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京十年祭

十年前，也就是1978年底、1979初的时候，几千名曾在宁夏13师和林建师各农场、林场奋斗过近15个年头的北京知识青年，浩浩荡荡而又灰不溜丢地返回了喧嚣的北京，回到了各自熟悉而又陌生的家，成为北京百万待业大军中的老知青。

然而，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

炼狱

这些在宁夏奋斗过15年的老知青们回到北京后，显然对于”未来”和“现实’的认识太肤浅了，或者说，他们还怀着二十多年前刚刚踏上宁夏那块土地时的热情、亢奋、盲目与憧憬，他们还不懂得’’人生艰难”这四个字的分量；

——在某区劳动局知青科，一群刚上完北京户口的老知青试着问一位主管分配工作的干部；“我们什么时候能分配工作？”

“等着吧！仨月、半年，或者一两年！“

听着这冷冰冰的回答，看着那张阎王似的面孔，老知青的心在颤抖。

仨月、半年、一年、两年，这是个什么时间概念！它意味着还要在家里伸手要饭等着挨白眼，还要被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们踩乎，还要流一大堆眼泪去求爷爷告奶奶-------

一个老知青忍不住了;”那我们吃什么呀/”

“你投靠谁来的?”依然是那张死人脸。

“我弟弟呀！”{

“那你就吃你弟弟呗！”揶揄、嘲笑，抑或就是气死你！

混账话！我弟弟一个月才挣三百大毛，我们一家四口吃他？这不是屁话是什么？

那位老知青愤愤地在桌子底下举起了拳头，可是那样不行呀！为了一家四口人能活下去，现在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你也得咽下去呀！

他把拳头松开，转身就走。出了劳动局大门，他才靠在一棵大树上痛痛快快地哭出声来。他像当年曹操投鞭大江一样，发誓说;”冲着你，我也得混出个人样来！“后来，他的誓言实现了：他当上了一个公司的副经理。

——在前门外好景胡同4号，住着原农建13师一团五连老知青李胜利和她的爱人——原五连副连长崔凤智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

8平方米，住5个人，每人平均1,6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这种窘迫在世界上大概也是罕见的！

然而，还不仅如此。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李胜利的身体极差，血色素只有7克，经常头晕、心悸——完全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这不用大夫诊断，李胜利自己也非常清楚。可是，上哪儿去弄钱呢？她的父亲早逝，母亲又没工作。她爱人崔凤智的家在农村，根本无法接济他们。他们一家五口只好和窝头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毛钱一堆的烂白菜、两毛钱肉、一个锅蒸窝头，就是一顿好饭，以致孩子们一听“窝头”两字就倒胃！上班以后，他们的生活也无多大变化。为了体面点，李胜利上班时带的饭比家里吃的提高了一个等级——她带“金银卷”上班。所谓“金银卷”，就是一半白面一半玉米面蒸的花卷——多好听的名字！每到吃饭时，她的同事们都互相翻饭盒，挑出点好吃的“共产”，可她的饭盒从来没有被人翻过！

就在这时，她刚满5岁的三小子得了“肾病综合症”——一种富贵病！除了吃激素外，还得吃好的。哪儿来的钱！崔凤智回京后就到一个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挣一元五角钱。就是大部分宁夏返京的知青有了彩电、冰箱等电器时，他们也只有唯一的一件电器——一台洗衣机。那是不得不买的。李胜利的血色素虽然上升到了14克，可她在宁夏修理地球时落下的顽症风湿性关节炎，已经把她折磨得再也洗不动衣服了.

象李胜利一家这样，回到北京没吃没喝没房住的宁夏返京老知青，绝非少数。原一团6连吴恩玲、薛建两口子，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北京后，和弟弟一家挤在一间屋子里，把两张双人床架起来，上面的双人床就是他们一家的窝，下面的双人床就是她弟弟一家’。。。。。。。其凄惨之状，令人目不忍睹。

——在北京儿童医院。原二团机耕连白亚南在哀求大夫给他的只有四个月的孩子办理住院手续——他一家四口回北京时，正赶上三九天，最小的儿子在火车上冻病了，从张家口开始就抽风不止。儿童医院让白亚南交1千元住院费才让孩子住院。

我的天！哪儿来的1千元！他们下了火车走出北京站时，兜里只剩下7毛钱了.

