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烟讲究种子质量，俗云“种是金”。父亲爱种烟。土烟。他只看种子是否饱满，从不考虑遗传学问题。每年周而复始春种，又秋收。在我印象中的那些烟叶子，似乎永远长得肥厚、宽阔。父亲随手将晒干的烟叶撕下一片，卷成喇叭筒，塞到嘴边，“嗞”的擦燃火柴，厚实笨拙的嘴唇吧嗒几口，便有白色刺鼻的烟雾缭绕升腾。这瞬间，父亲一天的疲乏也随之化为灰烬。那时没有“二手烟”的概念，望着笼罩于烟雾里的父亲，竟美得让人神往。

捉虫

清明前后，父亲把烟种子洒在苗圃，不消个把月烟秧苗即可拔出栽种。栽苗这种活，父亲自己做。我能做的是捉虫。烟苗的虫子不好治，用农药难以控制剂量且毒副作用大。于是，父亲让我徒手捉虫。在烟苗刚刚没膝时，虫子好对付，折两根树枝当筷子使，就可以把虫子捡出来。当烟苗长过胸脯蹭到脸上时，厚实烟叶子不仅遮挡视线，上面还像涂着层黏黏的胶水，贴在手上、脸上极不舒服。逐一去寻找这些烟叶的两面粘附的烟虫，无疑是个苦差事。有时碰到一条大喇喇青虫正叮着烟叶，用树枝无法将它挑出，只好颤颤的伸指捏住它软软的身子，“忽”的扔到地上，再踩几脚。如此伺候不了几颗苗，早精疲力尽。“管是银！”每当看到我厌倦的时候，父亲总爱唠叨，“虫子叮过的烟叶没有卖相。”捉虫差不多要进行个把月，待烟叶成熟到一定程度，那股浓浓的烟草味足令很多虫子生畏，不敢来*扰。

割烟

烟叶究竟什么时候收割，完全由父亲说了算，他唯一要做的是准备一把锋利的烟刀，顺便来担竹撮箕。父亲的收割仪式很简单，通常是绕着种烟的梯田巡视一圈，掏出耳根上吸了半截的卷烟。点燃。吧嗒几口。“噗”，吐口唾沫，提着烟刀将烟叶麻利的放倒。父亲的烟全部是一片叶带一节烟杆，烟叶有大小，而烟杆绝对是够大，因为土烟是连着杆卖。父亲割烟时，从不分心讲话，一边放下搂着的烟叶，一边努嘴示意我把烟叶装进撮箕。每码一层，烟杆须对齐。这是父亲早就吩咐过的。待父亲把一层梯田的烟叶割完，我刚好装满一担撮箕。父亲舒口气，休息片刻。“走！”便捞过扁担，挑着撮箕趔趄荡下山。而身后只留下满地脚叶和尖剌剌的烟杆子。

晾晒

割来的烟叶还要用草绳缚住，才能晾晒。父亲有时一气要搓二十多条丈余长的草绳，然后将烟叶上连着的烟杆夹在草绳里，再把它们悬挂在对厅厢房两头，对厅中间恰好是天井，可以晒到太阳，烟叶容易干些。晒烟并不轻松，晾晒好坏直接关系烟叶品质高下。种烟农民也常有“晾晒才是聚宝盆”的说法。晒烟最忌淋雨，每逢天气有变坏的征兆，我们是全家出动，迅速爬到厢房挑栏上，将绑着烟叶的草绳依次移到屋檐最里头。但很多时候是空忙一阵，一切收拾停当，又未见下雨。若想再次晾晒又发现天空似乎总有阴霾，遂不敢轻举妄动。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在烟叶晒的半干不干时，突然雨下过不停。只好眼看着烟叶发霉烂掉。烘烤也是无济于事，谁舍得血本来买这么多火盆和木炭？即便卖掉所有烟叶怕也买不来几担木炭。如此，能够做的只是每天定期去看看那些挤在角落里的烟叶了。可住在对厅厢房的四婶每天被头顶脚步声搅得厌烦，经常手里提着两块被踩断的腐朽楼板，狠狠的敲着咒骂：“摔死才痛快！”于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又从天气转移到另一个敏感问题。“爱叫，才断子绝孙！”母亲一句戳到四婶伤口，足可令四婶安静好几天。

烟叶好不容易晒干，父亲除掉自用的十几斤，剩下的，则在逢“四九”的乡场上卖。他每次卖不掉几斤，赶场的老乡往往借品尝之机过足烟瘾后，又说太辣，味道欠醇正，摇摇头走开。这些无谓的消耗有时比卖掉的数量还多。何苦？父亲说人家赶场都有事做，卖这卖那，忙得辫子不贴后背，呆在家里羞死人！你们也都给我到场子守摊，去挤几趟，认认生人，见见世面！

原来父亲卖烟也是借口。用现在的话讲是要藉此接触生活，认识生活，玩转生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