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因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而改变一个国家甚至数个国家的命运，进而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例都曾发生过。例如世界顶级的军事天才拿破仑在滑铁卢被打败就纯粹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1815年６月18日发生在比利时首府南郊的举世闻名的滑铁卢之战，当时拿破仑率领的法军与威灵顿统率的联军在滑铁卢的旷野上进行了一场势均力敌的鏖战，在2.2公里的战线上4小时的血战让战场摆满了2.7万具法军和2.2万具联军士兵的尸体，其战况的惨烈和残酷真可谓触目惊心。这时，任何一方只要加入一支小小的援军，就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而在距滑铁卢两小时路程的地方就有一支由格鲁西元帅率领的占法军主力三分之一的军队，奉拿破仑之命在执行追击搜索于16日在里尼被击溃的布吕歇尔的普军。当滑铁卢隆隆不断的炮声让格鲁西元帅的部下深感不安，纷纷要求放弃追击任务，回援滑铁卢时，被古板机械的格鲁西拒绝了，而被他追击的布吕歇尔的普军却鬼使神差地闯入了滑铁卢主战场。于是，拿破仑失败了，欧洲的封建国王们胜利了，欧洲的共和进程被推迟了，欧洲的历史被改写了，整个欧洲的命运被改变了。

中国的命运也因了两个偶然的事件而被改变。

一个是蔡元培的“法华教育会”号召中国的青年学子留法勤工俭学，并组织机构募集善款资助贫困青年。湖南的募集资助事宜具体由熊希龄、章士钊负责。1918年夏，毛泽东与他的“新民学会”会友们从一师毕业，正为此后的出路发愁，闻得此讯，群情大振。在由蔡和森、萧子升对该讯反复核实后，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与萧子升等25名湘藉学子齐赴北京。到京后，大部参加留法预备班学习，也有几人进军官学校，唯有毛泽东，经李大钊介绍，进入北大图书馆当了一个月薪8元大洋的助理员。对此，有史学家分析，应纯为经济原因。事实上，“法华教育会”的资助仅限于去法国的船票100元大洋，其他费用如预备班学习、食宿及到法国后的生活等费用仍需自理，这些费用合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因而能出国留洋的贫困生并非真正的贫困，只是相对大财主、大富豪的小财主、小富豪的贫困而已。其实，毛泽东的家庭在韶山冲那样的小山沟里也算得上小财主了，真要送毛泽东出国留洋也是送得起的。无奈毛泽东父亲毛顺生的小财主家业是他背负祖上遗留下的一大堆债务，完全依靠自己的勤奋、精明、节俭挣得的。他父亲的发家史其实就是一部标准典型的中国农村土财主的发家史，因而他父亲对每一分钱财的抠也是中国农村土财主标准典型的抠。他父亲是最彻底的“读书无用论”者，他送毛泽东读了两年私塾，认为能识字算数了就把他拽回家务农。毛泽东15岁那年要去附近东山小学读书，他父亲不允，说你走了，家里就得请长工。毛泽东没办法，只得到亲戚家东借西凑了一年的长工钱交给父亲才如愿。从这一事例就可想而知，毛泽东在整个学生时代的经济窘境，也说明了为什么别人都去了预备班，唯独他却当了图书馆助理员。因为他不能只读书，他还要吃饭。他的助理员当了没几个月，因蔡和森、萧子升等首批湘藉学子已定于1919年3月14日从上海赴法勤工俭学，他便于1919年2月辞了工，要赶去上海送行。他去上海却只有买到浦口的票钱，在浦口下车后幸遇一一师同学资助方抵上海。其时之经济窘境由此也可见一斑。他在送走蔡、萧后便离泸返湘，至1920年7月，在湘办《湘江评论》，从事“驱张”运动，8月“驱张”成功，被聘为一师国文教员，始谋得一正当职业。他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常去拜访其恩师杨济昌教授，很得杨看重，并与其女杨开慧确立了恋爱关系。1920年1月16日杨济昌病逝。临终前他给毛写了一封向章士钊举荐的信：“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毛持此信前往上海找到章，从章手中拿到了两万元大洋。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毛助理员200年的工资。毛于1920年5月，从两万元中为陈赞周、萧子章等6位湘藉学子购买了6张去法的船票，9月为魏银庵、劳君展等4位湘藉学子购买了3张去法和一张去南洋的船票，总计约用去1000元，尚余19000元。正是这19000元彻底改变了毛的命运，使他从一个“江湖混混”变身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使他能心无旁鹜地全力投身到其后的革命事业中去。从1920年至1927年秋收暴动上井冈山八年间，他经历了母亲、父亲的相继去世；与杨开慧结婚生子；在长沙办《湘江评论》；到上海参加共[chan*]党的一大；到广州办“农讲所”；到武汉参加“八.七”会议；到农村调查；到矿山串连；到学校演讲等等。所有这些，没有大洋是一件也办不成的。谁能设想一个整日为三餐奔波操劳，满脑子柴米油盐的人去从事这些活动？而没有这些活动经历，毛泽东就不可能跻身中共的核心领导层，中共的党史就要重写。事实上，从古到今，世界上所有有所成就的人的成就都是金钱成就的，因为只有有钱才能有闲去顾及柴米油盐之外的事业。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如此，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如此，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就更是如此。就是革命造反也概莫能外，所以陈胜、吴广成不了气候，梁山寨的一、二把手都是有钱人。

