩笑，因为年龄较大，人家把“儿”字去掉，直接叫“猪”。他也不恼，继续和人谈笑风生。有一天，我在河边钓鱼，正钓得兴起，忽然他的电话来了，询问情况。他也是一个钓鱼爱好者，那天没有出门。从那个电话以后，我那天就再也没有钓到鱼。我恨恨地、没事找事地把原因归结到那个“霉”电话身上，心里想着回来以后好好戏弄他一番。第二天见面后，我就对他说：“你知道的，古人对别人有一个尊称叫‘夫子’，我也准备尊你为夫子，只是你有点霉，因为你的一个电话，我就再也没有钓到鱼了，所以得在‘夫子’前面加一个‘霉’字。。。。。。”他开始认真地听我述说，可是没等我说完，他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早已哈哈大笑起来，指着我说：“你才是霉夫子猪儿！”我们一起大笑，笑得淌出了眼泪。

“霉夫子猪儿”是我们这一带的方言，是指那种肯吃肯睡也很肥，但再怎么喂养都不长个的猪。朱老师个儿不高，常说自己去饰演武大郎不用化妆，因此我想到了这个笑话。但这篇故事的主人公不是朱老师，而是我们儿时的一个伙伴。

他就叫“霉夫子”。“霉夫子”不姓朱，姓李。大概是因为他从小矮胖，到了长个头的年龄也没见长高，人家就送了他这样一个雅号。以至于到后来大人小孩、包括他的父母亲人都叫他“霉夫子”，甚至很少有人再叫他的大名。

霉夫子是一个地主的儿子，在他正该读书的年龄，却因为阶级斗争，连读书受教育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霉夫子成了一个文盲。

成了文盲的霉夫子却算得上是绝顶聪明。

那年月，生产队里一堆人聚在一起干活，不管累还是不累，总要停下手中的活儿，一起坐在田边地头，休息上那么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叫做“歇气”。上午下午都这样。这时候，一群人除了家长里短，就是天南地北地闲聊。家长里短的话题没有多少新鲜玩意儿，因为同一个生产队，互相之间都了如指掌；天南地北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一伙庄稼人中基本上没有人走出过县城，更不要说更远的地方。报纸上没有多少让老百姓感兴趣的话题，广播上听到的也不过翻来覆去的是那几个样板戏。

于是有人拿了一些或是从哪个书上看来的，或许是道听途说来的，自以为会难住所有人的题目叫大家做。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木马板凳三十三，一百条腿地下翻。问木马板凳各有多少条？”我那时已是初中生，见这个题可以用学过的二元一次方程组来解，是一个很简单的题，就一口应承下来，说：“不难，我可以很快算出来！”就开始用树枝在地上列方程。想不到我的方程还没列完，更不要说解题，霉夫子已经报出答案了：“木马三十二条，板凳一条。”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那么快，并且那么准确，和我用方程组算出来的答案一样。还有其它的答案吗？没有了。问霉夫子是如何算出来的，他说：“你想啊，木马三条腿，三十二只木马就是九十六条腿，一个板凳四条腿刚好凑够一百条腿，刚好是‘木马板凳三十三’。”

出题人又抛出了另一道题：“鸡兔四十九，一百条腿地上走。问鸡兔各多少只？”由于和前一道题相仿，是一个类型，连我都没有再列方程式，而是按霉夫子刚才的思维方式直接算出了答案。不过第一个报出答案的仍然是霉夫子。

有人又出了一个现在看来叫做“脑筋急转弯”的题，说是：“两个父子俩，打了三只兔子，分整不分零，问如何分？”当大家都在思考的时候，又是霉夫子先想到了答案，他说：“他们是爷爷、父亲和儿子。爷爷和父亲是父子俩，父亲和儿子是父子俩，实际上是三个人，每人分一只兔子。”

人们无语，只是感叹：“哪个喊你个龟儿子生在地主家里，没有读成书哦！要不然你个龟儿子还不知道怎么个不得了。”

这聪明并没有给霉夫子带来多少好处，而麻烦倒是不少。那时的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是相当高的，他们早就对霉夫子有了提防。“那个小兔崽子精滑得很，要随时防着他搞破坏。”这是当时的干部和革命群众心里随时敲着的警钟。

