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几年的博客论坛上，茅于轼先生的一通有关保护富人的言论曾掀起了轩然大波。我看过正反两方的议论大致赞同茅先生的见解，但对茅先生论点的提法颇有异议。对于反方的议论颇不以为然。这些议论多为愤青们的恐吓和谩骂，绝少理性的学术辩驳。究其原委，除了历史积淀的平均观和仇富观在人们的意识中作粜之外，对财富的社会属性的无知和偏见可能是另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

财富广义上是指物质上和精神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狭义上主要指有用物质及其价值替代物一一货币。所以在人们的日常口语中钱财总是一起通用的。财富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社会属性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从而造成人们对财富的无知和偏见，这就是财富的多余性。人们所拥有的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是财富，已经被消耗掉的有用物质也不是财富。财富是专指人们所拥有的超出必需还绰绰有余的那些未被消耗的有用物质，只有未被消耗的有用物质才能形成财富，从这一特性衍生，财富除了有可预期消费的性质之外，它还有可储存，可交换，可遗赠，可增殖的性质。正是这些性质形成了财富特别的社会属性，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说人们对财富的无知和偏见，是指人们通常只看到和偏重财富的可预期消费的性质，并且常常对这种预期想入非非。这在愤青们的议论中最为常见。但财富如果仅只用于预期的消费，那么，预期实现，财富将不复存在。反之，凡能长期存在的财富，都是不用于预期消费的财富。因而财富本身又具有排斥预期消费的特性，可预期消费只是作为一种价值形式被内涵于财富之中。由此可见，真正的财富只能是被用来储存、交换、遗赠、增殖的。并且财富特别偏爱那些能让它增殖的人，同样，也只有那些善于使财富增殖的人才能更多更长久地拥有财富，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富人。明白了这一点，人们对于茅先生“保护富人”的言论肯定就不会那么的义愤填膺了。因为保护了富人也就保护了财富，而真正的财富无论贴上谁的标签，财富的社会属性最终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贴上不同标签的社会财富。说白了，所有为创造财富和猎取财富而进行的奋斗和竞争，无非是贴标签的博弈而已。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场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大论战中，不少经济学界人士就曾挺身而出为私营经济及其经营者一一中国的第一批富人们的正当合法地位而呐喊过。而私有财富是社会总财富的一部分正是他们主要的理论依据之一。其中一位学者甚至将人们为财富进行的斗争，即便是非法的斗争，一概称之为游戏。他说，那些“只是导致物质财富在空间坐标上迁移（即所有权转移）的货币消费及游戏并非多么严重的罪行，有时反而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合理流动。”　有两个事例可以很好地论证他们的论点。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贪和珅。据史书记载，“嘉庆帝抄了和珅的家，将其财产共编为一百零九号，已估价的二十六号，共值银二亿二千余万两，未估价的八十三号不知凡几。”和珅之贪之巨肯定可以申报吉尼斯记录。可那又怎么样？十数亿万两银子的巨额财富，还不是在空间坐标上迁来移去，最终移进了国库。物质财富并不因和珅之贪而少了分毫，反而因和珅之贪敛而成巨。当然不是说和珅贪而有功，只是想要说明这种“在空间坐标上迁移的……游戏并非多么严重的罪行”。说私有财富实质上都是一种社会财富，另一个最有力最好的例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租借法案”一直充当着同盟国的军火库和后勤补给基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那么，如此巨大的战争重负美国是如何能够承担的？作为奉行赤字财政的美国政府是绝对承担不了的。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正式参战。罗斯福通过对全国进行战时总动员，仅靠削减企业利润增税一项，在整个战争期间就筹措到战争经费1396亿美元，占美国国防总开支的45％。换句话说，是美国的富人们承担了近一半的美国战争重负。那么，罗斯福是怎么能够将富人们的财富变为国家财富的？或者说，他怎么能够让这些财富“在空间坐标上迁移的”？原因就在于富人们的财富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财富的缘故。罗斯福不过是将它们变换了一下名义而已。当然，富人们的现实存在是名义变换能够发生的首要前提，没有那些富人们的存在，罗斯福就是采取一百项增税措施，也筹不到半毛钱的战争经费的。

