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男人的幸与不幸

——以《聊斋异志·翩翩》为例

众所周知，《聊斋志异》数量最多，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是那些描写人与花狐神鬼之间的感情纠葛的篇章。多数读者将这些感情归属于爱情，大致上认为，蒲松龄是对自由追求的爱情的颂扬，表明他对传统礼教中“灭人欲”的否定态度，尊重自然本性，自然感情。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所谓的爱情，大多数其实并非爱情，它与爱情的本质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在这些所谓的爱情下面，客观地揭示了一个真相：即底层男子——知识分子，在家庭中的生存能力与感情世界的不足。

蒲松龄笔下这些文弱的书生，仅凭才华却获得了花狐神鬼的青睐，这从更深层次体现了作为封建八股举业下的知识分子对生活的无能为力。在《聊斋志异》中，《翩翩》可以说是充分疑惑的一篇，它集艳遇，修仙，高雅，低俗于一身，很难给予一个完整确切的定义。本文将从作者的身世与时代背景，爱情与艳遇的区别出发，探讨这类故事背后的真相。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运用了大量的笔墨铺述书生与花妖狐怪，神仙幽冥的感情纠葛，其中，与修仙神女有情感交流的有《画壁》之朱孝廉，《翩翩》之罗子浮，《罗刹海市》之马骥，《蕙芳》之马二混，《青娥》之霍桓，《仙人岛》之王勉，《嫦娥》之宗子美，《乐仲》之乐仲，《锦瑟》之王生等。总观这些篇目，描写的几乎都是文弱书生与神女之间的风流韵事。这与《聊斋志异》里众多的情感故事一样，对书生与花妖狐怪之间的情事津津乐道。

那么，蒲松龄为何乐此不疲？甚至不惜笔墨地大写特写？这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首先，蒲松龄是出身贫寒的一介书生。

其次，尽管他是县、府、道三试第一，但终究是科场失意。其中自然有其自身的原因。

清朝沿袭明朝八股取仕，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规定的文体有着严格的体式及内容要求。其体式大体上说可以分为破题，承题，起讲，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收束等几部分；其题目则全从“四书”中出，对题目中字句的理解，则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为准，并且要摸拟圣贤口气，代圣贤立言。可以说，做好八股文绝非易事。而且，八股文远非理解中的呆滞死板，清梁章矩说其“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诗之博，持律如诗之严，要其取于心，注于手，出奇翻新，境最无穷。”康熙曾让八股大家韩慕庐上交来看，之后觉得不过瘾，又让他把余下的也上交。

从文学活动上看，八股文与传奇，诗文一样是文人的心血凝成的，同样不可轻视。那么，富有才华的蒲松龄为什么会名落孙山呢？蒲松龄是一个文人，同时也是一个狂热的幻想家。当时，八股文的创作是以“清真雅正”为准，而蒲松龄显然不适合这种创作风格，其汪洋恣肆的思想，狂热奔放的文思，完全倾注于感性的艺术，譬如小说，诗词，曲赋。因此，当他用小说家笔法创作八股文时，明显地忽视了八股文体地规制，所以，他的充满才华，生动流畅的故事便脱离了八股文的轨道了。名落孙山，意料之中。

然而，这毕竟不是憾事，正是他的失意造就了一部《聊斋志异》。可是，对于当时的蒲松龄却成了一个困境。在封建时期，读书是多数人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它带来太多实际的利益，既有生活的保障，又能实现社会价值。对于贫困书生来说，这条路却荆棘当道。参加科考于他们而言，绝非易事，他们需要不停地读书，但生活却不能不顾，可是，作为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文弱书生，他们又缺少担当生活重担的能力。蒲松龄在科场是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他不甘心也没有能力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田种地，他对功名利禄的渴望《儒林外史》里的知识分子一样热切。然而，他又是清醒的，他已经意识到科举的弊端，如《聊斋志异?王子安》的那则史异氏曰：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恍惚，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　，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之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如此情况，当局者痛苦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顷刻万绪，想鬼狐窃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床头人醒，宁不哑然失笑哉？顾得志之况味，不过须臾。词林诸公，不过经两三须臾耳，子安一朝而尽尝之，则狐之恩与荐师等。”

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家庭责任，可是，正如《金瓶梅》所说“看得破时忍不过”，《叶生》死后，灵魂仍为科举奔波劳碌。

