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阳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战国时属楚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耒县，因耒水命名，隶长沙郡。西汉高祖五年（前202），改耒县为耒阳县，隶桂阳郡，此名基本沿用至今，愈2200余年。之所以说基本，是因为期间有些变动，隋朝，改名洡阴县，宋朝，改名来阳县，元朝，升为州。

自秦朝至五代十国时期，耒阳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县令，宋朝为知县，元朝为知州，明清时期为知县，民国时期为县知事和县长。笔者多方查阅资料，发现自秦到新中国成立，耒阳有史可查的县长有286位。其中：秦汉3位，隋唐4位，五代1位，宋朝15位，元朝8位，明朝63位，清朝155位，民国37位。

耒阳最早的县长，当然是秦朝的耒县县令。秦统一全国后，实行郡县制，最初全国分为三十六个郡，不久又增加十一个郡，耒县属于长沙郡。秦代的长沙郡，以现在的湖南长沙地区为中心，包括了今岳阳、长沙、湘潭、株洲、益阳、衡阳、邵阳、娄底、郴州、永州等市，以及鄂南、赣西北和广东的连县、广西的全州等地，面积几乎相当于今天的湖南省。由于秦朝存在时间极短，很多历史没有记载，因而这位耒阳首位县长的名字，只是一个谜了，权且叫他秦县令罢。就连当时的县城，也无法考证。《嘉庆一统志》载：“耒阳故城，在今县东北四十五里。”究竟在哪里？无法考证，这是历史留给后人无限遐想的空间。我们今天能证实的，只能是这样一个场景：当这位有才华的秦县令，在那个谜一样的县城，准备大展宏图时，岂料遇到陈胜吴广起义，秦帝国大厦很快倒塌。他要么隐居深山避于乱世，要么在楚汉之争中带着遗憾离世。

西汉时期，耒阳变动频繁。汉高祖鉴于秦帝国朝廷孤立无援、二世而亡的做法，分封了一批诸侯王但同时又沿袭了郡县制，使西汉前期的行政区划，出现了一种封建制与郡县制并立的局面，称“郡国并行制”。汉高祖二十六年（前202），改耒县为耒阳，隶桂阳郡。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封其子刘发为长沙定王，是为长沙国。耒阳流传至今的民谚：“八十老翁生一娃，笑坏长沙千万家。”指的就是这个时期的事。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刘发向父亲诉苦：“臣国小地狭，不足以回旋。”景帝便诏令把武陵郡、桂阳郡划给刘发，耒阳归属长沙国，前后达一个半世纪。王莽新朝天凤元年（14），改耒阳县为南平亭，桂阳郡改为南平郡。十一年后，新朝废，东汉兴，废南平亭，耒阳恢复为县，仍属桂阳郡，治所在郴县（今郴州市）。当时，万户以上的大县的长官称县令，万户以下小县的长官称县长。耒阳人口为1.3万人左右，三四千户，算小县，最高长官自然称县长。奇怪的是，在将近两百年里，耒阳的县长没有历史记载。我想，一是由于变动频繁的缘故，二是造纸术尚未发明，当时使用的是竹简，保存不易，因而至今没有发现西汉耒阳县长的记载。

有史料记载的耒阳第一个县长，是东汉和帝刘肇（79--105年）时的耒阳县长许荆。当时，耒阳因连年征战，民无宁日，人口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全县不足万人。此时，耒阳人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许荆到任时，纸张开始在全国推广。许荆字少张，会稽阳羡人。他的祖父叫许武，举为孝廉。许荆年轻时考取功名，为郡吏。他哥哥很早就让人害死了，侄儿为报仇杀了人，仇家带人前来复仇。许荆听说后，跪在这个人面前，说：“世前无状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训导。兄既早没，一子为嗣，如令死者伤其灭绝，愿杀身代之。”仇家赶紧扶起许荆，说：“许掾郡中称贤，吾何敢相侵？”这事情便平息了。许荆名气大振。和帝时，许荆到耒阳县任职。当时辖内有蒋氏兄弟因争夺家产而发生纠纷，官司打到了县衙。许荆将二人召集到一起，心情沉重地长叹一声说：“我负责管理这个地方，承担国家重任，应当尽力教化伦理，使家庭和睦，百姓安居乐业。你们兄弟为了些许财物而不顾纲常伦理、手足之情，这样看来是我没有尽到教化的职责，我有失职之过啊！”许荆说完，就命衙差端来笔墨纸张，当即写了弹劾自己的请罪书，要上呈朝廷，请求朝廷治他教化不力之罪。蒋氏兄弟见此情形，顿时感到悔恨和内疚，重归于好并请求许荆治他们的罪。中国古代法律观念中，有个重要的思想是“德主刑辅”、“教化为先”，强调“礼禁于未然之前”，主张通过教化的方式，统一人们的价值观，最大限度地预防犯罪。官吏在处理纠纷时非常重视教化的作用，希望借此达到“无讼”的理想境界。许荆处理蒋氏兄弟争财的纠纷就是其典型个案。许荆在耒阳任职十二年，政绩显著，父老称歌。后让皇上召见，征拜谏议大夫，病逝于任上。耒阳人怀念他，为他立庙树碑。

