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可（可子；可可子）

从一打算北上，就想到乘火车前往，因为经济的确有些捉襟见肘。

车票是提前四天预订的。虽然我已说明事由，可那位已是徐娘半老的售票员依然冷若冰霜，稍后面部表情有了变化，象是借了她谷子还了她的糠：“两张上铺票，690元。”

那年4月8日，我与父亲登上了北上的8次特快列车。车轮从成都北站启动的那刻，正好是十一点三十分。

阳春三月，又逢晴日，列车驶出站台后，阳光由南向北穿过密封的车窗。我与父亲面对面坐在临窗的自动收叠椅上。父亲凝视着窗外春意盎然的川西原野，在飞速闪过的景物中，他一定是想起了什么，继而感悟到了什么。作为祖上为广东兴宁籍，迁徙到这片土地近三百年的客家人后裔，父亲对生养他的这片土地是再熟悉不过了。然而他已客居异乡半个多世纪。我不想打扰父亲的触景凝思，却也没有情趣观望窗外的景致，只是在不时呷口茶的间隔里，盘算着抵达目的地后就要做的一些事。良久，父亲才把目光收回来。“爸爸，您去躺一会儿吧。”今天上午八点从琳妹家动身，一路鞍马劳顿地往车站赶，我想父亲有些累了。“不用。”父亲小声回应道，神情倒不显疲态。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绵阳车站，到达时间是十三点十三分。有在绵阳车站下车的旅客，请做好下车准备！各位旅客……”列车播音员的女中音，一时打破了卧铺厢内的沉闷。

“大爷，您高寿了？”坐在下铺上的一位看上去有四十六七岁的中年男子主动与父亲搭讪。“八十一了。”父亲用数字手势比划着回应道。

“看不出来呀！老人家顶多看古稀之年。”

与这位中年人同行的还有一位小伙子，约二十二三的年龄。他们稍晚于我们进入车厢。放置好行李，落座在面对面的下铺后，他们就各自玩着带手写笔的手机。

“你们是到哪里呢？”我投桃报李，也主动与那中年男子搭话。

“北京。你们呢？”

“我们提前两个站就下了，到石家庄。”

“走亲戚，还是旅游？”

“不，给父亲治病。你们是去旅游？”　

“去签个生意合同。完事后，在北京待两天，星期六又回成都。”

“现在企业的差旅费都实行包干制，是按交通费、食宿费标准和事务多少核定的。”

“是这样。但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年男子浅浅一笑。

“你们是私企吧？生意做到北京去了，不错，经营有方啊！”

“我这次把儿子带上，是要让他熟悉经营运作程序和相关的应酬场面。”中年男子大概看我不像歹人，露出了人性中直率的一面。

“你很明智，现在让儿子熟悉生意之道，下一步就该是让他历练了。”不知不觉，我这口吻竟象是在跟一位朋友交谈。

“经营上的事，我也想尽快交给孩子们去打理，自己也好清闲一下。”

“这么说，你至少还有一个孩子？”我觉得在多年来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他这个年龄段的人通常只有一个孩子。

“还有一个女孩，和儿子是龙凤胎。”中年男子很平静地说道。

“有儿有女，而且已长大成人，太难得了，特别是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几十年的当今中国家庭。”我感叹道。

“是这样。当年我和老婆还在企业的时候，收入不高，盘两个娃娃也感到很艰难。”

“这是可以想见的。那些年很多企业不景气，许多家庭盘一个娃娃都感到有压力。”

“财产是身外之物。我都跟两个娃娃说了，父母创下的家业折成股份，分给你们两兄妹是均等的。”

“看来你很开明。有的家庭认为女儿是要出嫁的，所以在家产，特别是家产很大的情况下的分配，会向儿子这头倾斜。不过儿女都是自己的骨肉，应该一碗水端平。”

“是啊，不一碗水端平，就等于在儿女间制造矛盾。”

我们换着话题交谈着，直到列车播音员提醒正值午餐时间才中断。中年男子与他儿子要去八号车厢用餐，委托我帮他照看一下行李。

父亲在2月6日的年饭桌上就有了器质性的病变反应。尽管他当时乃至之后多日依然以为是意外所致，但自那日至今，他着实已有整整两月没有顺畅地吃一顿饭了。虽然看上去父亲的面部还显得红润，但我以为，这是靠他素来就健康的体质在支撑着；不过父亲明显地消瘦了。他食道上段的那个“菜花状”增生物，每天都在蚕食着他的生命。

二十天前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父亲的生命之树正在加速枯萎，一路伴着他进入耄耋之年的那盏灯，其中的油已几近干涸。于是我想到要去叩开父亲的记忆之门，以便储存一些他经历过的记忆。“爸爸，讲讲您年轻时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好吗？”我注视着父亲慈祥的面孔，知道他能善解我之所想，“就谈您加入国民党青年军的事吧！”父亲稍作沉吟，便以舒缓的语调叙述他那已尘封多年的早年往事：

