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岭杀医案尚未平息，据媒体报道，浙江省许多医院的医护人员以静坐的方式进行抗议，他们打出的横幅上，写着非常简单的诉求：“拒绝暴力，还我尊严”。

这很讽刺，医生，护士，这个在其他国家均能受到尊重的职业，到了我们神州大地，竟然这般悲惨，随时会被暴力侵犯，随时会被拿走尊严。此前医护人员被打被杀的案例屡屡发生，这次温岭事件，不过是屡屡之一，相信它既不是空前，也不会“绝后”。

医患矛盾由来已久。医疗投入与人口比例的严重失衡，导致老百姓看病难。原本就缺医少药，再加上近些年来医疗业界种种歪风泛滥，更给病患雪上加霜。病患到医院，得到的不是及时而合理的救治，反倒有可能面对着漠视冷淡，刁难敷衍，被开了许多不必要的药，被做了许多不必要的检查，钱花光了，病却没医。这显然不是个别地方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范围内整个医疗界的通病。这就难怪它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愤慨。

所有医界的从业医生，在他们决定成为一个医生而为人类的健康与生死担负责任的时候，都会以《日内瓦誓言》为誓词蓝本郑重宣誓，这份源自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中说，“我郑重地保证自己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病人的健康应成为我首要的顾念。。。，我将不容许有任何宗教、国籍、种族、政见或地位的考虑介乎我的职责和病人之间。。。”，既便是我们国家的医科学生，入学之初，也同样要宣誓，而誓词首八个字，便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沉甸甸的八个字。

但是在世风日下的今天，我们的许多医护人员，把当初的誓词忘却了。

一对矛盾的另外一方是患者和患者家属。其实中国人是懦弱的，面对许许多多的欺压和鱼肉是不敢出大气的。官家的，富人的，警特的，黑社会的，这般欺压由来已久，早就习惯了，现在再加上城管税务工商，还有教育和医疗。但是我们中国人也是狡黠的，对于那些强权的，逆来顺受，压根没想过挣脱和挑战，对于那些关系自家长远利益的，也不会得罪，而只有那些此刻用得着你而彼时就和你再见的，我们是不会错过报复和寻衅的机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家病人在你手中时，我给你塞红包，而一旦我家病人不在你手中了，我就要回头闹事的原因。病人死了，更加了不得，既便是正常死亡，也会有那无赖的家属去医院挑骨头。现在很多医院外围都有一个庞大的“医闹”人群，他们是职业化的，专门帮助和挑唆病患家属闹事，获得医院赔款以后大家有的分成。

这不仅是人口素质问题，这更是法制问题。这不仅是法制问题，这更是制度问题。

中国尖锐的矛盾，岂止医护人员与病患之间？解剖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都能看到时隐时显的刀锋剑影。

然而看到了又能怎样？一党专权，我们就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制。法制如果不能约束一伙人，也就永远不能约束全社会。

西方国家也不是病患都守法而医生都自律。我们也曾见过或听到病患在医院撒泼耍浑，也听到过医生利用职业之便性侵患者，人群中，总会有下作与肮脏的几个。但是好在他们没有各样的权势罩着，也没有李刚式的爸爸梦鸽式的老娘，作奸犯科，总是要自己偿还。

一个社会要想实现公平，就必须让规则高悬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之上，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成为例外。而当一伙人有特权拿着规则去限制别人，自家却不被限制的时候，公平就无从谈起。失去规则性公平的社会，人们要么屈辱懦弱，要么野蛮放肆，总之是正常不起来。

当初鲁迅在他的《呐喊自序》中谈到他弃医从文的原因，说是“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其实鲁迅也没看到问题的根本。假如制度不改变，精神就难以找到安顿自己的家园。而我们所以什么都没有被改变，就是因为我们戴着一个顽固的制度的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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