白亚南掏出户口本儿，冲着大夫喊：“我们刚从宁夏回来。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谁耽误了孩子治病，我就跟他玩儿命！”

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把人逼到这份儿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大夫只好战战兢兢地接过了孩子。　

可是到头来，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落了一身病，憋了一肚子气，含着一泓流不完的眼泪，忍着满腹苦楚与辛酸无处诉说......

苦斗

老知青们的求生是艰难的，所有的招工单位都无一例外地嫌他们年龄偏大，又有家室儿女拖累。

就在老知青们近乎走投无路的时候，北京市政府作出了一个极其英明的决定：要求各区县、各部门竭尽全力安排待业知青就业。这不啻是给老知青下了一场及时雨。他们有救了！

他们撕下了一张张温文尔雅的脸，卖大碗茶、给游客照相、倒垃圾、扛大个儿、当板儿爷、冲洗厕所......一切人们心目中的“下九流”差事，一切可以混到一碗饭吃的地方，都留下了知青们足迹。生活逼得他们现实了。廉价的同情、虚伪的理解，抑或还有那种迫不得已的恩赐，他们都不再需要了。他们要在苦斗中体现自我价值，让社会真正认识他们。

1979年七八月份，北京市历史上第一次招工考试开始了。这些老知青靠着自己的老底子，在各单位的招工考试中力拔头筹：原宁夏平吉堡中学的教师杜荣生，以居住地考试成绩第一名的资格，考进了中央广播电视艺术团，后来又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当上了灯光师：

和杜荣生同在一个学校教书的孙大成，也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图书馆…

在那次招工考试中，绝大部分宁夏返京的老知青都有了工作。

然而，有了工作，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最终承认。这些老知青的工作，绝大部分是熟练工种，劳动强度大、工作累，挣的钱也不多。

原四团二连的李金志考入北京蛋品厂后，每天要把从各地运来的鲜鸡蛋按照储存要求分类码排，然后存入冷库，一天得倒几遍，捣腾几十吨。其劳动强度并不亚于当年的挖沟、脱坯；

原四团一连的李金荣分到北京烧鸡店后，整天给鸡褪毛，热水锅进，冷水锅出，一双手就这么折腾得都是大口子，无冬立夏，脚上都得穿上长筒雨鞋，冰里、水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不得关节炎才有鬼！

最使这些老知青不服气的，还不在于此，而是被人看不起。宁夏返京的老知青的知名度远不及东北返京的老知青高，，因而社会对他们的重视程度也是有所区别的。

上文提到的元平吉堡中学教师孙达成在考入北京图书馆并升任总务处副处长后，曾经这样分析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宁夏返京的知青没有东北返京的知青知名度高？一是年龄问题。我们一般比1968、1969年到东北兵团的知青年龄大。回到北京后一般都是三十二三岁，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而东北的只有二十七八岁，他们可以坦然地考学；

二是宣传自己不够，像《今夜有暴风雨》那样的小说、电视剧我们没有人去写;

三是偏于保守，受旧的传统观念影响太多,考虑问题瞻前顾后;

四是家庭出身大都不好，耽误了仕途。”

对于这样的分析，许多宁夏返京的老知青都有同感，这些拉家带口的老知青，回京后的第一要事是奔命找工作糊口养家，打经济基础，还无暇顾及上层建筑。

原农垦局宣传队的尚觉谦和山西插队回京的妹妹一起，筹集资金，准备开一个个体饭馆。他们用一个两居室楼房加上6千元现金，在北京最热闹的街道之一东四，换了一间铺面房，像燕子衔泥垒窝一样，登上平板车，到处捡碎砖头、安下水道、修门脸儿......几个月的时间，饭馆就正式开业了。也许是在农垦局宣传队熏的，老尚给饭馆起了个挺斯文、挺雅致的名字，叫“松竹梅”。