最后，一方面他像《儒林外史》的马二先生一样为科举终其一生；另一方面，为着生存，他选择坐馆教书，而这一坐，便是半生。坐馆生涯究竟如何？在《学究自嘲》中，他写道：“人但知为师之乐，不知为师之苦；但知为师之尊，不知为师之贱。自行束脩以上，只少一张雇工纸。其徒数十人，好像一出《奈何天》；二三东主，却是一些八不凑。殊属可伤，亦属可笑。”这是屈辱辛酸。又有“先生运转入财乡，黄边钱果然得一炕。更自惶恐，更自惶恐，节礼更送一大筐，枣儿粽想必不上账。喜坏他师娘，喜坏他师娘，东家多情怎么当？嘱来人十倍多拜上：情谊难忘，情谊难忘，用心教他儿郎，儿郎。读得好也是你的名望。”这是艰难卑微。

远离家庭，只好“久以鹤梅当妻子，且将家舍作邮亭”。孤身一人在异乡坐馆，最难忍受的是约束下的寂寞，这寂寞除却与家，亲情有关之外，也与人对欲望本能——性的追求有关。如此，没有钱，没有性，没有社会地位的蒲松龄，就必须忍受着物质，肉体，精神的三重煎熬，艺术创作便成为他舒缓内心挣扎的途径之一，而小说更是生动形象地流露出他对情欲的渴望，而在这渴望中又夹杂着贫困书生在社会中的无能为力与艰辛苦难。

清朝初年，封建统治者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强度的文字狱之风兴起，文人战战兢兢，既然“说文解字”难免送命，“那就谈谈风，谈谈月，来点‘下半身’吧”。何况，晚明那股纵欲情色之风尚劲，所以，对于这些文弱书生来说，既然政治无望，那就集中到肉体。而且，肉体情欲这个空间自由，最能调动人狂热的想象，也能够满足与宣泄“克己复礼”的欲望。对于蒲松龄来说，离妻坐馆，便是苦行僧的生活。所以，情欲的渴望也随之被压抑增长。然而，不仅是坐馆教师的拘束，更是自己“床头金尽”的窘境，他无法像少年时一样随伴冶游。因此，往日的狭邪之游与自己对性的渴求便借助文学意象融合在《聊斋志异》中。

狐狸是其中最为突出的意象，譬如，《青凤》，《莲香》，《阿绣》等等，这些狐女几乎都是自荐枕席的。从表面上看，她们是自由恋爱，打破封建伦理束缚的光明形象；但从深层次看，她们只是男性在破坏伦理纲常的条件下的宣泄对象。她们既不是人类，便不受伦理的束缚，同时，也将男性纵欲淫乱的负担剔除。所以，“说到底，《聊斋志异》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在男性作为强势性别的社会，女人属于男人，而男人则只属于他自己。”

在《聊斋》中，那些书生确实映证了“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同时，他们还存在着愈来愈堕落的倾向。这既是晚明性文化的余绪，又同时带有一种末世的颓废，而作者却在堕落中快乐。这主要体现在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奔赴阳台的情节上。在《聊斋志异》中，大多数的花妖狐怪总在书生寂寞之时忽至，可谓“及时雨”，匆匆云雨之后，便“掸一掸衣衫，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你一文钱，也不带走你的情”，洒脱地离开，并在书生再一度需要时忽至。这“春风一度，即别东西”的美好愿望，即是现实负担过重的贫困书生之所求。如：

忽一女子逾垣来，笑曰：“秀才何思之深？”（尚）生就视，容华若仙，惊喜拥入，穷极狎昵。（女子）自言：“胡氏，名三姐。”问其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复置问，惟相期永好而已。

（《胡四姐》）

一夜，（冯）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问其姓名，曰：“妾邻女红玉也。”生大爱悦，与订永好，女诺之。夜夜往来，约半年许。

（《红玉》）

一夕，挑灯夜读，忽举首，则女子含笑立灯下。生惊起致问，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私奔之嫌。”生大喜，遂共欢好。自此无虚夜。

