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河是我们那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农事。特别是在解放后的二、三十年间，几乎年年都有“河工”任务。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民，个个都挑过河。

挑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也可以这样说，这里应该是先有挑河而后才有农事。很早以前，这里原本是黄海边上的一片长满芦苇的海滩，是上万年间无数次的洪水挟带过来的泥沙将这里淤积成浩瀚的湿地。我们的祖先，一开始到这里时，可能第一件事就是挑河。因为他们必须先要用挑河的土在平坦的湿地上垫起一块较高的土墩，然后再在这个土墩上搭舍子住人。这里的人至今还有人将屋地习惯地称为“舍墩子”。后来，移民逐渐增多，“舍墩子”相互依傍着，就形成了现代村庄的雏形。可以想像得到，现在村庄周边弯弯曲曲的大河和庄子里面的沟沟汊汊都是千百年来人们一担一担地挑出来的。

那些蜿蜒在原野上的自然河，它们大都不是人工开挖出来的。它们的形成也和黄河、长江一样，是争先恐后地奔向大海的洪水冲刷出来的。因此，兴化境内的几条老大河都是东西向的。至于说到田间地头的那些小河，则大多数是先民们用人力挑出来的。他们一开始是把原来自然形成的小沟拓宽、竣深，用河里的土把田面垫高，开垦出一块一块的农田。千百年来一代一代地接力，使得河道越来越宽越深，农田也就越来越高，因而形成了现在水网密布的独特地貌。这些小打小闹的农田基本建设只是在风调雨顺的年份才能收到一点粮食，遇到较大的水、旱灾害就会常常颗粒无收。历代的统治者都知道，要使这里成为旱涝保收的粮仓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流域性治理。

解放前，由于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战乱频仍，虽然对淮河的治理年年都在搞，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使得这里“小灾年年有，大灾三、六、九”。当时，运河大堤是里下河地区的一道重要的防洪屏障，那条土筑的大堤，几乎是一遇到大水就溃坝。解放后，在毛主[xi]“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人民政府年年都要组织数万民工进行大型水利建设。解放初期开挖苏北灌溉总渠的那几年，据说前后动员了几十万人，那条160多公里的大河全是人工挑出来的。因此，那条河又叫“扁担港”。当时，每个村子都有民工任务，民工的报酬都是由单干的农民们按田亩多少筹集的。后来在那条河上建了许多大型闸站，不但解决了江苏北部的灌溉问题，而且开辟了一条淮河入海的通道，据说在汛期泄洪流量曾达到过1000立方米/秒，大大地减轻了运河大堤的压力，从此就再也没有倒过“河塘”。

人民公社化后，因为实在找不到能填饱肚子的东西，许多挑了一半的河不得不停下来。记得当时有一条河叫“朝阳河”，在兴化获垛境内，是县办中型水利工程，挑到最后只剩下了老头和妇女（男人们大都上了江西、湖北去逃荒了），挑河的人一天吃两顿水煮胡罗卜，后来人们都把那条河叫“罗卜港”。那条河挑了一半，好几年后才重新开工。

在后来的二、三十年间，大、中型水利工程主要都是靠民力，工程配套建设所需的资金由国家投资。到了大集体年代，每年秋后都会下达一大批民工任务去参加大、中型水利建设，民工的劳动报酬都由生产队记工分。由于上“大型”挑河的民工都必须是壮劳力，生产队给的工分还要比在家里的同等劳力高一些。在工地上民工们还能额外得到一点国家补助的粮食和零化钱。虽然有如此优厚的待遇，但在每年推派民工时仍然使生产队的干部们感到头疼。主要是怕工地上劳动强度太大吃不消，同时又舍不得一口气离家好几个月，甚至还有些小气男人担心婆娘在家里会受到队干部的算计。有时候，实在推选不出人来就只好用拈阄的方法来解决。不过这种办法也并不常用，生产队里总有一些光棍汉，那些人一无牵挂，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只要身体还行，大都乐于年年去挑“大型”。有时如果还差个把两个人，队干部就会半动员半强制地指派队里的富农的儿子去，那时他们的年迈父母是专政对象，常常会受到“批斗”，他们是队里地位最低的三等公民，一般是不敢违拗队干部的“命令的”。至于那些本来就没有成家的富农的后代就更是天生挑河的命了（那时他们找对象非常难）。

上世纪60年代末，笔者也曾上过一次大型河工。那次工程是在宝应湖与高邮湖之间修筑一条超大的大坝，从运河西堤向西至金湖县境内将两个湖拦腰隔开，工程名称叫大汕子隔堤。这项工程据说是淮河入江水道工程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将高邮湖隔成一个内湖，开发利用湖边的大片耕地。至今弄不清楚它对于里下河的防汛有多大的意义。工程的土方量极大，光是兴化就去了一万多民工。兴化团驻扎在运河西堤里边的湖滩上，工棚区绵延数里，蔚为壮观。