耒阳史上最有名的县长，当属三国时期庞统。赤壁之战后，刘备南征，把桂阳郡、长沙郡、武陵郡、零陵郡占为己有。徐庶推荐庞统去辅佐刘备。刘备见庞统相貌丑陋，很不喜欢，就派他来耒阳当县令。庞统到耒阳后，心中闷闷不乐，成天借酒消愁，三年不升堂理事，大小案件压着不判。耒阳百姓议论纷纷，状纸告到刘备那里去了。刘备立即派张飞去耒阳考察庞统政绩。庞统知道张飞爱呷酒，怕他酒醉误事，就吩咐各家酒店，卖酒一律参水。同时，传呼所有案犯人员，都到县城听候发落。张飞来到耒阳，虽四处喝酒，但只饱不醉。一进县衙，便斥问庞统：“为何积压案件不判？”庞统说；“区区小事，何足为奇！请三将军明日看我断案就是。”次日，庞统升堂。公堂上跪着黑压压的一大群原告、被告，吱吱喳喳几百张嘴同时诉状。庞统胸有成竹，边听诉状，边判案，三年积压官司，当着张飞的面，只用三天就结得一清二楚，使人心悦诚服。张飞觉得庞统当一名小小县令确实大材小用了。于是急忙回朝复命，刘备大惊，马上派人将庞统接去，封为左军师。至今，耒阳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庞统的官司，三年积案三日清。”这个故事，还让罗贯中写进了《三国演义》。

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孙权争夺荆州，后和解，以湘江为界，江东的江夏郡、长沙郡、桂阳郡属于东吴，江西零陵郡、武陵郡、南郡划归刘备。耒阳成为吴国属地。不久，吴国把耒阳分为四个县：新平、新宁二县（今常宁市），犁阳县、耒阳县。其中，耒阳县属于桂阳郡，其余三县隶湘东郡，均属荆州。西晋保持东吴的建制，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废犁阳县并入耒阳。至此，耒阳的疆域大体保持至今。南北朝，梁武帝天监二年（503），耒水暴涨，沿河房屋多被淹没。梁元帝时（552-554），耒阳县治移大陂市。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耒阳县更名诔阴县，县治仍在大陂市。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复名耒阳县。县治迁还原址（今城区）。玄宗开元九年（721），耒阳县城至观音阁88华里古道建成，沿途建亭13座。奇怪的是，无论两晋还是南北朝还是隋朝，历史上却没有关于耒阳县令的记载。笔者猜测，可能是县治转移，档案记载丢失所致。

唐代有史料记载的耒阳县令，仅仅四位，分别是：罗文容、薛贵、聂令、朱昂。其中的聂县令，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颇出名。这位县长的名气，倒不是说他文采多好，而是大诗人杜甫的死与他有关。当年杜甫漂泊到耒阳，遭遇洪水，困于舟中，聂县令崇拜杜甫，好心派人送去牛肉干和白酒。饥寒交迫的杜甫，结果暴食一顿后，呜呼哀哉。有人说杜甫是让牛肉干撑死的，有人说杜甫是兴奋过度落入水中淹死的。郭沫若同志考证，认为杜甫是中毒死的。难道聂县令故意害死了杜甫？非也，是聂县令送的牛肉干出了问题，变质有毒。不管到底属于哪一种死法，反正聂县令是青史留名了，杜甫为答谢他，专门写了首诗。这事儿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到了昭宣帝天佑年间，也就是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年)，耒阳知县朱昂于杜甫墓前建杜公祠，为四合院封山式，正中明堂设木质雕像，各祭文碑刻环刻于石栏上，东西栋有房子10余间，供祭祀与守墓用。这个杜甫祠，后来在宋代发展为一个书院。从时间上讲，杜陵书院比岳麓书院、石鼓书院都要早，只是名气没有后两个大罢了。到五代十国时期，耒阳隶后晋，当时的县令叫黄廷翰，曾重建杜工部祠。