（《鲁公女》）

这既是性压抑的反映，同时也是末世颓废的表现。借助潘知常的话，即是“男人像动物一样纵欲”，而那些在性欲与物质上满足他们的女人，则“像男人一样战斗”。

由以上可知，对生活的无力，对情欲的渴望，促成了《聊斋志异》的风流韵事，随处可见。

上文说过，众多读者习惯将书生的风流韵事归属于爱情故事，在此以《翩翩》为例，对其感情成分进行分析理解。

首先，主人公罗子浮与翩翩初次相遇的场景如下：

（罗子浮）败絮脓秽，无颜入里门，既暮，欲趋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问：“何适？”生以实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颇不畏虎狼。”生喜，从去。

既然，“生以实告”，那么，至少女子应该可知其“为匪人诱去作狭邪游”以及宿娼所致“广疮溃臭”，按照一般情况下，如此不洁身自好，贪色纵欲之人，是“人见辄遥避”，而女子却自引其归府。

罗子浮这一形象与《聊斋》里面众多的书生不一样。首先，他可能是书生，因为，“父母俱早世，八九岁，依叔大业。业为国子左厢，富有显缯而无子，爱子浮若己出”。如此，富贵无所出的叔父自会令其学习举业。所以，他可能是书生，这一身份与其他男子无差。

但纵是这般，他曾“为匪人诱去作狭邪游”。此处写其“作狭邪游”乃是“匪人诱”，其实，在前文已指出，他为叔父溺爱，由此，会出现两种结果，其一是借此奋发图强，其二是堕落无度。显然，他是属于后者，这既与社会环境有关，更与其自身的品性鄙下有关。

另外，“娼返金陵，生窃从遁去”，可见其实为一个好色之徒。

因此，初次见面时，可以认为罗子浮是一个品行低下的书生。

在《聊斋》中的其他书生，如《青凤》之耿去病的出场是“狂放不羁”的性格，“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来！’”并曰“我狂生耿去病”，而且，“生素豪，谈议风生”，这是对耿去病的最初定位。

又如《白秋练》之慕生，“聪惠喜读”，“执卷哦诗，音节铿锵”，这是对其出场的描写。

即便出场时并无令人特别欣赏之意的《竹青》之鱼，“家贫，下第归，资斧断绝。羞于行乞，饿甚，暂憩关王庙中，拜祷神座”。也许，鱼之“羞于行乞”与罗子浮“无颜入里门”是出于一般的心理，但两者产生这种心理的前提是完全不同的。鱼是科场失意，而罗子浮则是眠花宿柳，广疮溃臭。

如此品行不端之人，怎么会获得女子的青睐？

女子说：“我出家人。”意即她乃是修道之人，“出家人”便说明她已远离红尘俗世。如果这样想的话，便可以理解她接渡罗子浮的行为，也就是说，在忽略下文的情况下，她的举动只是表现其乐善好施的一面。所以，女子又说：“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颇不畏虎狼。”引罗子浮归府。

回去之后，女子不但为罗生治疮作衣，而且对其饮食起居也是悉心照顾。数日之后，罗生便“就女求宿”。由此可知，罗子浮之“无颜入里门”绝不是对自己纵情声色的懊悔。“懊悔的产生绝不是由于意志已有所改变（那是不可能的），而是由于认识有了变化。凡是我一度欲求过的东西，就其本质和原来的意欲说，到现在也必然还是我所欲求的，因我自己就是这一意志，而意志是超乎时间和变化之外的。”此时的罗子浮，“疮痂尽脱”，旧态复萌。女子轻度拒绝后，他的理由是“聊以报德”。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报恩思想，用自己的身体报答女子的恩情。无论从哪个方面理解，都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可也正因如此，却能很隐晦地了解到知识分子的苦楚，他们既贫且困，科场无望，生存濒危，除了自己尚且存在的身体，似乎一无所有。

为什么说女子的拒绝是轻度的呢？女曰：“轻薄儿！甫能安身，便生妄想！”女子只是批评了罗生不识时机，并没有斥责讥诮他的品行，只是时间不对而已。而且，在罗生惊人的报恩思想之后，“遂同卧处，大相欢爱。”

女子是修仙道人，在中国传统文学当中，女道士的风流韵事自是不少，唐朝时最盛。《聊斋志异》里的《陈云栖》便是另一例女道士的情事，而且，道士往往只是一个为她们提供生活保障的头衔，如文中写道：“（真毓）生欲去，而夜已深，乃佯醉仰卧。两人（指吕祖庵女道士白云深，梁云栋）代裸之，迭就淫焉。终夜不堪其扰。天既明，不睡而别。”另外，道教对男女情事并不似佛教的严禁，所以，女子与罗子浮“大相欢爱”便不足为奇了。