关于这一点，我国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场两年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是一个最好的反证。两年饿死四千万，这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单纯的自然灾害，无论怎样的严重和巨大，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给人类造成如此惨重的毁灭。在自然界，连最低级的动物都具备规避灾害的本能，何况人类？当人类自从结成社会，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是被无限放大了。抵御灾害作为社会的一项最基本的职能，社会正是依赖自身积累的财富并且主要是私人财富来发挥这种职能的，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对人类的肆虐和危害。千百年来，自然灾害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对中国人民的肆虐，只是程度轻重不同而已。一旦大灾害形成大饥荒，就会出现多种形式的对饥民的社会救助：国家救助一一赈灾；富人救助——施粥；民间救助一一逃荒；自发救助一一吃大户、抢米风潮。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大最严重的一次因连续四年特大旱灾引发的1876一一1879年特大饥荒，史称丁戊奇荒，四年也就死亡1300万。而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场大饥荒，就其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来说跟丁戊奇荒相比更轻，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就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来说与丁戊奇荒相比更强，然而结果却更为惨重。为什么呢？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社会救助的缺失肯定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那特殊的年代，所有社会财富全部集中掌握在国家手中，全中国一个样，没有特别富裕的地方，更没有特别富有的人，一旦发生较大饥荒，就会迅速转化为国家饥荒，饥民们既无荒可逃，更无大户可吃，无米粮可抢，除了饿死，别无他途。社会上没有了富人，这恐怕才是小灾害短时间竟能饿死那么多人的关键原因所在。

另外，了解了财富的社会属性，将更有助于人们正确地看待和评价一些与财富有关的社会现象。比如中国自古就有的“为富不仁”的说法。此话自是不错，像雷锋同志就肯定成不了富人。老马也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淋淋现实愤愤不平才设想出共产主义医治良方来的。说远的，最老牌的18世纪的资本主义英国的纺织工业就是靠“羊吃人”发展起来的。说近的，中国改革开放后才暴发的温州富商们是靠制假售假富起来的。无可否认，世上没有靠讲“仁爱”富起来的富人。我们的孔圣人一生专讲“仁爱”，却一生穷困潦倒，在陈国讲学，“三月不知肉味”，差点饿死。所以我们的祖先们并不像如今的儿孙们那样仇富，而是非常爽直地坦承：“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就是说，只要合法就行，并不要求讲什么“仁爱”。又要发财，又要讲“仁爱”，就像又要当b*子，又要立贞节牌坊一样，即便是最最正儿八经“取之有道”的发财君子也办不到。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的取财之“道”应该是无可非议的了，但谁能说他的“道”中有“仁”的成分？他的付出与获取等值么？没有“巧取豪夺”之嫌？但当他拥有了世上最多的财富之后，他却将自己的财富不留给儿女，全部捐作慈善基金，到处去帮助世界上那些贫穷国家的儿童建图书馆，意图让知识改变他们贫穷的命运。他的基金甚至在中国为改善中国烟民的健康大力推行戒烟活动出钱出力。谁能说他为富不仁？他不仅仁，而且大仁。因此，为富不仁的“为”只有在特别界定的情境下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他为获取财富成为富人的时候，他是不能讲“仁”的。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叫“慈不带兵，义不养财”，也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仔细比较起来，真正不仁的还是穷人居多。偷盗、抢劫、绑票杀人的刑事犯罪多是穷人；为一点房产，一块地基兄弟反目、父子成仇的也多是穷人；不赡养老人，卖儿卖女的更多是穷人。当然，富人也有不仁，像不拿人当人的黑窑主、黑矿主，在食品中掺杂使假的黑厂商，这些人的行为肯定是非常地大不仁。然而，准确地说，他们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富人，只是一些想要成为富人的准富人罢了。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都成不了富人，都会因了这大不仁东窗事发，继而破产倒闭，甚而沦为囚犯。由此看来，不是为富不仁，恰恰相反，而是为穷不仁。当然不是说穷人生性不仁，实在是生存的压力让他们丧失了仁的资格，想仁也仁不了。富人倒是很有为仁的资格，但却不是所有的富人都肯为仁，并且是绝大多数的富人都不肯为仁。尤其在中国，承袭几千年的家族传统文化深深浸淫于所有中国人的血液中，光宗耀祖，福阴子孙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人生奋斗目标。尤其是福阴子孙，让子孙后代生生世世享有衣食无忧的舒适生活成为富人们聚敛财富，不肯为仁的根本原因。不能仁的不仁人不怨，能仁的不仁人人忿，所以“为富不仁”成焉。福阴子孙其实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观念之一。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中西文化的互溶，福阴子孙的观念已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中被淡化。不久前，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期创业节目中，一位决定将自己的财富不留与后人，全部捐作慈善基金的富商在谈及他这一决定的理由时，曾引用了一句不知出自何处的古代格言，他说：“子不如父，留之何用？子若如父，留之何用？”简直一语中的，振聋发聩。另外还有一句古语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枉操后世心”，也是对福阴子孙观念的一种否定。纵观今日之中国，富人为仁的已越来越多，像希望工程，资困救灾等，并且将自己的财富不留给子孙，全部捐作慈善基金的也大有人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可贺的好现象。