北宋，耒阳改名来阳县，县令也不叫县令，而叫知县事。赵彦卫　《云麓漫钞》卷十：“唐制，县令阙，佐官摄令曰知县事。李翱任工部，志文云‘摄富平尉知县事’是也。”宋代以朝廷大臣到地方兼领一县之长，称“知（主持）某县事”，简称“知县”，管理全县的行政，有的还兼管军事，官秩多是七品，月薪为90石大米（相当于今天1800余元）。知县的助手有县丞、主簿等。县丞协助知县管理县政，主簿管理全县的粮税、户籍等。耒阳知县事有八人：郑行己、江濨、俞刚、李师呥、汤宽、杜惟一、张文启、黄君茂。南宋景定年间，知县事改称知县，知县先后有王和、肖轶、王令、高容、严祖叔、曾之谨。最杰出的无疑是曾之谨。曾的祖籍是江西泰和，其祖父曾安止，字移忠，号屠龙翁。入仕之后“初调洪州、丰城主簿”，后曾任江州彭泽县令。元祐五年（1090），曾安止“以目疾而退”，年仅四十余岁。弃官后授宣德郎。退居后，从事调查和著述，在“周爰咨访，不自倦逸”和“善究其本”的基础上写作了《禾谱》一书。《禾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关于水稻栽培的专著。虽然全书已失传，但从前人的有关记载和“曾氏族谱”所保留下来的部分内容来看，全书包括稻名篇、稻品篇、种植篇、耘稻篇、粪壤篇、祈报篇等内容。[1]是一部内容丰富而又资料详实的著作。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北宋绍圣元年（1094），五十九岁的苏东坡遭贬，从南康军（今江西星子）起程，过庐山下、经湖口、溯赣江而上，过庐陵（今江西吉安），见到了曾安止。苏轼读过《禾谱》之后，在“秧马歌一首，并引”中评价：“《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但苏轼对于《禾谱》也有美中不足之感，“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当时曾安止已失明，不能补写，过了一百多年，曾之谨才替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弥补了祖先所遗留的缺憾。曾之谨是曾安止的侄孙，写作《农器谱》时，身为耒阳县令。曾之谨写作《农器谱》除了受到其祖父的直接影响之外，当然与耒阳农业文明发达有关，神农创耒的传说也启发了他。曾之谨到耒阳任职自然知道耒的意思，于是便在先辈的影响之下写作了《农器谱》，而《农器谱》的开篇便是耒耜。可惜《农器谱》和《禾谱》一样后来却失传了。王毓瑚说：“从明代末期起，书就不再见了。”不过，当代学者经过研究发现，曾之谨的《农器谱》并没有失传，而是大部分保留在元代的《王祯农书》中。

到元朝至正丁丑五年(公元1435年)，耒阳人口激增，有二万五千三百一十一户，升格为州，隶属湖广省。先后有两任县尹、六任知州。县尹先后是马令谋、党思聪，知州先后是：高崇礼、陈宗义、谢思敬、吴瑛、伍照、李伯颜。党思聪于元至正年间任职的，他的政绩主要是修复杜陵书院。而知州陈宗义的政绩，主要是在元至元四年（1338），重修蔡侯祠，使这个重要古迹得到保存和延续。吴瑛任知州时，民间传言，耒阳这块风水宝地出了皇帝，将要改朝换代，还要建都。至正皇帝万分惊骇，密诏宗人府派密使、侍内锦衣卫，昼夜兼程赶往湖广，深入耒阳州密切排查。通过看风水获悉，耒阳西南乡凤形山，一妇孺守寡三年得一子，在襁褓中算命先生称其八字，“此命权威不可当，龙袍玉带坐金銮”。密使和侍内锦衣卫冒死在凤形山密访排查百余天，也未见踪影，无奈只得禀报皇上。朝廷只好请民间江湖术士张天师，用占卦术，卜算和堪与。张天师在风形山堪定该风水宝地的穴位。耒阳知洲吴瑛遵钦命，按张天师要求，在风形山里以堪定的龙脉穴位为中心，开挖九丈九尺方圆的池塘，即为“照妖镜”。东西两侧各立一石柱，即为两支蜡烛。四周安放石牛、石马、石狮、石象、石龟等祭祀帝王之物。张天师探得未来的“皇母”娘娘，每日都要到罗家垌的池塘旁以水当镜，映水梳妆。张天师用巫术将塘水搅混成红色，使她无法看清容貌，只好另觅它处。三月初三日卯时“皇母”娘娘中计，来到照妖镜下梳妆、沐浴。此时，张天师禅坐在羊角仙上，挥舞魔杖念念有词，一声霹雳，将池塘照得如同白昼。“皇母”娘娘受惊晕厥，化作一只凤凰立于凤形山。张天师阴谋得逞，将襁褓中的“皇帝”掳去。刑埸设在羊角仙下耒水环抱的沙洲上，行刑时脍子手用力过猛，“皇帝”人头飞溅过了耒水，溅落到对河岸的小街上。被“皇帝”鲜血染指的沙洲，倾刻长满了荞麦和罗卜。耒阳这块风水宝地出皇帝就这样流产了。人们习惯称，羊角仙下耒水环抱的沙洲为“杀头坪”，人头溅落的小街为“溅头街”，被巫术搅混成红色水的罗家垌池塘为“红埯塘”。后人演绎为沙头坪、红眼塘和灶头街（灶市街）。

