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袖标的故事

我们相识在６７年的盛夏。那是个动荡的年代，也是个充满故事的年代。

“文革”进入了大串联的尾声。我虽然已经去了建设兵团，却不甘心错过这个可以走遍神州大地的机会。趁着回家探亲的时候，和许多北京的“红卫兵”一样，在胳臂上套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红色袖章，穿的是最时髦的洗的发白的旧军装，腰里扎着一根挺宽的皮带，斜挎着一只黄布的军用挎包，踏上了“周游”全国的“征途”。

要说这身军装可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时装，男男女女穿的衣服只有三种颜色，绿、蓝、黑。这个的时段的色彩一共是四种，还有一种是时代的主色调——红色。那是一个红色的世界，一个红色的海洋。在服装里，草绿色的军装就是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我胳臂上的大红袖章更加体现出一种特权。

说起这个“红卫兵”袖章，在当时可是有许多的讲究，而且被那个变形的社会赋予了极大的特权。现在知道其中详细故事的人也不是很多了。

关于“红卫兵”诞生的故事，有各种的脚本。这个不是我讲的话题，我讲的是关于“红卫兵袖章”里的趣闻。相信知道的人也不会很多！

袖标虽然都是红色的，却可以用来区别戴袖标的人的身份。于是，根据袖标的质地和大小，便把中国封建时代的官爵等级巧妙的用了上去。现在想真的很可悲！打着“破四旧”最革命旗号的“红卫兵”小将，袖章上体现的却是封建社会的九品、九卿！

做袖章的材质分成红布、红绸、红毛呢。毛呢的材质无疑是最高级的。袖章的尺寸分成３、５、７寸。每种材质有三个规格，形成了“红卫兵”中森严的等级。最可悲的还是，决定佩带不同等级袖章的标准，不是“红卫兵”在团队中的实际地位，而是他们这些人父母老子身份与官衔！普通的工人与贫下中农出身的人，无论在组织里担任什么级别的职务，袖标只能佩带５寸以下红布。

这就是时代的烙印之一吧？

走在神州大地上

我离开宁夏之前,先去了一次新疆。虽然已经在大西北生活了两年,可是对那天山的神奇,还有那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姑娘总有着一种想往。我就这样一路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向着神往已久的新疆奔去。

车厢里，坐满了人，几乎是清一色的首都“红卫兵”。那个时候还不是全国范围的“大串联”，而是属于北京“红卫兵”在全国各地的“煽风点火”。于是几百万的北京大中学生就这样向四面八方涌去。选择的方向多数是新疆、云南和上海、广州。

选择新疆与云南的是因为神奇的天山与西双版纳。选择上海、广州自然是因为仰慕大都市的豪华。

突如其来的运输压力，使得铁路交通已经完全无法承受这样的负重，满员超载与列车晚点就成了很正常的现象了。我乘坐的这列火车从兰州开始算起，等到达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哈密，居然走了整整的七天七夜！

车厢的拥挤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状态。两个人的座位肯定是要挤３－４个人的。座位之间的空间，小茶几上，走廊里，座位底下，行李架上，椅子背上，厕所里，所有可以站、可以坐、可以躺的地方都是人！这个拥挤的状态绝对不会亚于现在的春运！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行李。当然车厢里的欢歌笑语肯定是免不了的。那是个纯粹年轻人的天下。

这趟的新疆之行对我也是终身难忘的。这是我这一生唯一一次进疆。

我不仅去了哈密和乌鲁木齐，也去了一次咯石。我终于“零”距离看见了神秘的天山，还有天山脚下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草原上翩翩起舞的维吾尔族姑娘。

天山戴着白皑皑的雪帽，脚下却是绿盈盈的芳草萋萋，还有万紫千红的野花。那些围着圈子唱歌跳舞的维族人，弹着东不拉，唱着带有异族风情的新疆民歌。特别是那些穿的花花绿绿的维吾尔族姑娘，身上的各色金的、银的、玉的饰物，随着她们轻盈的步伐与舞姿，相互碰撞着发出各种“叮叮咚咚”奇妙的音乐，像一群美丽的彩蝶，在一曲来自天籁的妙音中翻飞起舞，把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看得如醉如痴。

新疆的一次“免费旅游”，使我进一步萌发了南下周游的念头。于是，我随着姐姐返回北京后，仅仅在家逗留了３天，简装搭上了南下的列车。

一路走走停停的向南方行进着，其实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地。在这里先要卖个“关子”了，以后再解“包袱”。

从武汉继续搭车南下的时候，坐上的一辆慢车。终点站是广西南宁。

一个多月的“串联”生活，已经大大的丰富了我的经验，我知道到一个新的城市，在哪里可以找到串联“红卫兵”的免费接待站，在那里可以领到免费的“就餐卷”，可以安排免费的住宿，还可以领到下一个目的地的“免费乘车证”。

此时是８月里，串联的形势变化很大，已经不再是北京“红卫兵”往外地跑的主流，而是随着毛主[xi]３次接见了北京的“红卫兵”，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开始一股脑的涌向北京。这样一来，北上的列车压力更加大了，而南下就宽松多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