霉夫子虽然不是打击对象，却比打击对象更具有危险性。那时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而霉夫子是地主培养出来的可怕的苗子，能不随时随地对他警惕着吗？

于是，霉夫子的行为就处处受到制约了。干活积极一点，人家说：“你想比贫下中农还能干，想评先进啊？”干得慢了一点，人家说：“阶级敌人教的子女就是偷奸耍滑。”出工早了一点，人家说：“你想把我们贫下中农拖垮啊？”出工晚了一点，人家说：“你以为你还是大爷啊？要走在我们后面督阵啊？”生产队里出了任何事情，比如粮食被偷、禾苗被损坏、粮食产量低了、田地遭了洪水、甚至哪家夫妻不和、或两家人因事吵架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不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因为毛主[xi]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第一个怀疑对象首先是霉夫子。

霉夫子很孝敬父母，父母要干的活儿，霉夫子总想为他们代劳。但是革命群众是不允许的。因为霉夫子的父母都是地主分子，是打击对象，只准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刻予以制裁。而霉夫子是可以教育好的对象，不是打击对象。需要霉夫子一类人做到的，是和“反动”的父母划清界限，如不划清界限，就会被划入被打击之列。可是，就霉夫子们而言，那毕竟是自己的父母，怎么能够说划清就划清了呢？

生产队里分东分西，分粮食、分柴草，霉夫子和哥哥妹妹从不让父母亲自动手往家里拿。他们生怕累着了年迈的父母。这让那些觉悟高的革命群众很看不顺眼：“看，狗地主的孝子贤孙，就是和地主家庭划不清界限。”

生产队每月一次的对地主富农的评查大会，往往是在夜里召开。会上对地主富农分子们本月来的行为举动、投工投肥情况、走亲访友情况（一般是不允许走亲访友的）、思想改造情况等进行评查。先由打击对象本人自己交代，然后由群众检举揭发，最后由革命干部群众按一二三类评定等次。被评成三类的说明最坏，就要专门留下来挨批斗。

我们生产队的地主富农多，一共八个。因此，这评查大会就是我们队的一个盛典。而霉夫子的父亲永远是大家公认的最坏的一个地主，不挨批斗甚至挨打的时候是很少的。这会没有地富子女参加的份，又往往开到深夜。好不容易提心吊胆地等到评查会结束，霉夫子和他的哥哥妹妹早在会场外面点燃了火把，来接他们的父母回家。这本来是人之常情，再正常不过的人之常情，却仍然让那些革命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这不正说明阶级敌人一天不死，就一天不能松懈革命的斗志吗？

按说，在这样的制约之下，随时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并且全都是一双双敌对的眼睛，霉夫子这类人还怎么活啊？你不可能喝农药自杀，你也不可能上吊、投河、跳堰、割腕、自焚等等，因为你那叫畏罪自杀，你那叫自绝于人民，你那是和无产阶级专政拼死对抗。你死了不要紧，你的家人就会被追查到底，你的死因会幻化成无穷无尽的悬念，会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你给家人造成的罪过就大了去了，你家的活着的人，不，也许你家死人的祖坟都从此得不到安宁。

你更不可能拿着一把刀，去杀掉你的仇人；你不可能抱着一个炸药包，去炸掉那些令你伤心的对象，去报仇，去干掉欺负过你的人。一切皆没有可能。当你还刚刚产生这些念头没来得及形成行动计划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也许就稳准狠地砸到你的头上了，绝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喘息的空间和机会。

在这样的制约之下，大多数地富子女无可奈何地变成了缩头乌龟，只有规规矩矩守法的份。然而，只有霉夫子不像其他地富子女那样萎靡不振，打不起一点精神，他仍然活得那么阳光。

