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公社化的那段漫长的岁月里，为了能增加一点社员的收入和壮大集体经济，上级号召每个村（大队）和生产队都要千方百计搞一些集体副业。那时，生产队里的副业项目不多，主要就是养猪和养趟鸭。

集体养猪是每个生产队必搞的副业项目，因为它同时又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能获得较多的有机肥料提高粮食产量。每个公社都有一两个养猪的“样板”大队，并且经常在那里召开“现场”会，组织其它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代表到那里去参观学习。在那个动辄就上纲上线的年代曾提提出过这样口号：农业生产以粮食为纲，副业生产以养猪为网。样板大队的集体猪场规模都很大，他们都是将全大队七。八个生产队的小猪场集中在一起，除了一排排猪舍每个队还都建有两、三间小屋，屋里有烧煮猪食的大灶和存放饲料的地方。还有一间作饲养员的宿舍。样板点上的猪场看起来都很气派，全是红砖墙，水泥圈面。当时这些材料也不贵，红砖每块只有二分多钱，就是计划特别紧张，只有公社的样板点才能得到特批。

面上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生产队的猪场大都建在离庄子不远的田头，全是夯土墙。在四、五间猪舍旁边也都建一间叫“猪食间”的小棚子，屋里也都有个土灶，大都没有像样的门，有用芦苇编的芭门就算不错了，多数是挂一块草帘子。猪舍旁边还有两个用砖砌筑的大池子，一个用来装猪粪，一个盛放青饲料。猪们日常的伙食就是青饲料中掺一点谷糠，虽然喂的也跟穷养锗的家庭一样。不过与家庭养的猪相比，猪场里的猪好像都是些没娘的孩子。先说喂的食，家庭里猪吃的青饲料都是主人每天从田里带回来的新鲜青草，并且要洗净切碎后才喂给猪吃，而猪场里的青饲料大都是一次性地青贮的绿肥，虽然当时曾将其美其名曰为“糖化发酵”饲料，但青饲料在那种露天的池子里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雨淋早就腐烂变质了，其中的嫩叶都化成了一滩黑水，只剩下了一堆臭烘烘的草茎，哪里还能有什么营养。还有谷糠的质量也大不相同，家庭里用的是轧米轧出来的统糠，其中除了稻壳子还有不少米糠和胚芽的成分，集体猪场喂的是国营米厂加工的“三七糠”，那种糠的成分主要是稻壳子，虽然按规定它应该有30%的米糠，米糠又叫皮糠，是加工大米过程最后一道工序的副产品，那时特别金贵，天知道加工单位能舍得掺多少进去。因此名为“三七”实际上可能是“二八”或“一九”。猪子吃了后排便十分困难，排出来的粪便也就是一滩不成团的散糠。可想而知用那种粪便作肥料也谈不上有多大的肥效。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集体猪场才舍得给猪喂粮食，一是母猪生了小猪；二是肉猪长到百把斤，到了即将出栏的育肥阶段。不过第二种情况难得出现，因为它们大都很“长寿”，有的养了年把多还是头半大的卡子猪。尽管集体猪场实际上粮食的用量并不大，但在生产队的账面上每年都要有好几千斤的粮食在副业生产中列支。其中的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那时的粮食产量高低是衡量干部政绩的唯一依据，上报产量时难免都要有点“水分”，就连扬场扬出来瘪谷也都算了产量，为了求得账面上的平衡，就只好说是被猪子吃掉了，好在猪子又不会说话，也没人替它们喊冤。这样一来，就更加加大了集体猪场账面上的亏损额度。现在想起来，真是穷折腾。

再说集体养鸭。那时大都养的是蛋鸭，一趟鸭子都有二、三百只，一般由两个人负责放养，其中一个领头的必须是过去在单干的时候养过趟鸭、对这一行有丰富经验的人，另外一个人是下手，配一个半桩子的大男孩就行了，这类角色大部分是队干部的子弟，因为那种活儿是桩美差，活儿不重，有时还能偷偷地带几个鸭蛋回家。两个放鸭的人各有一条小木船，船很小，载重量都不足千斤，船上装着双桨。平时他们就赶着这一群鸭子到附近的河里让它们淘螺蛳吃。到了晚上鸭子快要进栏时还要喂一次鸭食，主要喂的是粮食，有时也喂米糠，不过喂时要将其拌水加工成小圆球。产蛋的旺季，栏口能达到八、九成，就是说在每十只鸭子中有八九只天天下蛋。每天早上可以在鸭栏里捡到二、三十斤鸭蛋。鸭蛋的个儿比鸡蛋要大些，其中较大的一“手”蛋就有一斤重，“手”是数鸭蛋时使用的特殊计量单位，一“手”是六只，数时两手同时抓，每只手抓三只，我们那里还有一句歇后语：“六只鸭蛋——有一手”。

那时，一个大庄子只有一、两个队养趟鸭，能养得起趟鸭的生产队其经济条件都要好于一般的队，队干部也大都比较精明，工作较认真，有经济头脑。一趟蛋鸭一年能为队里带来几千元的收入，虽然开支也不小，但总还是有一定的经济回报的。养趟鸭的生产队也出现过一些“腐败”的现象，干部们夜里“碰头”（即聚餐）时有时也会去鸭棚里拿几只鸭蛋，队干部为了讨好顶头上司也会授意放鸭的人送几斤蛋给大队支书。不过这些情况发生的概率极低，一旦被群众发现了，受了“礼”的人就会颜面丢尽。那时候“腐败”的档次可没法跟现在比。每年都要送掉几百斤蛋给生队的“关系户”，送的时候是在队里是光明正大的，群众也不反对，因为那些人都能为队里争取到一点计划外化肥和柴油等紧缺物资。还有定点粮站的检样员，供销社棉检员也是生产队巴结的对象。那时粮食检样员虽然不是什么“官”，但“权”很大，给粮食检样时他随手抓一把，再扔几粒到口中嚼一下，就能“宣判”这批粮食含多少水分和杂质，并以此得出收购价格。最怕检样员说水分超标需要返工重晒，那样的话就要将装运过去的几万斤粮食再运回来，天好天丑的，上船上岸的，要费很多人工，同时还会造成不少的粮食损粍。如果平时生产队的干部能送点鸭蛋笼络笼络感情，关键时刻就能高抬贵手网开一面。棉检员的情况也差不多，关系搞好了，送站的棉花能卖出较高的等级，少扣一点水分。养趟鸭的生产队虽然要化不少鸭蛋去做“公关”，但大都每年还能有千儿八百元的纯收入。这些收入虽然只是现在一个农民工一个星期的工钱，可在那时对于“壮大集体经济”却有重要的意义。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农民们也早已告别了那种“共同贫穷”的“集体经济”，以前他们连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现在家庭副业的收入已经数倍于过去几千人口的“集体经济”。更有甚者，有的农民已经成了大公司的民企老总，尽管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但这种变化却是中国农民的千年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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