毛泽东一生是最反感说情的人，“天若有情天亦老”概括了他对“情”的全部否定。然而对于章士钊，一个北洋政府的遗老，“五四运动”的造反对象，他却是情有独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无不关怀备至，即便是在“红色恐怖”最严酷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也保他毫发无损，还惠及家人。相较于毛泽东所有的老上司、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其中不乏救过他命的大恩人们的命运来说，真可谓天壤之别。由此足见，这19000元对于毛泽东命运的改变的至关重要性。19000元大洋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可算得上是一笔巨款，然而相对于一个人的命运，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说来却又是微不足道的了。正是这区区19000元，它改变了毛泽东的命运，也改变了章士钊的命运，更改变了整个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

另一个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最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实上，“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许多的偶然因素促成的。关于这一点，“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是最有感慨的了。他在1950年应蒋介石之约所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对西安事变的起因、过程、结局作了详尽的论述。尤其关于起因，他花费了绝大部分篇幅，列举了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主观的，如他的独特经历：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他的性格：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客观的偶然因素就更多了。如他1934年回国，本有多种任职选择，担任围剿红军的“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一职只因一念之差，纯属偶然。他一生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当在对共[chan*]党的认识上与蒋发生分歧时，他欲直陈己见的愿望多次被一个个偶然因素阻挠未能达成，使他与蒋之间不能沟通，因而直接导致他从劝蒋到逼蒋的转变，才终于酿成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的最大赢家是毛泽东，下面的几组数据是最好的说明：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三个师不到3万人，蒋介石原本每年拨付给八路军三个师的军费50万大洋，到1940年八路军发展到了50个师，蒋介石不敢再拨，才停发了，到1945年底时，八路军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1937年，毛泽东就陕北一块根据地，也就几万平方公里几十万人，还不稳固，到1945年底，根据地发展到19块，遍及大半个中国，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可以确定地说，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红军从“共匪”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身份的转变，就没有共[chan*]党在八年抗战中如此滚雪球般的发展壮大，就没有其后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就没有了新中国。不然，再往前推10年，从1927年秋收暴动上井冈山到1935年，共[chan*]党的红一方面军在八年间通过各地的起义部队不断地聚集，发展到最鼎盛时也就八万余人，在蒋介石50万大军的围剿下开始长征，一年后到陕北时只有7000余人。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最鼎盛时也有八万余人，加上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一万多人，长征后到1937年改编时三军总共就3万人。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别？盖因红军乃“共匪”要挨剿，八路军乃国军，还发军饷，身份不同也。