其实，就财富的社会属性而言，富人们的财富无论是留给子孙还是捐给慈善基金，其在社会属性的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差别，不过是一个贴上了间接的、隐形的社会财富标签，一个直接就转化为社会财富罢了。这话可能让很多人大跌眼镜，而事实就是如此。一旦财富的社会属性确立，财富无论以何种方式留存或遗赠，它所表现的只是在空间坐标上迁移的路径不同而已。财富只要不是以物质价值的形式被自然的或人为的力量所毁灭，它在空间的单纯流动就会像物质不灭一样不灭，此消彼涨，你赚他亏，最后表现为单位核算报表的数字增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富豪留给了他儿子一亿元财富，并且这一亿元不是固定资产，也不是公司股票，全是随时可从银行提取的人民币，那么，只要他儿子不是一个疯子，不将这一亿元变换成物质价值形式故意毁灭，他这一亿元财富，或迟或早都将转化为社会财富的命运是改变不了的。子若如父，他儿子用这一亿元来投资，办企业，他将直接为社会增加就业，贡献税收，创造财富，并且一个成功的企业本身就是一笔珍贵的社会财富。如果子不如父，他儿子将这一亿元全用来消费。一个人以物质价值形式正常消费的财富数量是极其有限的，他财富的绝大部分都将转化为他所消费产品的生产工人的工资和生产厂商的利润而流入社会，成为社会财富。也就是说，他财富的绝大部分的社会属性不会改变。而最有可能改变的，恐怕是将他儿子改变成一条对社会一无用处的寄生虫罢了。

在这里，举例中有一个论点值得进一步展开，将对财富的社会属性看得更清楚，更直白。它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本身就是一笔珍贵的社会财富”。我想，这一立论一般人都能够理解并赞同的。近代中国的革命先驱们曾前赴后继地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这一立论正是这一主张的理论依据。办实业何以能救国？就是因为所有开办成功的企业，无论是谁投资，谁所有，贴谁的标签，都是属于社会的财富。即便是外资，只要是在中国境内，性质也一样。否则引进外资就毫无意义。实业办多了，社会财富增多了，国家自然也就强大了。中国自上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一直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和掠夺，而西方列强们之所以强，并非他们的国土比我们的大，人口比我们的多，文化比我们的悠久，这些方面他们并不比我们强，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得早，工商业发达得早，企业办得多，资本家多，社会财富多，因为富，所以强。再看今日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作为代表国家机器的美国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穷的政府，还没有哪一国的政府会经常陷入因发不出公务员工资要关门的窘地，并且它还是世界上欠外债最多的国家，然而所有这些却丝毫动摇不了它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为什么？看一看世界500强，美国企业约占三分之一；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等于世界排名二三四的中、日、德之和，大于排名前十的九国之和的一半。就因为它的企业创造财富的能量之大，它的社会财富积累之多，至今仍然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望其项背，所以它的头号强国地位才如此牢固不可撼动。在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究竟是谁捍卫了美国的头号强国地位？不是美国总统，也不是美国军队，更不是原子弹和飞机大炮，是美国的企业，是美国的企业主、资本家们，是他们牢牢地捍卫了美国头号强国的地位。他们才是美国确立头号强国地位的真正功臣。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新中国在立国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就敢于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叫板；六十年代初就爆炸了原子弹，中国那时强吗？不强。因为穷，即便强，那也是外强中干。然而改革开放33年后的今日中国，那才是真强。今日中国的ｇｄｐ已跃居世界第二，这无疑要归功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核心是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开放民营经济的活力。正是千千万万民营企业的崛起铸就了今日中国的富强。那么，作为这些民营企业的创办者、管理者、领头人的企业主们，也就是今日中国的富人们，理所当然地也就成了圆中国千百年来强国梦的最大功臣了。