好一个岁寒三友！不过，它能在寒风中挺住么？

开起饭馆来，才知道原来事情那么难办。

你刚一戳起牌子来，就有无数麻烦：你有两个祖宗（工商、税务)八个爹（物价、计量、市容、卫生、城建、交通、街道、派出所）外加一个”扫大街”。他们当时对个体户的态度是：谁都管，又谁都不管。或者说有利就管，无力就一推六二五。他们隔三差五找你，除了正常的税收外，排污费、炉渣税……你都得交，供电局还得让你买两千元无偿债卷。你还得交饭馆所在地的两个居民大院的全部水费。你还得雇5个工人给你干活儿，管他们吃住，甚至连手纸、洗衣粉都得供应他们。夏天还得给人家买西瓜吃。你每天都得上菜市场采购食材，先递上洋烟，然后给剔肉的买早点。看着人家吃完了，再慢条斯理地给你剔肉。谁能相信，尚觉谦这个红脸汉子（文革中宣传队演《红灯记》，他跟头儿吵了一架，抱着铺盖就回就回连队了）、这个国民党立法委员的女婿（他的岳父曾经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为了走自己的路，得这样低三下四求人。

生活，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捉弄着老尚。生活，也磨去了他的棱角，造就了他"外圆内方“的商人气质。他变得稳重多了，生意也做得挺红火。他在隆福寺夜市上摆摊儿卖羊肉串儿，味儿又好价钱又公道。他的摊位前经常需要排队，当时的北京市领导还饶有兴趣地品尝过他的羊肉串，《中国妇女报》的记者还专门拍了照片。

在宁夏返京的老知青身上，处处显现着尚觉谦这样执著追求的影子。

原农垦局宣传队的陈良友，是1985年才返京的。回北京以后，干什么呢？1。53米的小不点儿，年龄可快四十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过去在宣传队是块好材料，唱歌、跳舞、演李铁梅　，都是一流的。可这些玩意儿拿到北京能当饭吃吗?

1985年，原北京市艺术团改名为北京市儿童艺术剧院。这个剧团成立后，急需一批适合演儿童剧的演员。通过考试，陈良友竟鬼使神差地考上了！

建团公演的第一个戏是儿童剧<<和月亮交谈的六个晚上〉〉，陈良友被选中担当剧中一号吴实话（”无实话“的谐音）.

最后，她成功了。文化部少儿司领导赞扬她扮演的吴实话“使孩子到了发狂的地步”.她获得了1987年北京市优秀剧目评比个人表演奖。

进入剧团后，陈晾友曾多次在多部中外儿童剧中扮演性格迥异的不同主配角，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成才

1988年的某一天，我路过北京车公庄大街的时候，看到了一幢气派的三层办公楼，铝合金的装潢、布置有序的产品橱窗、金属镶嵌的中英文招牌，”同力冷冻工程公司”几个大字赫然在目。

我惊呆了——8年前，这里只有一个四根铁管当柱子的小棚呀！棚子里不时传出叮铛叮当的敲打声，人们戏称它是个“焊洋铁壶”的“马路工厂”！

8年不见，“马路工厂”竟然成了一座现代办公楼，这不是在变魔术吧？

出于好奇，我推开办公楼大门，迎接我的，正是当年一位“焊洋铁壶”的宁夏返京老知青，胸牌上写着“同力冷冻工程公司总经理白亚南”。哎，这不正是当年抱着儿子要跟大夫玩儿命的白亚南么？

他当年把孩子送进医院后，就出去奔饭辙。

干什么活儿呢？亚南想起自己在宁夏时，曾搞过十来年拖拉机技术革新，那玩意儿上的冷却设备最差劲儿，经常出事故趴窝。干脆，就搞搞冷冻设备安装吧！

于是，他联合另外7名待业知青，由他牵头，每人集资100元，成立了一个冷冻设备安装队，专门承接一些别人不愿干的活儿。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安装队的业务发展起来了！1984年，安装队每人创利润超万元，成为北京市劳动模范集体，还出席了在北京人大会堂召开的劳模大会。

小试身手，初战告捷。亚南并没有陶醉，他清醒极了;从“马路工厂”到冷冻安装队，只不过是为

了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要想前进，想干点事业，就得干大的，就得闯出中国式的发展集体所有制工业的路子来！

他到处磕头拜师、求贤求能，先后和商业部设计院、中国制冷学会、清华大学、中科院等单位的40多名工程师、教授挂上了钩，办起了集体所有制的“同力冷冻工程公司”，他被任命为总经理。

几年来，这个公司经过艰苦奋斗，已经发展成为工贸结合的新型联合体，成为一个拥有设计、科研、咨询、工程安装与调试的承包公司，并有3个工程安装队和1个土木建筑队、一座饭庄，还和深圳联合成立了电脑科技公司。有意思的是，这个公司还有一个挺酷的“同力电声乐队”，著名歌唱家克里木、王洁实、谢莉斯等大腕儿都和这个乐队合作过，有时大饭店还得排队请这个电声乐队呢!