那么，到此为止，多数人会认为这是封建女子冲破礼教束缚，自由追求爱情的礼赞。这确实是爱情吗？

从生理学上说，人在遇到符合交配条件的异性时，都会分泌激素，使人进入亢奋状态，之后再次遇到或想到该异性时，都会分泌激素，反复进入亢奋状态，这种感觉被称为“爱情”。如果从这个角度讲，罗子浮对女子是有爱情的，因为，“甫能安身”便“就女求宿”，可见他对女子的渴望迫切。

但是，激素的分泌量是有限的，一般指向某一个异性，面对其他异性时，不再发生类似分泌现象。从上文可知，罗子浮是一个惯于穿花拂柳的人，他不只对眼前的女子产生“爱情”的感觉，他几乎是闻色便会自动发生“爱情”的感觉。如此，便违反了爱情的“专一性”了。所以，罗子浮对翩翩并没有产生爱情。在下文也可知，花城娘子的造访，罗生两次轻挑的行为，仍可看出，罗子浮还没有对翩翩产生爱情。而且，在《聊斋志异》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泛情化倾向，对于大部分的书生来说，“只要女人足够漂亮，他们往往并不在乎和他们结合的到底是哪一个”。

至于后来罗子浮思乡情切，偏偏不愿相从，所以耽搁了二三年；有复返尘世之后，思念翩翩，重游旧地，“黄叶满径，洞口云迷，零涕而返”，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日久生情。

那么，从翩翩一方来说呢？

初见时，按照一般说法，一见钟情是很困难的，毕竟，当时的罗子浮因为嫖妓而“败絮脓秽”，如此品行，很难教人接纳。可是，数日之后，却能与他“同卧处，大相欢爱”。有一联如是写道：爱与被爱都艰难（上联），有情有缘要时间（下联），情义无价（横批）。若说翩翩与罗子浮之间爱与被爱，着实令人难以信服，如此爱情太廉价。

然而，下文里，翩翩不小心流露出来的醋意，以及为罗生添置冬衣，生儿育女，却又是一个女子对自己的男人应有的行为。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翩翩对自己的所有物的占有欲的表现，非关风月。而且，她不但不愿随罗子浮回归故里，甚至在最后与罗子浮的的分离竟是永生不复相见。爱情的一个行为表现为依恋，即爱得越深，依恋感就越强，想在一起，不想分开。翩翩对罗子浮是一别之后，山长水远，不复相见，对罗子浮并无依恋。

另一行为是关心，在物质供给上，翩翩确实是面面俱到，但是，精神上却使罗子浮处于压抑的状态。罗子浮多次提及归乡探亲，而翩翩只是任凭自己的行为拒绝。第一次时，“女曰：‘妄不能从，不然，君自去。’”显然，她并不在意此事。第二次时，女曰：“阿叔腊故大高，幸享强健，无劳悬耿。待保儿婚后，去住由君。”这次是敷衍塞责，拖延时间。最后一次时，女曰：“子有俗骨，终非仙品，儿亦富贵中人，可携去，我不误儿平生。”此次是对罗子浮的失望。自始至终，她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待罗子浮的“孝”。因此，也可以认为翩翩对于罗子浮没有产生爱情。

那么，两个人却能在一起生活十五年，凭借的是什么？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花城娘子出现之前的故事，其实是艳情，是罗子浮的艳遇，而且是最低层次的艳遇——草木之遇，即纯粹是因为外貌吸引或欲念需求使双方走到一起。由于罗子浮的“败絮脓秽”而得到翩翩的关注，带他回府。罗子浮在伤愈之后并没有离开，究其原因，大概是既有迷恋翩翩美色的原因，又有不知归向的原因。但是，前者的可能性更大，毕竟，在此之前，他曾经“居娼家半年”。因此，这一时期，两人的男欢女爱只是出于欲望本身，并不存在感情上的交流。

至于花城娘子出现之后的生活，则难辨情分。罗子浮可能在洞中与翩翩生活十五年之后，发现日久生情，既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因为共同生活而产生的亲情；而翩翩对罗子浮生活的照料，生儿育女，既可以理解为爱情，也可以理解为