有赢就有输，最大的输家当然就是蒋介石了。手握数百万大军竟输在3万八路军手中，确是“哀莫大焉”。毛泽东在与人谈话时曾评论蒋介石是输在妇人之仁，抑揄他是“沽名学霸王”。这是天大的冤枉。其实蒋介石对共[chan*]党是有非常清醒和深刻的认识的，从他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基本国策就可略知一斑。事实上他的“追穷寇”也并不比毛泽东逊色，功亏一篑实在是拜张学良这位“愤青”少帅所赐，就如拿破仑的滑铁卢全因格鲁西老帅固守成命所赐一样。

张学良是输赢参半。他赢得了共[chan*]党的尊重，一直尊他为抗日功臣，民族英雄，改革开放后更是将无数的荣誉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输在他自身的负罪感，并且这种负罪感一直沉重地伴随着他此后的一生。他在《反省录》中总结说：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虑幻想，反躬思来，羞惭自恨而已。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得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他还输掉了自己大半生的自由。中国有句名言，叫“一失足成千古恨”，拿来套用到张学良对自己当年孟浪之举的痛悔上，也许是再贴切不过了。

不记得是哪位名人说过，历史是在无数的偶然事件中行进的，而这些无数的偶然组合起来便成为了必然。从结果的角度看，此话是正确的，因为任何偶然事件的结果都有其必然性。格鲁西不回援滑铁卢，拿破仑的失败是必然的；红军变身八路军不再挨剿，它发展壮大是必然的。但偶然就是偶然，不是必然，也不蕴含必然。它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不可替代的。章士钊将两万元善款给予了毛泽东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因为他也可以将其给予蔡和森或其他湘藉学子。但蔡和森或其他湘藉学子得到这两万元却绝对成为不了“毛泽东”是必然的，确定无疑的。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是不可复制，也无人可以替代的。蒋介石可以任命的“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一职的人选是很多的，他任命了张学良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但任何人来担任此职都成不了“张学良”是必然的，因为能够担任如此位高权重职务的不是老军阀就是老官僚，而“西安事变”这样的孟浪之举却只有张学良这样的“愤青”少帅才干的出来。张学良就是张学良，是不可复制的，也无人可以替代的。偶然之所以成为偶然，还在它的不可预测性。当毛泽东拿着准岳父的信去找章士钊时，章士钊会不会给他钱或给多少他是心里一点底也没有的。如果不给或给的不是这么大的一笔巨款，中国还会不会“出了个毛泽东”或其他的“张泽东”“李泽东”之类的就无法预测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同样是无法预测的。虽说红军长征之初就是打着“北上抗日”旗号，并一直为此奔走呼号，希冀能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然而当张学良于事变后三日将情况告知延安时，却令中共的所有领导人愕然。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以何种方式行进就更无法预测了。

当然，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历史行进的某一阶段性方式也是可以预测的。像诸葛亮未出茅庐，三分天下，就是对东汉末年那一阶段性历史的行进方式的最准确的预测。但这种预测更多地带有“势”的性质，是敏锐的政治家基于对大势的深刻洞察和精准判断作出的。当“大势初显”经过人为的努力成为“大势所趋”时，预测也就成为了现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既是历史行进的方式也是历史行进的方向，而历史行进的方向是由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所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当历史行进的某一阶段性方式与历史行进的方向一致时，它也就可以预测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曾作出了准确的预测，而当时不少的中国志士也都抱有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念，是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历史进步的潮流的，因而日本的失败是必然的，注定了的。即便没有美国的原子弹，没有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的毁灭性打击，甚至没有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日本的失败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仍然是注定要实现的，就像印度甘地的不抵抗主义同样为印度民族赢得了独立一样。还有上世纪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浪潮也是如此。只是经过人为的努力可以加速这种预测的实现罢了。

因此可以说，西安事变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并非至关重要的，它所改变的是中国现代历史行进的方式和受这种方式影响的人们的命运。并且它影响的不是当事的一两个群体，而是千千万万的芸芸众生；不是转瞬的三五年，而是一代甚至几代人。当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为一两个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及的偶然事件所决定所左右时，这不能不说是人作为人的无奈和悲哀，也难怪佛主和上帝那么地受东西方人们的膜拜和依赖了。

人啊人，我为人，我无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