到明代，耒阳重新降为县，先后有63位知县，多数政绩突出。第一位是徐煜，洪武三年（1370）裁州改县后任，重视交通道路建设，开通耒阳州北至衡阳县（今属衡南县）界县驿道55里，建栗塘、石洋、石塘、荆紫、春江5铺。在此前，已有西南抵桂阳州驿道，设烟竹、布林、小水、黄冈、湖桥、白沙、东山7铺。洪武九年（1376），知县张文昌在县城南门外创建总铺，开通耒阳县东至安仁县界县驿道80里，建东塘、龙塘、通水、彭家、和树、牌浩、小塘、东桥8铺。洪武十二年（1379），知县魏琏开通耒阳县西至常宁县界县驿道60里，建松林、郁冲、傍陂、蓝冲、城上、城下6铺。洪武年间（1368-1398），在县城东通津门建环秀楼，又名望江楼，砖木结构，楼呈亭状八角；又称八角亭。正德六年（1511），知县王睿倡建县城上城墙，内外砖石包砌，周长五百五十丈，高一丈七尺，厚一丈二尺。正德十一年（1516），郴桂农民起义首领龚福全率众攻占耒阳。嘉靖十三年（1534），知县周奇开通耒阳县南至永兴县界县驿道50里，建赤陂、高背、淝江、盐沙、田心5铺。嘉靖二十三年（1544），春夏大旱，秧不能插。九月至十一月无雨，炎热如夏，又遭蝗灾，民皆饥馑。嘉靖二十九-三十三年（1550-1553），知县马宣建白石书院，重修杜陵书院，并创建五里牌、灶头市、易口渡、东湖塘劝农亭4处，刻农桑摘要书。值得指出的是，明朝前期，由于朱元璋极力反腐，官员相对清廉，像明朝正七品知县月收入，就是1.9两白银，7.5石大米。

明朝升迁职位最高的耒阳知县是李国祯。李国桢乃明朝江西抚州人，天启年间举人，崇祯年间做过湖广耒阳县知县，后迁福建顺昌知县，又升任总督，封襄城伯。他的远祖李居信，号松江，是南宋朝户部大军仓。李国祯自幼受良好家族教育熏陶，勤奋好学，一身正气。任职耒阳知县期间，因为人品佳，官声好，列入了乡贤祠和名宦祠中，世代接受当地官民的祭祀。李国桢是崇祯帝末期最受宠信的臣子，颇具军事才华。崇祯十年（1637），临武、蓝山矿工响应张献忠起义军，乘舟北进，经过耒阳县城东门，李国祯募兵阻击，逼使起义军弃船登陆，步行到衡阳、湘潭。次年，这些起义军返回耒阳，李国祯设伏阻击，导致矿工死伤惨重。李自成率兵北进，攻打京城，崇祯皇帝急调李国祯进京，负责北京城防。不久，城破，崇祯自杀身亡，李国祯等文武百官被俘。李国祯不肯下跪，背面而立。李自成怒问道：“为何不跪?”　李国桢回答道：“我明朝大臣，没有下跪的道理!”李自成等便威吓道：“不跪则把你凌迟处死!”李国桢回嘴：“随你的便!”李自成等又威胁道：“不跪将把你全家凌迟处死!”回答仍是随你的便。但当李自成说到不跪将把全城百姓凌迟处死时，李国桢这才跪下，不过仍是反面而跪，而且口中仍说道：“我是为全城百姓而跪，并不是向你而跪!”即使如此，李自成也没有处死他，而是把他暂时关押，小火燎烧，大板痛砸，折磨三天三夜，让他极痛而死，年仅二十七岁。李国祯的儿子李涤，明朝末年的秀才，隐居不仕，世称笔语公，著有《笔语集》。到清末，他的后人中出了个非常杰出的人物，那就是著名书法家、画家、教育家李瑞清，进士出身，曾任江宁提学使、江宁布政使、学部侍郎，官居二品，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

