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一天的元旦没记得做什么就过去了，离春节还有半个月，却到处都是新年的话题了。

晚饭后，几个老熟人见面，话题已经变成了孩子何时回来，年货准备多少，接着就是问今年在哪儿过年了。而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惊人的一致。问到前者多是微笑，一家团聚总是好事。说起后者多换来叹息，再没老家可回了：老马早没了父母，他家就是根据地。老王的母亲去年也去世了，再不必舟车劳顿的回家过年。只有老刘例外，父母都在，且老家就在这个城市，回不回一样。于是老刘就开始兴奋的说起以前过年和即将过年的诸多故事来，进而惹得几个无家可回的人更多的失落。

老王听着老刘的故事，一开始是叹息，叹息过后，也跟着乐了起来：今年再不必为一张车票发愁，再不必为回家一趟掉层皮，这何尝不是好事？说自己昨天路过火车站，老远就看到了排队的队伍，那群头发蓬乱，睡眼惺忪，背着蛇皮口袋，挑着涂料胶桶，人挤人人叠人的人群，就是二十年前的自己。现在真不明白，这样回家一趟，那份团聚的快乐，真的能抵得上这份拼命的辛苦吗？

听着这些话，老马不乐意了。说：单算自己肯定是这样。可你搞错主语了，辛苦是自己的，快乐是父母的。想想父母的翘首相望，等着风雪归人的激情拥抱，再享受几天皇帝公子一样的伺候娇宠，一切的辛苦委屈悲愤和无奈，就都没了，还会发酵成再次出发的动力。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父母，这一趟都是不可或缺的。……

就这样说着说着，老马居然有点哽咽，显然他说着说着已穿越到了二十年前的岁月。

老刘看见这情形，赶紧接过话茬：这样的日子也难以持续啊。我们这一代，多数已没了老人，也就没了老家。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在老家的父母也都成老人了。说老龄化，其实最明显的是农村。青壮劳力多数都成了候鸟，村里只剩下一群老弱病妇在荒芜的土地上耕作。没了年轻人的村子，也就没了生气。随着这一代人的老去，村庄只会更萎缩，老家只会更消瘦。再加上不断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到那时别说再找不到熟人，就是记忆的地标也找不回了。

老王此刻已回转神来，转悲为喜：这么说我们真该感谢政府啊。至少我们这一群已扎根这里，再不必为“回不去故乡也进不了城市”焦虑。实在诅咒城市喧嚣的话，还可以周末到乡下走走。以后退休了，咱就合伙在城郊租一片地种点菜，也能体会一番农家的休闲和宁静。再老了，连这都没戏的时候，就只好跟着子女再次漂泊。到那时所谓老家，终会淡化成一种心底的乡土情结，最后只剩下履历表籍贯一栏的两个字码。

说到这里，老马又和老王成了统一战线：咱们这辈人无家可回了，下辈独生子女们大概就更没了老家的概念。像老刘三代人都在这个城市，多少还有点亲情古旧，像我们俩，自己是这里的第一代，孩子又成了别处的第一代，一代人换一个地方。现在咱们健康，子女在年节回家省几天亲。过几年我们更老了，终究要成为孩子的累赘跟他们一起迁徙。而一旦我们也死了，孩子们的老家自然也就彻底没了。

老王跟着说：说实话，就咱们这雾都钢城，早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咱们都恨的牙根痒痒，又有多少值得孩子们留恋？

倒是老刘想的更远：哪我们死了埋哪儿啊？埋这里，孩子不来，更没人照看。埋老家，孩子也难得长途跋涉去看我们一次。难不成要孩子带着我们的骨灰坛子满世界跑？

还是老马想的开：这你就糊涂了。死的时候，不得不麻烦孩子。已经死了，干嘛再给孩子添麻烦？咱们还是回老家吧，至少和父母在一起。到那时我们个个身轻如燕，跨洋越海都没问题。孩子们想我们了随便在那烧烧我们都能拿到，就是城里不让烧了，赶上年节他们念叨咱们几句，咱们也就知足了。

就这样三个人一边说一边遛，说着说着已走完三圈。就要分手的时候，老刘问今天几号，老马说十四。老王说这是今年最后一个月圆了。三个人一起举起头，却没有发现丝毫月的影子，头顶只是一片浓重的雾霾。

老刘再次叹息：李白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咱们是举头无明月低头无故乡啊。就这样的日子，还说什么过年、老家、埋在哪儿，现在咱们不就已经被霾在这儿了吗！

本来一场关于春节的喜庆的对话，就这样成了一场关于故乡和坟地的叹息。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还在想，也许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吧。记忆里的老家，就如同童年的纯真，已经永远的留在了梦里。现实里的故乡，就是这眼前的雾霾，谁都躲不开也绕不过。如果说文革残暴，毕竟没有革掉所有的亲情。倒是国策更绝情，一下就消灭掉了很多词汇。设想一下，八零后九零后的独一代和他们的下一代，对他们来说，早没了什么四世同堂的盛景，就是沿用了千万年的“叔叔伯伯姨姨姑姑舅舅”的称呼，他们还会记得吗？他们还能对后代解释它们的涵义吗？或者他们还有做这些解释的必要吗？这些称呼的命运，就只能像恐龙那样，彻底消失在时间的河流里了。或更彻底点，到那时连“年”也会成为专利品，要根据每个人的级别高低和资产多少来分配了。

于木鱼宅

2014-1-16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