白亚南成了白天鹅。

1985年，他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还是北京市优秀经理。然而，他还不知足。当然，不是为了荣誉和头衔，而是为了将来——当年为了养家糊口的“焊洋铁壶的”，今天和将来的目标是为了使中国的空调制冷行业走向世界。

象白亚南这样执著追求的宁夏老知青，我采访了不少，他们总觉得抓不住心里那个使他们永不安宁的东西。那是一支精灵，冲击着他们的心。如果捉不住它，他们的灵魂便永远不得安宁。。

那只精灵，大概就叫“超越自我”吧！

在采访中，我遇到了当时是宁夏返京老知青中大概是职务最高的干部——北京展览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正处级）、原平吉堡中学教师李砚民。

那些宁夏返京的老知青，哪一个不愿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是他，回京10年，却在街道工作了10年！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给他颁发一个诺贝尔都不过分！

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笼统地说，就是全管片内所有居民的生老病死残、吃喝拉撒睡，全管！它是区政府的派出机关，担任一级政府的职能。

像李砚民担任主任的展览路街道办事处来说，管辖范围达到3.9平方公里，6.8万人口，37个居委会。按单项工作来说，一个街道办事处共有107项任务：绿化、环保、治安、青少年教育、拥军拥属……李砚民一个人的兼职：xx委员会主[xi]、xx研究会会长、　不下40个。

展览路街道毗邻北京动物园，是北京著名的旅游区，每天人流如织。这里又是繁华的商业区和迎宾必经之路，附近还有首长住宅，是治安工作的重点街道。他每天工作都在10小时以上，从春节到国庆节都不能休息。但是，没有一分钱加班费。

这些，他都没有怨言，最使他头疼是两件事——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无法兼顾自己的学业。他1个月最多的时候，开了18天会。这些会都是市区一级的会议。有时同一时间、同一座楼里开三个会。最忙的时候，他三天三夜没合过眼。他上过两次电大，都因为学习与工作的矛盾无法解决这个矛盾而半途而废。

街道办事处这个差事，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来。这里的人只有单向流动，只想往外奔，没人愿上这清水衙门来。李砚民是西城区10个街道办事处主任最年轻的一个----他那年也只有39岁。

我问他想不想流动出去？他一笑：“我不忍心！”

一字千钧！

为了社会的安定，环境的优美整洁，群众生活的方便舒适，他豁出去了！

对于这样的共[chan*]党员，我们除了伸大拇指外，还能为他分担点什么？

这就是真正的男子汉！男子汉浪迹天涯，四海为家，铺盖卷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天地。

我还采访了这么一位男子汉——

赵家驹，原农垦局宣传队的演员。他1979年7月回京，分配到某银行储蓄所当干部。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天分，很快从一个外勤提升为业务员、副所长等职。又很快被提拔成经济师。要知道，他是在一无大专文凭、二无规定的专业共龄的情况下，被破格提拔的。他的玩儿命程度，天地可鉴。

在这篇小文即将结尾的时候，我想到了一部分从宁夏返京的老知青，或不堪生活的重压，或因在宁夏“扎根边疆、屯垦戍边”时就身染沉疴，而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有的自杀了，有的病逝了。对这些曾经一起滚过15年稻草的患难之交，我谨能以这篇小文，寄托我们沉痛的哀思。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85年在甘南考察时曾表达过这样的祝愿："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也可以用祈祷来表达他的心愿，我很想乞求他们在现世预支他们后世应得的报应”.他们没有在先世得到的幸福，愿他们在后世得到吧！

悼念逝去的青春，慰籍受伤的心灵，渴望矗立自己的里程碑，这就是我们聊慰生平的“安魂曲”。

（后记：本文曾发表于1989年第三期　《追求》杂志。时隔二十多年，再翻出来示人，未免有陈旧之嫌。本文不为忆苦，而是警示后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给他们留一份念想，也给我们一种寄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