到清朝，耒阳的县长就多了，达155位。耒阳是顺治四年（1*47）归清朝管辖的，到民国元年（1911），前后3*4年，几乎每两年要换一个知县。任职最长、政绩最显著的知县是张应星。张应星，号筱山，江南休宁人，贡生，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任职耒阳知县，为官清廉。《耒阳县志》载，他在任十四年，建文昌宫，立凌云塔（青龙塔），主修县志，县境桥梁、道路都得到修整。他还是个诗人，有数十首诗作流传于世，其中多首是吊唁杜陵的。他吟诗赞龙泉洞：“耒阳四过重阳节，历遍诸峰此称奇。三洞直开罗宝仗，一拳中踞俨沙弥。凝成暖气常春日，泻谷寒光是夏时，纵少黄花还少酒，龙泉煮茗亦相宜。”著名的《耒阳八景诗》就是张应星写的。他赞美杜陵桥：“如何春近转严寒，始信阳生冬未残。不必岭梅先得气，杜桥也有一枝看。”他写孔明碑：“昂然邱垅中，形势奇而奥。不知起何人，绝不类时好。搔首立田间，久视目疑眊。依稀认汉朝，字画全消耗。转侧揣遗文，信是卧龙造。遥遥几千年，风雨无倾倒。此碑疑有神，一任流俗道。”写出了此碑的来源和神异。康熙丙申（1716）年，张应星主修主纂《耒阳县志》，发现耒阳历朝历代，虽有举人进士，竟没有一个状元，深表惋惜，便在青麓峰山脚河边，修建了青龙塔，以壮其地脉，兴其文风。

耒阳换县长换得最勤快的一年，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当时，耒阳县田粮杂赋，名目苛繁，官吏假公济私，敲诈勒索，民不聊生。余庆乡有个阳大鹏，赴省上诉，反遭殴辱，他便在耒阳号召全县考生罢考。结果县衙拘捕了段氏父子。阳大鹏忍无可忍，组织五百农民闯入县衙，救出段家父子，抄缴官府钱财，开仓济贫。知县李金芝因“缉捕无能”，被朝廷革职。湖北人叶为楏继任知县。叶到任后，非但不减税赋，反而变本加厉，追缉阳大鹏等闹事者。官逼民反，阳大鹏在这年三月组织西乡农民，打造兵器，与官府作对。朝廷震怒，革除了叶知县得职务，任命雷泽为知县。雷县长的到来，还是没有平息事态，反而越闹越大。五月，阳大鹏率一千余起义军攻打县城。雷泽被革职，朝廷急调广东南海进士徐台英为知县，镇压起义军。徐台英请求永州镇总率兵支援，将起义军逼出县城。六月，经过官兵追杀，起义军终因力薄无援，部分骨干战败被俘，阳大鹏在杉木岭被捕，押送京城，壮烈牺牲。

清朝晚期，国内动荡，外国入侵，民无宁日。各地的知县，一任比一任不好过，月薪也少，月俸银只有20—40两，还不够买一身官服。知县是七品官员，七品以下官员俸银更低，这就逼迫官员不得不加剧贪腐。当时在耒阳，一年换两个知县是常事。咸丰五年（1855）8月，红巾军攻占郴州，紧逼永兴县油榨圩，耒阳知县张济远是山东临县人，监生出身，立功心切，派军功龙际时率兵“清剿”，龙被击毙，这位张县长被撤职。继任者洪琅，是浙江昌化人，拔贡出身，是个最有意思的知县，在咸丰七年（1857）8月，耒阳蝗虫灾害严重，他设局广收蝻子（幼虫），论功奖励。这种原始的方法，并没有控制灾害，反而落个笑柄。

