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今天的眼光看,鲁迅已经out了,所以当他被从教科书里拿下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到太意外。
这是个只能嬉笑不能怒骂的时代。没钱人见有钱人要嬉笑,小吏见大官要嬉笑,小贩见城管要嬉笑,病人见医生要嬉笑,有时在此地可以板着面孔作出老爷的威风,而到了彼地也照样要挤出嬉笑拿出孙子的奴颜,十四亿人的大国,恐怕只有几个人不需要这样辛苦,惟中共中央常委是也。至于他们见了美国总统怎样,我们不太知道。
我们的口号是和谐,是中国梦,是大肆渲染幸福。有人说我们正处在百年盛世之中,所以到处莺歌燕舞太平景象。政治清明官员廉洁,治安良好法制健全,楼市平稳股市正常,老百姓能够买到物价便宜的真货,可以呼吸到没有雾霾没有粉尘的空气,常饮没有污染的山泉,常喝健人心肝脾肾的牛奶,然后再开上私家车,奔驰在没有拥堵没有收费的高速大路上,偶尔翻翻字典,还可以见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见义勇为、乐善好施、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等等古词语,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嬉笑呢?
嬉笑有两种。一种是因为满足、感激,或者是要巴结,所以嬉笑得很有谄媚状。另一种嬉笑也可以叫作哂笑,嘴角眼角都作奇怪状,满脸嘲笑与嘲讽。所以嬉笑之前要先打个腹稿,千万不能拎不清,否则害人事小,害己事大。
回头看鲁迅,经常采用第二种嬉笑方式,再加上他又常常怒骂,恶言恶语,所以我们描述他的风格,特别是他的一系列杂文风格,叫作“匕首与投枪”。
从小就读鲁迅,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他一篇短文,叫《一件小事》,写的是车夫不小心撞了个“伊”,然后车夫便不顾乘客的不耐烦,扶着“伊”呀照顾“伊”呀,然后车夫在乘客的眼里,形象瞬间就“高大起来,须仰视才见。”老师解释说那个乘客就是作者自己,也就是鲁迅,车夫是淳朴的劳动人民。因为《一件小事》我很看不起鲁迅,觉得他远不如有事没事就搀着老大娘过马路的雷锋同志,还有文章里那个“伊”,“伊”来“伊”去的很不舒服。后来在课本里读到鲁迅的机会越来越多,从一个一个孤零零的篇目,逐渐积累起了对他的印象,然后是喜欢,然后是有些崇拜,然后是把他的全集找来读。越来越喜欢他扭扭曲曲又独具韵味的表达方式,更喜欢他的尖刻和辛辣,他的振聋发聩,他的发人深省。
而越是读他,有一句俗话越是在我的头脑中频繁跳跃:早死早安生。
天生有反骨的鲁迅,压根不是一个肯于和执政当局合作的人。他同时也不是一言不发的徐庶式的人。蒋介石当政他反蒋,谁敢说毛泽东当政他就不反毛。共[chan*]党建政之初,大家会有蜜月期,你好我好大家好,恩恩爱爱,而蜜月期一过,哪会没有龃龉?名不见经传而又老实巴交的文人,大大小小都出洞给共[chan*]党提意见然后被打成右派,鲁迅能幸免吗?大概是百分之三十能而百分之七十不能。他是“旗手”,按理说他该擎着旗冲锋,而不是踏步,更不是掉头撤退。鲁迅和郭沫若不同,鲁迅是“狂人”,而郭沫若是讨人喜爱的“凤凰”。退一步说,假如鲁迅在“反右”时躲过了,那么“文革”来了呢?政坛血雨腥风,文人就别想置身事外风花雪月,其项上人头经常被政客拿去祭旗。鲁迅的头就比别人的长得结实?
鲁迅被拿下了,多少泛起点小波澜。个别人可能会愤愤然,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所谓。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如今已经让资本家堂而皇之地入党了;“假洋鬼子”们如今已经挟洋人势力赚得自家腰包里尽是美钞了;孔乙己出了许多书也潜规则了几个女弟子,当教授当得长衫西装若干套了;华小栓吃了血馒头,身子骨日渐茁壮,如今正给贵族山庄当保安;而阿q们,不用调戏小尼姑也不用和吴妈困觉,要么去找小姐打真炮,要么上网看小泽玛利亚的精美*房,要么听郭德纲和于谦说相声,忙得不亦乐乎。鲁迅在哪儿,关我们鸟事。
教科书上没鲁迅了,若干年以后我们可以这样告诉我们的子孙,“上个世纪,有个叫鲁迅的文人,小个子,小胡子,写点杂七杂八的文字,五十多岁就死球了。”
上个世纪,很久远,子孙们不会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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