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1831-1863）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天平天国领袖之一，太平天国名将，政治家。太平天国封翼王。能诗文，亦工书，酷似颜真卿。是太平天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石达开为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太平天国时期一位难得的人才。如果石达开能够为洪秀全重用，那么太平天国的历史将被改写。

石达开为太平天国立下了显赫战功。

道光三十年（1850年），石达开率1000多人自贵县奇石圩赴金田团营。金田起义时，任左军主将。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率太平军在象州梁山村，与清副都统乌兰泰统率的贵州绿营三镇隔河次督师西援。在湖口、九江重创湘军，扭转了西征局势，西征军乘胜反攻，三克武昌。

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石达开挥师进攻清军防务空虚的江西，连下8府50余州县，陷曾国藩于困境。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奉命回援天京，经皖南入江苏，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先遣一部占领清军所必救的溧水，清江南大营主帅向荣中计，连续派军争夺溧水。石达开趁机会合各部击破江南大营。天京解围后，三次奉命往武昌督师，主持西征。

石达开虽然为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太平天国时期一位难得的人才。但是石达开未能够被洪秀全重用，导致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层的分裂，最后导致太平天国事业的失败，当然这里洪秀全有主要责任，但是石达开的分裂，导致东线太平军力量的削弱，给曾国藩创造机会卷土重来。

对于石达开的出走，历史上面有种种说法，但是不管怎么讲，石达开负气出走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1857年6月2日，在天京辅政半年多的石达开借口到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讲道理”，带领亲信随从离开天京，在这一天从安徽铜陵渡过长江，前往安庆，此后再没有回去。

对于他的这一行为，太平天国官书和私下里都称之为“远征”，并没有将之视为叛逃或造反——至少表面上没有，而石达开的部队虽然越走越远，最终离天京万里之遥，却始终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石达开本人更是一直自称“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至死不改。

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在这份沉痛委婉的告示里，石达开说自己虽然忠诚于太平天国，却得不到洪秀全的信任，反倒产生猜忌，不得不离开天京，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心迹。　

石达开在政治斗争中选择离京远征，和洪秀全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成为最佳选择。从目前能看到的史料可知，石达开远征后始终和天京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

为什么石达开没有象李秀成一样，委曲求全呢？许多论者承认石达开的顾虑有合理性，却不认同其出走，认为石达开应该委曲求全，继续追随洪秀全以避免分裂；另一些人则根据《李秀成供》，认为石达开将“好兵好将”都带走，弄得“天国无人”。　洪秀全已经对他产生了顾虑，委曲求全对他来讲是行不通的。

当然，由于石达开的崇高威信，和许多将士对洪秀全所作所为的不满，苏南、皖南许多郡县的将士纷纷自行离开驻地追随石达开，造成许多地方的混乱，句容、溧水等地就在这种混乱下被清军乘隙攻破，不过这个责任，恐怕不能由石达开单方面来背。

石达开这位为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功臣，最后死在四川，临死他没有变节，因此他应该是一个伟男子。

石达开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农民出身的政治家的通病：只能共患难，不能够共富贵。

“帝王心态”在这一群体中自然更为突出。打天下时，大敌当前，目标一致，能比较谦和，折节下士；坐天下时，乾纲独断，就“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了。因此，“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就成为开国君臣关系中的普遍现象。皇权是不可分割、不可分享的，杀功臣的第一层意思是怕权力受到威胁，于是对属下稍有疑虑，真伪未辨，即以“杀”之为安。这“杀”字，不只是指“杀头”，还广义地包括“贬”、“废”、“放”、“坐”、“囚”等，总之是不再让你在“卧榻之侧”想入非非，鼾声阵阵了。

石达开现象还说明了一个问题：政治团体内部，势力相当才可能保证自己的政治利益。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远离政治旋涡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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