工地上实行的是军事化编制，以县建团，以公社建营，以片建连（当时的“片”是由相邻的四、五个大队组成的）。一个连里有四个脱产的管理人员，分别为连长、指导员、施工员、财供员。那时我还是一个普通社员，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我有幸成为临时脱产几个月的“干部”，负责连里的后勤和财务。不用去挑土，却能享受到民工的待遇——每天补贴一斤三两米和四角五分钱。每个村都去了好几条送民工的船，船上都装着稻草和搭工棚的木料。初到工地时，先头“部队”已经在湖上筑好了围堰，正在日以继夜地排水。民工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搭建工棚。搭工棚的木料大都是用的从家中带过去的风车上的人字木，搭的全是清一色的马架房，上面盖的草帘子都是民工们现编的。一个庄子二、三十个人睡一个大工棚，每人只有一个二尺多宽的铺位。棚里中间是一条人行道，因为棚子不高，只有中间可以让人直立行走。人行道两旁的地上是两排铺着稻草的大统铺。由于马架房没有墙，边上没有高度，人睡在里面只能将头靠着中间的人行道。有时工棚里的马灯熄掉了，常常被起来小便的人踩到头。因为湖滩上湿度大，没过几天地铺上厚厚的一层稻草就被窨潮了。

我因为是负责后勤的，主要任务是搭建食堂、砌大灶，使这个一百几十个人的队伍能尽快地吃到热饭热粥。在食堂开伙之前，民工们全是地吃的野炊。他们随便在地上挖个塘，支上从家里带过来的小铁锅煮饭吃，因为人多锅子少，要轮流煮饭吃，虽然工棚区整天烟雾燎绕，但民工们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搭食堂棚子倒也不是太繁琐，民工们七手八脚地半天就能搭好，就是砌大灶要费些时日，先要到当地窑厂去买砖头，然后还要去请有经验的瓦工师傅来砌，有时砌好了的灶觉得不好烧还要拆掉返工。为了方便挑水，食堂搭建在堤外的大运河边上，运河里的水是相当浑浊的，需要在大缸中沉淀一夜才能吃，因为带来的大缸不够用，有时也只好用没有沉淀过的水煮粥。

食堂每天早晚供应两顿粥，定量是一顿半斤米，量可不少，每人一大勺子，有三、四大碗。就是这种在大锅里长时间沤熟的粥，看起来很厚实，吃起来就像是喝的米汤，特别不耐饥。这一斤米是民工们随迁过来的口粮计划。中午吃的饭是利用工地上补助的一斤三两米，补助的米直接发到民工自己手上，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小布袋子，叫“饭袋子”。晨起上工前他们就将“饭袋子”灌上米，扎好袋子口，装进网袋里，做上记号，送到食堂。中午食堂里只烧两大“蒸子”水（大锅子的上面加上大木桶就叫大蒸子），一百多个“饭袋子”就放在蒸子里沤。这种方法在大型河工上流行了许多年，主要是防止因为分饭不公引起纠纷又能体现出节约归已的原则，同时还能通过扎口的紧松调节饭的硬软。我以前没上过河工又没有准备“饭袋子”，就买了一个长方形的饭盒子，开始几天因为饭盒子太大，放一斤米沤出来的饭显得很烂，后来在饭盒里放了一块鹅卵石饭才硬了些。中午还供应每人一大碗菜汤，就是白水煮青菜，临吃时倒一斤油在大锅里搅一搅。

工地上的活儿是很苦的。一开始时天天在湖里刈芦苇、挖龙沟、挑淤泥。湖滩上到处都是烂泥，挑着担子的人要在铺着芦苇捆子的路上走。后来淤泥清掉了，湖底的土因为含水量大特别重，看不起眼的一担泥都有一百几十斤，再加上运距又不近，身体单薄一些的人常常累得躺在工棚里。

到了上世纪末，水利用工对于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来说仍然是一项重大的负担。那段时间里的水利“任务”并不光是挑河、筑圩。凡是有土方任务的工程都下达指标由农民无偿地去“完成”。就连修筑公路、城区开发的这些与农民毫无关连的大量土方任务，也都作为“水利任务”下达到农民头上。而且美其名曰：“人民公路人民建”。到了村里，“挑河”的费用是按承包田面积分摊的，如果家里没人去挑就要拿出一大笔钱让别人去挑。弄得有些人不敢要承包田，如果请人家代种还要倒贴人家钱。有些地方出现了抛荒的现象。后来中央三令五申出台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才终止了压在农民头上几千年的“徭役”。

现在就连正宗的水利工程也全是由政府出资进行机械化施工，不再要农民去挑一担土。不得不让人感叹,如今的农民真是碰上了好时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