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张爱玲（1920-1995）的创作生涯，其作品大多于1943-1950年间完成，不乏闪光之处。深刻揭示人性、被夏志清先生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心理描写丰富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情节曲折动人的《十八春》（后经作者修改易名《半生缘》）。然而，张爱玲在17岁写就的仅四千余字的短篇小说《霸王别姬》（1937年）却不容我们忽视，汪宏声先生认为此“少作”比郭沫若用同样题材写的《楚霸王自杀》（1936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样取材于历史事实的“霸王别姬”，以往的众多作品都关注“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项羽，虞姬只是英雄的陪衬，充当的只是配角。在《霸王别姬》中，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成功地塑造了虞姬这一既温柔又刚烈的女性形象，且善于运用环境烘托与意象描绘的手法，并以虞姬的死来表征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月有圆缺；阳昌而生物，阴和而成物。故妇专从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　《周易》天尊地卑的阴阳学说深刻地揭示了女性的地位与命运。随着父权制社会的发展，人类建构了性别统治与性别依附的等级秩序，男尊女卑和男主女从的两性关系维系着社会关系。女性在“三从四德”的桎梏下，处于被奴化被物化的异己状态。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旧礼教与旧道德的批判，唤起了人类解放和平等追求的思潮。在文学视野中，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并对男权话语进行改写，张爱玲的《霸王别姬》便是其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及男权话语改写的典范。

张爱玲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深入描绘了虞姬的内心体验。思维和感知的主体是虞姬，行为与话语的主体也是虞姬，从女性的视角深刻地揭露了虞姬的历史处境与悲惨命运。

“如果他是那炽热的，充满了烨烨的光彩，喷出耀眼欲花的ambition的火焰的太阳，她便是那承受着，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她像影子一般地跟随他……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她仅仅是他的高吭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

“啊，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将穿上宫妆，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古黯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于是其他的数不清的灿烂的流星飞进他和她享有的天宇，隔绝了她十余年来沐浴着的阳光。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当她结束了她这为了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

透过张爱玲灰冷的笔调，女性的异己地位展露无遗。女性的鲜活个性与完整自我被淹没了，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并被视为“他者”的自我。由此，女性被抹煞了作为“人”的地位，沦陷为工具和男人的附属物。她们不仅经济上没有独立性，更重要的还在于精神上受奴役，虞姬的形象代表了旧社会女性“以夫为贵，以夫为荣”的精神风貌和生存状态。张爱玲以自觉的女性自审意识展示了女性的心理痼疾，昭示着女性作为“人”的挣扎与抗争。

更为深刻的是，虞姬自我觉醒的思考过程，同时也是痛苦的自我否定过程。虞姬竭力要挣脱依附的社会地位，并渴求从父权制社会结构中寻找自我，但是沉淀在内心的文化心理结构却阻止了她的思考与选择。

“她又厌恶又惧怕她自己的思想。”

“‘不，不，我今晚想得太多了！捺住它，快些捺住我的思潮！’她低下了头，握住拳头，指甲深深地掐到肉里去，她那小小的，尖下颏的脸发青而且微颤像风中的杏叶。‘回去吧！只要看一看他的熟睡的脸，也许我就不会再胡思乱想了。’”

虞姬独白式的言语和压抑自己的行为细节，显示了她对自我觉醒的痛苦与挣扎，体现出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的心理历程。虞姬在觉醒的状态下，缺乏女性话语权力，处于“失声”的境地。

“‘大王，我想你是懂得我的，’虞姬低着头，用手理着项王枕边的小刀的流苏。‘这是你最后一次上战场，我愿意您充分地发挥你的神威，充分地享受屠杀的快乐。我不会跟在您的背后，让您分心，顾虑我，保护我，使得江东的子弟兵讪笑您为了一个女人失去了战斗的能力。’”　

“她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项羽冲过去托住她的腰，她的手还紧紧抓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羽俯下他的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紧紧瞅着她。她张开她的眼，然后，仿佛受不住这样强烈的阳光似的，她又合上了它们。项羽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所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　

虞姬的思索，表达了不满于依附地位女性的觉醒，也反映了女性不愿成为他人累赘和负担的独立人格追求。然而，女性要摆脱父权制结构，拥有女性话语权力，只有以死的方式得以完成。女性在“失声”状态下，只有自杀是自己可以做主的。终于，代表女性的虞姬以死来完成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这种极端的方式穿透历史的重压，唤起和表达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善于运用环境烘托和意象描绘，也是张爱玲《霸王别姬》一文的精彩之处，更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小说以暂时宁静的夜晚为衬托，以渲染虞姬的内心冲突，并为战争的到来作好铺垫。同时，“蜡烛”的意象被反复运用，起到烘托气氛和象征的作用。“在帐篷里，一支红蜡烛，烛油淋淋漓漓地淌下来，淌满了古铜高柄烛台的浮雕的碟子。”　起烘托气氛的作用。“虞姬裹紧了斗篷，把宽大的袖口遮住了那一点烛光，防它被风吹灭了。”“虞姬不说话，手里的烛台索索地乱颤。扑地一声，灯笼和蜡烛都被风吹熄了。”“她跟了进来，看见他伛偻着腰坐在榻上，双手捧着头。蜡烛只点剩了拇指长的一截。”等起意象的作用。“蜡烛”这一意象的运用，更深刻反映虞姬内心的失落与绝望，点缀了女性地位的卑微与命运的无常。

故事以传统文化中英雄美人的背离，来实现女性意识觉醒和个性解放的诉求。虞姬之死，为自己，更为女人的命运。正如张爱玲在《有女同车》中所言：“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