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的灵魂拷问

一九七八年，我还在贫困的粤北和平县任教。我青少年时的写作爱好又复苏了：或在茶余饭后，或在假日周末，或在夜阑人静，激情如冲出地壳的泉流，在急就着种各色、大大小小的一篇篇！

“你日写夜熬的，能发表么？”妻望着我青白的脸，却又无法替我补给营养，不无担心。

“管他呢！谁让我是中文系毕业？谁令我停笔十年？谁让我碰上了好时代？”我没作过多解释，低下头，又是挥笔沙沙！

记得六十年代初上大学，我课本的封面上写下“苦斗文场”四个大字。写作课的老师是伯乐，几次赞扬我，几乎次次是高分，我也几次热泪盈眶地暗暗发誓：“若不成名成家，便愧对恩师！”

只是，我如刚冒出地面便被“文革”砍了一刀的春笋，再也无法上长了！我的老师被批斗，被捆绑；我呢，先是做“红卫兵”被利用，后又把我们塞到农场“改造”。开始，我也写点政治口号掩盖下的带几分真情实感的东西，但到底诚惶诚恐。因我表达能力稍好的缘故吧，几次团宣传干事下连队收集“豪言壮语”，并当场发了纸笔，大伙便你推他拉，把还是一脚牛屎一脚泥的我，如耍弄小丑般地往田埂上一按，逼我就范，要我“立竿见影”地胡凑出“豪言壮语”来……

回首当年，只能是“苦恼人的笑”。那时的“文人”，不外是卖烂铜烂铁的货郎，那时的我，又算什么东西？现在可好啦！文艺春天到来了。我先是不停地写诗，寄给肖殷看，他不客气地指出我“基础仍很差”；我一篇短小说寄仇大姐，却得到她肯定；我又写散文，呈岑桑同志，他说“很有文采”　……

我的教学任务是越来越重。十年来，我与高中毕业班难分难解。调回兴宁之后，我又觉得钻研教改很有意思。《教育学》、《心理学》，甚至有关信息论、系统论之类的尖端，也加涉猎。不知是以往文学创作锻炼了表达能力，还是什么缘故，教学文章写起来也是很顺手的。只要灵感所至，不论是教学文章，还是小说、诗歌、散文、杂文、评论、儿童文学、报告文学，不拘一格，写就是了。前些天，我把变成了铅体字的、在县、地、省、中央报刊发表的“东西”搬出来一计，竟有七十余篇！……

由于笔耕不辍，教学似乎是越来越顺手。不仅写点“下水文章”不成问题，甚至不时还能弄点口头作文，从而引起学生的崇拜。

去年，碰上评职称，我的朋友以为我会不成问题地评上高级；后来，又说不要看“文章”了，加上我又是1967届大学毕业的八十九元的工资级别，给“刷”了下来。朋友劝我：“别说作家，连高级教师也评不上，别作‘无效劳动’了！”

最近，物价轮番上涨，妻又笑我：“何苦呢，日钻夜研的。你没钱花，考上大学的学生也不会寄钱来给你；辛苦写一篇，发表了也不过是一、二斤猪肉钱！你的做生意、搞实业的同学，那个不比你强？”

“你唠叨什么！”我可是如燕人张翼德大吼一声；要不，她会没完没了烦死人，“我吃人民的饭，所以要教书，并不图报答；我写文章是爱好，无钱也干！”去年暑假，去长沙探亲。到了书店，见到许多我急用的书，我一下子花了几十元！尽管不断解释，她还是啰啰嗦嗦，直到我一吼“就是今夜街头流浪，我也买”时，她才住嘴苦笑着点头。

我常想，人只能来地球走一趟，但身上积蓄了几十亿年进化能量的生命个体，在他离开人世时，不留下点什么而空空而去，实在是不幸的。大智大勇，成名成家，非吾力之所及；只要不停耕耘，总会留下点收获。这些收获，或成为人们的美好记忆，或成为传之后代的白纸黑字。这便是生命的延续。如此说来，作为芸芸众生的我，该理所当然地沾上点“金色”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