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抗旱。里下河地区水网密布，最不缺的就是水，而且在它的上游还顶着一个比自身高出十多米的洪泽湖，随时能够为它补水，按理说，最不应该发生旱灾。但在历史上，里下河地区除了频繁地发生水灾，也经常受到旱魔的光顾。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那时水利工程特别落后，上游在平时又没有能力拦住多余的水，都让其毫无阻拦地流入大海，遇到上、下游同时经年少雨的年份，大范围的旱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上游尚且自顾不暇，那里还有水补给里下河。

据近代史料记载，清乾隆56年（1785年），从当年的三月至次年的二月近一年的时间里没下过一次像样的雨。咸丰六年（1856）和光绪三年（1877年）也都是特大旱灾的年份。小时候，常听父亲说起过1929年和1940年那两次大旱的景象。父亲生于1911年，到了晚年，仍然对那两次特大旱灾记忆犹新。

大旱的年份，一般都是栽过秧后，长时间不下雨，河里的水位日渐降低。一开始的时候，农民们天天顶着烈日踏车抗旱，拚命地保住秧苗不被晒枯。那时抗旱全靠人力，只有少数富裕人家有风车。风车和踏车都是通过“槽桶”从河里向上翻水，其形式有点儿像现代的自动扶梯，那种提水装置只适用于两米左右的高差，在河水水位极低时，因为角度太大，提水的效率很差，七、八个壮劳力踏一天车也救不了多少稻苗。再加上稻田里都已干得裂了缝，踏上来的水很难向前流动。因此，有的田靠近车口的地方稻苗是绿的，离车口较远的里面就大都枯死了。即使这样，大都数人家还舍不得放弃，有的人家全家老少日夜踏车，希望尽可能地多保住一些稻苗，保到天降大雨的那一天。

那一年，农民们终究没能盼到下雨。后来大河只剩下中间一条水沟的时候，水也变咸了，就是能提上去也不起作用了。再后来河湖全部干涸，赤地千里。人们步行外出时，只要沿着原来行船的河里走，到那里都畅通无阻。那一年人、畜饮水特别困难，听说我们庄子西边有个较深的水塘，夜里塘底会渗出一点地下水，庄上的人每天都抢着到那里去刮一点黄泥汤回去沉淀饮用。灾民们的生活就更加可想而知了，据说，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后来吃一种不知从那里挖出来的“观音土”。那种土吃下去后好几天都拉不出屎来。

解放后，淮河流域的水利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毛泽东主[xi]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亿万淮河儿女经过了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在淮河的中、下游建成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利工程，有效地降低了特大旱、涝灾害发生的频率。特别是生活在里下河地区的农民，现在已经不大清楚抗旱是什么回事了。因为即使在降雨量很少的年份，河里都能保持一定的水位，所谓“抗旱”只不过是多费一些柴油而已。

再说排涝。兴化是里下河地区的中心，如果将整个里下河地区比着是一口巨大的老式铁锅，兴化就是锅底，所以人称“锅底洼”。每逢发大水的年份，最先被淹掉的必定是兴化。据史栽，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那场特大洪水，运河大堤溃坝20余处，一昼夜间全境陆沉，水位最高时达到4.6米（兴化地面高程平均只有2米左右）。那次洪水，里下河地区死人无数，听说高邮有个叫将军坝的地方就漂尸2000多具。像1931年那样因倒坝而造成的特大洪水，过去都叫“倒河塘”，解放前，几乎隔不了几年就要倒一回“河塘”，原因很简单，就是一旦上游受淹，灾民们就会偷偷挖开年久失修的堤坝向下游泄洪。在“倒河塘”的年头，是用不着排涝的，想靠人力去排除铺天盖地的洪水谈何容易。本文所说的排涝只是指因连续暴雨形成内涝时的一项农事。

