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夫人都是高中毕业后于1965年上山下乡到宁夏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在宁夏银川市郊一个叫做平吉堡的地方干了15年。这15年，我们是伴随着激情燃烧的青春、炼狱般的苦行僧生活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一起度过的。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我和爱人的相识相爱竟是毛主[xi]他老人家的一只袖子做的媒。

我的夫人善丹青，尤善临摹，她能把报纸上刊登的照片放大画出来，画像竟和照片上的人物、景色毫无二致。

1968年，我们那个地方也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不过，要比全国文化大革命晚上一两年。我们那里在北京来的红卫兵的启蒙下，也掀起了“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传达毛主[xi]语录的高*。我成分较高，出身不好，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判过刑（后被平反），一门心思要在这场运动中表现自己，彻底和家庭划清界限，做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我觉得，自己洗脑还是挺彻底的，我也曾为自己站在毛主[xi]革命路线而自豪过。

我们过的是半军事化的生活，每天都要出操、喊口令，连队的食堂也要刷毛主[xi]语录、画毛主[xi]像，这个光荣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夫人（当时只是认识而已）头上。

我帮她搭画架子、递颜料，她主笔画像。不到半天的功夫，她已经把毛主[xi]像画好了。我站在画架下，左看看右看看，老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哦，原来是毛主[xi]的衣服袖子和画像的比例不对。我赶紧对她说：“快改过来，一会儿有人发现了，你就成了侮辱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了！”她二话没说，三下五除二就改好了。打这儿以后，我们就认识了，再后来就结婚了——很平淡的故事吧？其实，我们的爱情与婚姻都在《烟雨红尘》网站列为精华的文章“期盼金婚”中，有过详细的介绍，我就不再重复了。今天，我主要说说我夫人生第二个孩子的故事。

那天，是1973年1月12日，农历腊月初九，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夫人一早还像往常一样，赶着毛驴车给地里送粪。赶着赶着，突然觉着肚子痛，她马上把毛驴车赶回了家。我也从地里赶了回来。我一边喊着：“我要生儿子喽！我要生儿子喽！”一边去请连里唯一的大夫郑光。

郑光是1958年支边的浙江人，出身地主家庭。他的医术很高明，连里绝大部分孩子都是他接生的。他有四个孩子，也都是他接生的。不过，当他为自己的老婆接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老婆大出血，连里又没有血库和输血条件，郑光只能瘫坐在土炕上，眼睁睁地看着老婆痛苦地死在自己怀里。他的第四个孩子也因此叫做“念慈”。

我本来还有些犹豫，怕夫人分娩有意外。这可不是多余的担心，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虽然是在北京生的，但她由于极度营养不良，身体极其虚弱，全身浮肿，我们连的指导员怕她出意外，跟着她回的北京。

生这第二个孩子，我一是怕郑光还没有从丧妻的痛苦中缓过劲儿来，二是怕夫人身体顶不住。但是，这会儿，您再怎么担心也是白搭呀！夫人马上就要临盆了。

郑光让我预备一沓子草纸和一桶热水，并让我把煤火生得旺旺的——他就在我们家里接生！

我们结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钱买床，睡的是土炕，铺的是薄薄的褥子。夫人就要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生孩子，而且是在老公在场的情况下生孩子！

夫人身体很差，生产的时候很费力，全身都被汗打透了，还时不时地喊出声来，“哎呀，哎呀！”的叫声让我撕心裂肺，可我又帮不上忙，直急得满屋子瞎转。郑光和他的助手不断喊：“使劲儿，使劲儿！”我终于看到孩子的头了，就在这马上就要成功的关键时刻，夫人再也没有力量了，任凭郑光怎么喊都使不上劲儿。孩子的头就那么漏出来一点。不行，再不能生下来，孩子就有生命危险！我也不知错了哪根筋，大声喊起了毛主[xi]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喊着这句语录，给夫人加油。夫人鼓足了最后的一点力气，在郑光大夫的引导下，终于把孩子生下来了！嘿，是个儿子！我高兴得差点儿哭出来，可孩子的脐带绕住了脖子，没有发出诞生时应有的哭声。郑光真是个经验丰富的大夫。他马上把绕在孩子脖子上的脐带剪断，又拍了拍孩子屁股，“哇！”孩子终于哭出了声。我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头一看夫人，她已经累得喘不上气来了。我把用毛主[xi]语录催生的儿子抱到她怀里，她笑了，笑得是那么甜美，那么让人爱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