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的第三位同桌，是大学时代的同学。

197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的报道，正式宣布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在这个答记者问中，关于恢复高考制度，以及招收标准，中央作出了具体规定：

问：今年(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有哪些重要改革？

答：今年(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高等学校招生，在招生的对象、条件和办法等方面都有不少改革。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以及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两届高中毕业生，报考时年龄还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

其次，对文化水平的要求提高了。过去规定招生对象只需具有相当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而现在要求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第三，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重视了文化考试……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搞好文化考试。……为择优录取扫清障碍，真正把成绩优秀的青年选拔上来。

……

另外，对文化考试的具体做法也做了明确规定：

……现在，凡符合招生条件的青年都可向本单位报名。报名青年由公社、厂矿、机关、学校等单位按招生条件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报县（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后，参加统一考试。

统一考试，是指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在县（区）组织考试。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地市初选，是指地（市）招生委员会根据政治审查、考试和体格检查的情况提出初选名单（全省的初选总数为录取总数的二倍或稍多于二倍），报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

……

在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后，当年12月，全国共有570万青年考生，走进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7月，又有大约400多万青年考生，参加了高考。从1977年12月到1978年7月间，全国大约有1000万适龄青年，参加了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考。

77年的高考录取比例大约为2.4。78年稍高些，为6.8%左右。两届平均录取比例大约为4.6%左右。通过这两次高考，77年有大约12万考生被全国各类大学录取。78年略多些，有28万考生最后跨进大学校门。

我就是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届考生。

我参加的高考考场设在泸州市的第四中学，属于泸州片区的考生。我所在的泸州长江起重机厂，共有99名往届青年与应届高中生参加了这次的高考。根据规定，是由四川省统一出的考题。

以后，我被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扩招班录取。扩招学生分别在不同的代办院校就读。我所就读的是宜宾教师进修学院，校址在泸州市瓦窑坝。

以后，这所院校更名为泸州教育学院，现在已更名为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国家教育部备案的、一所综合性的、实施全日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由原泸州教育学院、四川省水利机电学校、泸州师范学校合并而成。

在我的同班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张某，只有18岁；年龄最大的黄某，却已经38岁。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最大的孩子18岁。最有趣的是，他那个18岁的儿子，竟是和他同一届的考生，而且被西南师范学院本部录取了，他们父子成为不同校的同学！

我们班上共有42位同学，只有7名是女生。当然，他们也都是妈妈级了。我那年28岁，新婚不久，只是入校时尚未做父亲。我是全班年龄排名倒数第二，大多数同学都比我大2——3岁。

在所有同学中，关系要好，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以下几位：李国政、陈千百、谢桂英、陈建农和王大平。

关于陈建农，我曾经为他专门写过帖子。他已经在汶川大地震中罹难了。

李国政和陈千百都是同一个泸州片的考生，关系自然会亲近些。

谢桂英是宜宾人，比我大两岁，也是班上7个女生中，和我走得最近的一个。

李国政、陈建农、谢桂英和我都是班委。陈建农是副班长、谢桂英是文艺委员、李国政是宣传委员，我是学习委员，也是校学生会宣传委员。我们这几个同学来往较多，大约总有些情趣相通的原因吧？

王大平是来自四川叙永山区农村的一个考生，他比我大了足足的5岁。大学时期，我们不仅是同桌，而且是同一个寝室，还是同床，上下铺。我们之间也就因为这些客观的“亲密无间”，在感情上也“情投意合”起来。

大平像个大哥哥，总在生活方面关心我、照顾我。而我，则在学习上占了年轻学得快，记忆力好的优势，理所当然成了他学业上的主要辅导者。当然，我还有一个在全班都有巨大优势的条件，是班上屈指可数来自大工厂，带薪读书的学生。还有一个，就是李国政。

其实当初的工资低得可怜，我已经做了5年的炉前工，工资也只有32元。可尽管如此，比起班上其他要靠奖学金过日子的同学而言，我和李国政已经属于富翁级人物。于是，隔三差五到学校门口的小饭店打个牙祭，肯定是由我们两个轮流“买单”的。

我常在厂里发过工资后某个星期天，或者诸如十一、五一假日里，花上两三元钱，买些糖果分送给全班同学。然后拉上几个好友去泸州市，吃上一顿所谓大餐。每每到这种时候，陈建农、李国政、陈千百、谢桂英，还有王大平都必在其中。还有，就是感觉学生伙食太差，实在吃不进去的时候，我会拉上王大平，偷偷溜出校门去吃点什么。

大平感觉总在得我的好处心中内疚，每次放假回乡返校时，必会带来许多山里的干果土产表示感谢。我却天生对此类东西没有兴趣，便拿来做人情送给学姐们。

在王大平为此会抱怨的时候，我便很不以为然的说：你就当做都被我吃掉了，这样你会很开心。

大平读书一直刻苦用功。

每天清晨开始，就在宿舍门外“关关雎鸠”地背诵那些诗经、楚辞之类的古诗文。到深夜还在教室里伏案读书，复习功课。全然不像我，我从来不喜欢读死书，读书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读自己喜欢的内容与科目。我的读书方式完全与大平不同，而且绝对不被他认可。然而，“很不幸”，每一次的测验、考试，我的成绩总是保持班级前几名，而王大平却只居于中下游。

为此，大平忿忿不平，开始以为一定是老师有些偏心。要知道我毕竟是班级干部，得到老师的偏爱，也是完全可能。时间久了，他才知道并非如此。在我漫不经心的读书过程里，未必没有获得真知。

于是，大平转而讨教我的读书方式。对大平的诚恳求助，我一向不予拒绝，将自己的读书技巧，毫无保留地倾囊相赠。到毕业之前，大平的成绩竟有了明显改善。

大平家里负担很重，他几乎没有能力购买各类书籍。要知道，学中文最大的奢侈就是买书，凡是学中文者，家中必有满架中外名著。我在整个大学期间，购进的各类书籍足足装满四个大书橱！

那是个知识与书籍都很匮乏的时代，百废待举。那个不亚于“焚书坑儒”的荒谬行为，正在叫我们这个民族承担恶劣的后果。各种宝贵的书籍不得不开始再版、重印。实话说，我们需要的那些教科书，你就是花钱，在中小城市也没有地方买得到！结果，每次我回北京时，看见特别好的书，总要多买几套回来。是给陈建农、李国政、谢桂英等同学代购的，但其中必有一套，是送给王大平的。

在大学诸多同窗好友中，王大平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不仅是我的同窗，还是同桌和“同床”好友。他是唯一与我三同的同学。可惜，那时没有条件，我们连一张合影都没有拍过。

尽管如此，大平那朴实、憨厚的形象，却永远在我心中清晰地保留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