霉夫子仍然大胆地和生产队里的年轻人接近。凡是有一点文化的年轻人，特别是读过高中的年轻人，一般不会把霉夫子不当人看；相反他们倒是非常喜欢霉夫子的聪明。虽然表面上不敢和霉夫子交朋结友、称兄道弟，可实际上，他们早把霉夫子当朋友看待了。有一年的端午节，我突发奇想，提出一个倡议：全作业组的年轻人，有一个算一个，中午回家过了节后，下午把中午吃的最好的东西带到工地上来，大家一起分享。果然，大家都很听话。除了两个单身的中年人，中午回家煮了点稀饭，就着咸菜填饱了肚皮，就算过节了，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带来的，其他人不仅是年轻人，上了年纪的一些组员们都带来了东西。我当时是作业组长，很高兴，也很感动，感动的是我想不到我还这样有号召力。我首先把我带来的用四季豆作馅的包子一一分给大家（我们这里过端午节的习俗是吃包子、喝雄黄酒）。那年月，端午节能吃上一顿包子，也就算很不错了。其实大家带来的大多和我一样，味道也大同小异，只不过互相分享以后，就觉得有了各种各样的不同享受，特别是那两个单身汉，更是格外高兴。

霉夫子带来的包子和别人的有些不一样。别人的包子都是素馅的，霉夫子的包子馅是在菜中夹了些肉。那年月，到哪里去找来的肉啊？大家吃着感觉特别香，因此印象也就特别深。人们问霉夫子哪来的肉，霉夫子说是把偷偷养在家里的一只兔子杀了做了馅。并告诫伙伴们，千万不能说出去，万一走漏了消息，一条“腐蚀贫下中农”的罪状又将铁证如山地扣在他的头上，他的爸爸妈妈又该被批斗得死去活来了。

霉夫子个头虽矮，却力大无穷，这也许是修建“大寨田”那些年抬石头抬出来的吧。有一次，由四个壮劳力抬到生产队晒场里的两大萝篼水谷子摆在一起，过了称，是二百九十七斤。那时已是中午，大家都将上午打的谷子运到了晒场上来，然后准备回家去吃午饭。霉夫子忽然说：“你们信不信，我把这担谷子能挑起来！”大家都很吃惊，都想看看霉夫子究竟吹牛没有。霉夫子挑了一根全生产队最结实的扁担，凝神静气，一使劲，果然将一担谷子挑了起来，并且缓缓地绕场一周。放下担子，大家竟然一起鼓起掌来。接着，年轻人们一拥而上，都想试试自己的力量。结果，仅有另外一名青年能够挑起来，谨慎地走上两三步，然后放下；另有三人能将担子挑起来，却憋足了气也不敢移动半步；我当然也参加了试挑的行列，却憋红了脸无论如何也挑不起来。要知道，我也是每天挑着二百多斤的水谷子担子飞跑飞跑的，可就是挑不起这一担来。如果非要拼命硬撑起来，弄不好闪了腰，落下个终身残废是眨眼间的事。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都外出打工，挣到了大钱。一字不识的霉夫子，开始是不敢出门的，但看到人家挣到的大把大把的票子，也眼馋心热。终于，和他那倒霉的父母一起解除了“紧箍咒”的霉夫子跟着在外地搞建筑的亲戚朋友出门了。

霉夫子能干什么呢？凭着他的一身力气，他选择了挑砖上楼的苦力活。开始几年，霉夫子还真的挣到钱了。因为他舍得干，挑的建筑材料总比人家多。可是，不几年工夫，所有的建筑工地都配置上了诸如各种吊车、卷扬机、搅拌机等机械设备，繁重的体力活都由机器代替了，霉夫子力气大的优势一下子就消失了，他再也挣不了以前那么多钱了，他挣的钱再也不比别人多了，最要紧的是他在很多地方已经失去了用武之地。

霉夫子也曾经试图掌握那些机器的操作，可是，看似简单的操作，那些机器却怎么也不听霉夫子的使唤。工地负责人怕出现安全事故，赶紧把他换了下来。就像祥林嫂祭祀时要去摸祭品一样，被喝令“你放下吧！”终于，霉夫子在最热闹的时候却无事可做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进了现代城市的霉夫子要时时处处跟在熟人后面才可以出门，否则，在街上屎尿急了连个厕所都找不到，或是怕走远了就找不到回家的路。

霉夫子想，这都是由于自己没有文化造成的，怨得了谁呢？还不如回去种植自己那一亩三分责任田稳当。

于是霉夫子就再也没有出去打工，也没有因为打工而挣到多少大钱。

2014/2/6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