然而在中国，由于历史积淀的平均观和仇富观作祟，更由于早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错误理论曾经统治了几乎两代中国人的头脑，作为已经被打倒专政了的剥削阶级的地主资本家又要重新骑在他们头上耀富扬威，这让他们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感情上都难以接受。剥削阶级的阴魂不散，中国富人们的圆梦功臣之名难正。所以有茅于轼先生的“保护富人”的言论出焉。

关于财富，中国还有一句古话，说它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身外之物。“死不带走”是千真万确的，即便如古时的帝王富豪将金银珠宝拿来陪葬，他也并没有真正带走，只不过是留给后世的盗墓贼或考古学家罢了。“生不带来”却不确切。正是生来就有的贫富差别让很多人觉着社会不公，进而迁怒于富人。如果生来的差别是社会不公，那这样的社会不公就无处不在。小的如个体间的体貌差别，智能差别；大的像城乡差别，地域差别，甚至国家差别。如果你有幸能投胎成为沙特公民，那么一辈子你什么也不用干，也可保你衣食无忧。曾经有人，并且是不少人想用消灭私有制的方法来消灭这些差别，殊不知，消灭了差别，也就消灭了人们拼搏奋斗的欲望，进而消灭了社会前进的动力。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大行其道，太关注财富的个人标签而忽视财富的社会属性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国人真正了解了财富的社会属性，对富人们肯定就不会那么的耿耿于怀了。尤其是当社会进入小康，生存不再艰难，财富的社会属性就更为显现。对于生存来说，粗茶淡饭与锦衣玉食并无质的不同，按现今流行的科学说法，粗茶淡饭还更为健康。而骄奢淫逸从来就不是幸福的标杆。既如此，财富除了为社会所用，对个人来说，它的用途就实在是太有限了。

当国人都深切了解了财富的社会属性之后，穷人将不再为生而贫穷忿忿不平，不思进取的则安于贫穷；不安于贫穷的则奋力进取，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富人将不再为猎取财富而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终有一天，财富的个人标签会如同奥运会的奖牌一样，荣誉的成分会比利益更重要。到那时，每个人都只能凭藉自身的天赋和能力去获取奖牌，也只有凭藉自身天赋和能力获得奖牌的人才会受到人们的赞誉和尊敬，因为他们证明了自己是这个社会竞技场上的佼佼者。荣誉只属于奖牌获得者本人，除本人外，奖牌对于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实质意义。并且社会将对所有的社会寄生虫们，勿论其手中是否握有奖牌，统统予以鄙视。到那时，社会财富将与社会效益更完美地统一起来，社会的真正公平就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愚以为，对富人大可不必去刻意保护，也无需妒忌和怨恨。只须留意拥有财富的人是在增殖财富、创造财富还是在浪费财富、消失财富，对增殖财富、创造财富的人齐声赞美，对浪费财富、消失财富的人一致谴责，勿论其“仁”或“不仁”，是无赖还是伟人。则国家幸甚，社会幸甚，人民幸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