解放后，倒是一回没“倒”过“河塘”，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水利特别重视的缘故。不过内涝也是不可避免的。内涝是指连续降雨后形成的涝灾。在梅雨季节雨量较大的年份，河水水位是很容易上升到2米以上的，此时，地势较低的棉花田就进入了排涝期。过去单干的时候，因为没有圩堤，光靠人力排除田间积水，最多只能抵御高出田面二、三十公分的水位。当河水水位继续升高时便无能为力了。一家一户使用的排涝工具是非常原始的，大都是在一个支架下面吊一只粪桶，人站在河边拉动粪桶作往复运动，每个来回只能将小半桶的水排到河里，那种排涝的方式叫“打吊桶”。比“打吊桶”更原始的方法就是用舀子或攉锨刮水。到了大集体的时候，排涝时主要是用踏车。那时节，男劳力们大都负责加高小址圩，踏车的人大部分是妇女。用踏车排涝，踏的并不太费力，因为提水高度都不足一米，比起从河里向上提水要轻巧一些。有时候，刚将田里的积水排得差不多，突然又下了一阵大雨，只好再接着踏。如果雨继续下，河水继续上涨，涨到小址圩子保不住了，便只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有段顺口溜说：“棉花，棉花，待你不差。日里做圩，夜里踏车。想你还债，你往水里一k”(k是方言发音，斜倚着的意思)。

发生内涝的年份，发水时间大都在小署过后，俗话说：“小署头上七天阴”，那时正是梅雨季节。但也有反常的年份，本来是“大伏里雨水贵如金”，偏偏会碰上个阴雨连绵的“烂大伏”；本来说秋雨是“涩”的、“秋天无雨北风多”，但有些年份也会发“秋呆子”。正常年份的内涝，在过去，大都是要淹掉一些棉花田的，对水稻影响不会太大。因为时间不长水就会退掉了，淹过几天水的稻苗还能复苏过来。过去常说的“沉田不沉稻，快活舞大刀”就是说的这种年份，　那时饿不死人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何况如果水退得早，时间来得及，还能在淹掉的棉花田里补种一点晚秋作物。最怕的是先干后淹，俗话说：“先干后淹，挟竹子讨饭”。有些年份常常先是久旱无雨，后来又连降暴雨成灾，种田人先抗旱后排涝，竭尽全力，到最后却落得个颗粒无收。

1991年，是内涝成灾最严重的一年。那年从6月28日至7月15日，连降暴雨，兴化水位涨到3.42米，造成了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最紧张的时候，当时的政府部门下达了“放弃农田，重点保生命、财产”的指令。那时，水乡大地一片泽国。时任国家总理的李鹏曾亲临兴化慰问、视察。全县大部分乡镇棉花基本绝收，只有东部地区地势稍高一点的水稻田还收了一些稻子。7月下旬洪水退后，全国各地支持灾区，运来了晚秋作物的种子，主要是用于在被淹掉的田里作直播的稻种和红豆、绿豆、荞麦的种子。调运过来的种子都是无偿的，同时还调运了不少救灾的大米和方便面之类的食品，弄得灾区人民心里暖洋洋的，由衷地觉得共[chan*]党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自打那年过后，里下河地区的圩堤、闸、站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虽然解放后年年做圩，但大都是做的是一些标准不高的小址圩，正规一点的大型排涝站又不多，面对1991年的大洪水几乎全线崩溃。在全市境内只保住几个为数不多的“样板圩”，成为汪洋中的绿地。经过以后的几年上上下下的努力，各地通过合并小址圩，建成了一大批高标准的大联圩。接着又通过国家补贴、群众集资的方式在联圩上建成了许多圩口闸和大型排涝站。虽然至今还未曾发生过像1991年那么高的水位，但也有过几年水位涨到接近3米的年份，在排涝的季节里，只要放下闸门，启动大型排涝泵，圩里的水位很快就会降下来。有时候，虽然下了一夜的雨，但人们早晨起来时在水码头上发现水位反而降下去了。年纪大一点的人就会想起过去日夜排涝时的艰辛。不过年轻的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原认为世界本该如此。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