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耒阳三十八年，先后任命37位县长，几乎是一年换一个。他们清乡剿共，欺压百姓，臭名昭著者就有欧阳谷、谢清河、谷乐军、段人范。欧阳谷是常宁县人，民国十五年任耒阳县长。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耒阳城，共[chan*]党组织遭到破坏。欧阳谷气焰非常嚣张，杀了不少地下共[chan*]党员，人称“活阎王”。他担心报复，整天躲在县衙里，不敢露面。巾帼英雄伍若兰便设法捣毁狼窝，组织六名青年妇女，在十二月十二日傍晚，雨雪交加中混进城后。待到半夜人静，六名女同志分三组，带了标语去街头张贴。伍若兰与另一女伴悄悄来到县衙门外，从包袱里掏出早已写好的标语纸，分别贴在两扇门上。次日，日头出山，霞光满天。欧阳谷闻听外面熙熙攘攘，急促地披上衣服，打开门一看，只见两扇门上贴的是：“先杀反动官吏，后杀士豪劣绅，再杀反动团丁！”右边贴的是：“游击队不日攻城，人民积极响应，莫要放跑县长，杀他碎尸取心。”欧阳谷瞬时脸色吓得乌青，两条罗圈腿筛糠般地颤抖起来。他狠狠地撕下标语，吩咐手下人看好家，说自己到省里有事，便悄悄地溜了。两个月后，朱德带兵攻克耒阳城，竟没有捉到县长，只捉了个维持会主任王曾奎。群众为此事，编了顺口溜：“六个虎胆女人，胜过上万雄兵，大闹耒阳县城，吓跑县长大人，赶走士豪劣绅，瓦解挨户团丁。”

耒阳在民国时出了个将军县长。他就是谷乐军（1896～?），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党代表。1928年一度返乡闲居。1930年5月任南京中央军校入伍生团第二营第七连少校连长、中校步兵队长、第二总队上校步兵大队长。1936年人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任少将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三旅副旅长，暂编第六军参谋长，预备第十六师少将师长。1944年9月调任湖南省耒阳县县长兼县国民抗敌自卫团司令官。当时，湖南省政府及第九战区司令部迁出耒阳。日本侵略军陷境，狂轰滥炸、*淫屠杀、烧抢掠夺，兴旺一时的工业、农业、教育、商业、交通惨遭破坏，人民死亡超过十万人，田土荒芜逾半，县城几成废墟。三任县谷乐军、熊为琦、罗醒大发国难财，拉空公款千多银元。1946年2月，谷乐军因“违法杀人罪”被撤职查办。1949年逃到台湾。

段人范是旧社会耒阳最后一届县长。他是耒阳城郊七岭村人，出身地主家庭，毕业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训练班。湘南起义后，历任耒阳县挨户团副主任、保安团团长、铲共义勇队副总队长、国军副团长，一生以镇压共[chan*]党员、工农群众为职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1928年到1937年间，他在耒阳屠杀党员、群众上千名，常以杀人为乐。1932年春，他亲手开枪杀死县委书记邓宗海。抗战期间，段人范担任军统局耒阳组长，迫害进步人士。他还投机商业，担任商会会长。当日军入侵耒阳时，段身为县游击队副司令，不抗日，反而抢劫百姓财物，大发国难财。1949年6月，县长陈颖心辞职，段人范自荐为县长，组织洪帮，强迫年满十八岁青年入帮，企图扩大势力，与共[chan*]党对抗。耒阳县城解放后，他逃到香港，接受汤恩伯的任命，担任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兼耒阳县长，网罗残匪，派回耒阳，尽兴破坏活动，被解放军全部消灭。段人范只好跑到台湾，于1987年病逝，终年88岁。如此一个坏人，反而高寿，真是好人命不长，坏人活千年。但段人范的名字，跟谷乐军等国民党伪县长一样，只能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耒阳自秦置县，迄今2200余年，县长（县令、知县）起码在700人左右，青史留名的的不过三分之一。这些县长大人，除少数有劣迹外,绝大多数为耒阳百姓办了诸多实事,带来了福祉,并惠及子孙后代。耒阳现存的相关史志、文集，记录了他们的功绩。幸存的文物古迹中，很多是他们造福百姓留下来的政绩。他们的耒阳文化的传承者，是一条悠远的“文脉”之河，像耒水一样绵长，流过昨天，泽润今天，奔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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