“近年来你续编家谱时也知道，自从你爷爷1945年阴历8月所收田地租金（包括自己的和帮人代收的）在客栈被人窃取后，家里便因此背上债务，不仅导致家道中落，家境也因此逐年衰微，最终陷于窘迫。之后我在成都石室中学念完初中并考取高中，也因家庭已无力担负我的学费及住校费用便弃学，然后就在家帮你爷爷打理生意。那时世道很乱，所经营的烧腊零酒生意日益萧条，加之要缴纳繁多的苛捐杂税，家里的基本生活也难以为继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总想出去找个事做，觉得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如果收入还能攒下一些的话，还可以补贴家用。”

“爸爸，您润润嗓子再说。”我把盛着温开水、放有吸管的不锈钢杯递给父亲。他轻轻吸了两口接着说道：

“1947年的一天，我见到成都《新新新闻》日报上刊登的一则广告，大意是：国民党青年军203师招收失学和失业青年，受训一年后愿意读书的保送到学校，愿意工作的安排工作……　我觉得这是多好的事呀，不能失去这个机会，就前去应试。大约七天后，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按照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前往新津报名，之后就地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培训。”

父亲提到的《新新新闻》日报，是民办商业性报纸，其影响面之广，在当时四川报界发行的多种报纸中首屈一指。

“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我插话问道。

“刚开始是队列和体能训练，过后就是使用枪械、拼刺刀和格斗这类训练，也搞过敌对双方的作战演习。”

“从训练的科目看都是带运动量的，对体能的消耗比较大，那伙食怎样呢？”

“培训期间的三顿饭菜基本上能吃饱。但大鱼大肉是没有的，就小菜和俏荤菜。”

父亲接着说道：“其实报上登载的这则广告是谎言骗局，它欺骗了广大青年。从培训科目看，培训的就是打内战的士兵。虽然很多人都意识到受骗了，但谁也走不了。后于1948年被迫随国民党青年军到甘肃、陕西等省份打仗。由于所在部队在陕西永寿县常宁镇一仗几乎被解放军全歼，剩下的残部便缩编为一个营，随后逐渐向成都退缩。

“1949年12月，部队抵近成都时已是纪律松弛、军心动摇。在一个雨夜，乘着营房乱象，我和另外两个家在成都郊县的士兵逃离了军营。与他们分手后，在夜色的遮掩下，我朝家乡的大致方向急匆匆地前行。由于是避开大路走小路，加之雨夜路滑，一跤摔下去，泥水浸湿了棉衣棉裤。狼狈不堪相自不待言，还饥寒交迫。第二天上午快到龙泉驿时，由于我穿着的是国民党军服，被当地国民党驻军人员见到后遭到盘问，之后又被拘禁在乡公所。乡公所有认识你爷爷的人，就把我被拘禁的情况告诉了他。你爷爷就托关系、用银钱四处打点，最终我才回到家里……”　

回顾这段往事，父亲最后喟叹道：“好多人已战死沙场，尸骨不能还乡，而我还能活着回来，也算是万幸哪！”

然而就因为这段令父亲不堪回首的历史，1950年7月就参加共[chan*]党的征粮工作队，1953年就任隆昌花纱布公司经理的父亲，在之后的数十年里，不仅仕途受挫被无端降职，“文革”中还多次向组织书面交代这段早在参加“革命工作”时就如实填写过的履历。就因为这段为了生计而误入歧途的经历，父亲曾向党组织靠拢时，却被拒之门外。在我少壮时，教导我要积极上进的父亲对此有何想法呢？我不得而知。我想如果他曾经对此有过抱憾的话，想来也已释然了，因为他看得真切：当今这个先进群体中过甚的大小蛀虫已几乎掏空了它的肌体。

飞速的列车穿越汉中时，父亲说汉中在古代属于四川辖区，至今这一地区还有数量可观的人群有着浓郁的四川腔，其饮食习惯和习俗也与川北人家重叠。这一知识点是父亲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差广汉，在一为四川祖籍的人家家里做客得来的。

今天的四川，在宋代和元代的行政区划名称为“川峡四路”。其在当时的行政辖区涵盖：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路”是那个时期的行政区划名称。利州路的治所是兴元府，即今天的汉中。“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路”。元代正式设置了“四川行省”，“四川”这一名称就从此沿用至今。

有资料称：在元代蒙古军占领汉中后，为了切断汉中与成都的联系，让四川“无险可守”，便撤消了汉中作为行政治所的地位，继而并入了关中地区。从此，汉中便为陕西省所辖。

是夜八时许，父亲攀着卧铺直梯到上铺休息，先前与我交谈的那位中年男子见状，便提出让父亲睡他的下铺，他去睡上铺。父亲一番推辞和表示谢意后，中年男子依然执着。这时他儿子就提出他去睡上铺，把自己的下铺让给我父亲。父亲不好再三推辞，就领情于人了。

我没有睡意，依旧临窗而坐。时值农历三月初三，窗外夜空晴朗，一弯新月悬停于西方天际，星辰闪烁其间。倏地，脑海中浮出《观沧海》里的诗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此时，列车疾驰在宝成线上，以义无反顾的姿态向着夜的纵深，向着中原，向着华北挺进。

2014.1.2于四川成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