对其生活的照料只是出于一种责任，抑或是一种生活常态，即带回罗子浮，犹如带回一个生命体，提供照顾，只是对生命体生存的责任；生儿育女则可以理解为男欢女爱的结果，但是对保儿的教育与成家②则可以认为是出于母爱的天性。然而，最后她与保儿也是一别不复相见，又见其狠心。

假如，在山道上与翩翩相遇的人是宗子美，想必其后果也是相差无几的。那么，可以排除一见钟情的可能性。另外，根据《聊斋志异》的惯性，一般越是无能怯懦的书生，越能引得花妖狐魅的垂青。

而且，翩翩与罗子浮之前并没有交集。《西湖主》陈弼教曾救过洞庭湖君妃子而得报；《葛巾》之胶州常大用爱牡丹成痴，所以，得到牡丹花妖葛巾的善待。即便是《香玉》之黄生，《青凤》之耿去病，并没有对女子有特别的举动，但他们都是初见惊为天人的女子，心生爱慕时，或题诗表情，或高言“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甚至，另外在乡村僻壤，孤馆残寺的书生，不是读书，便是静坐，完全不似罗子浮的狼狈不堪。

在这荒唐的相见中，看出的不是罗子浮的可恨，而是以窘困的罗子浮作为一个符号，借指为生活与情欲逼迫到悬崖边上的书生，在这里，他们甚至忘记了政治与社会，以最卑微的形式去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与满足最低级的自然欲望，闻之，苦涩难当。

因此，仅从爱情方面解释此篇是困难的。

那么，从两个人在生活，甚至在社会活动的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忽略罗子浮在进入深山洞府之前和出洞归家之后的生活，则罗子浮在翩翩的山洞中生活了十五年。除却养病修身一事，在山洞里，活动范围是确实有了很大的限制，活动自然也减少了。那么，除了与翩翩“大相欢爱”之后，他可以进行

其他的什么活动呢？对花城娘子心猿意马是对性的追求的体现，与翩翩欢爱也是对性的追求的体现，除了性之外，别无他事。这是《聊斋》中书生的常态，如《香玉》之黄生，日日求欢娱；《莲香》之桑生，两女共一夫；《嫦娥》之宗子美，色欲熏心等等，全部不离一“性”字。

这种写法，既是作者自身性压抑的表现，同时又是对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屈辱的生存状态的无奈。

在两个人的生活中，男子一般都是处于被动的位置，女子大都主动热情，当然，前文已经说过，这种表达是出于立交的缘故，非人类的女子主动求欢，男子便可以推卸一切责任，既不触犯礼的规定，也不用对“一y*情”较真。所以，这些篇目“凝聚着男性的欲望与梦想，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男性作为强势性别的自私”。

抛开这一点，从文本上深入阅读，则会发现，几乎所有自荐枕席的女子，翩翩是比较隐晦的主动，并非罗子浮的强行，她们的出现，不但满足了男子的性欲，更是实现了男子关于功名富贵的愿望。《葛巾》之常大用自娶葛巾，“家又日以富”，寇盗入侵时，又是葛巾出面平息；《黄英》之马子才娶黄英，则“经数月，楼舍连亘”；《嫦娥》之宗子美娶嫦娥，更是“家暴富，连阁长廊，弥亘街路”。从这些看，男子的社会价值是通过女子实现的。那么，男子便是名副其实的“小男人”了，其生活的负担全部转嫁到女子身上。

罗子浮在儿子到来之前犹似翩翩的囚人，生活上，温饱问题是翩翩的问题，毋须罗子浮担心，除了终日欢娱，并不涉及外界的活动。儿子出生之后，“日在洞中弄儿为乐”，也不担心经济问题。以是，罗子浮与翩翩的尘世作用在深山中发生了转换。

在《聊斋志异》里，与书生艳遇的女主人公，都是作者眼中“完美”的化身，甚至达到“全能”的地步。天人的外貌，无限的财富，惊人的能力，几乎是每个女主人公的标签。翩翩，“容貌若仙”——貌美；剪叶成衣——能力；能够以一人之力养着罗子浮与儿子，绰绰有余——财富。无论从哪一方面讲，罗子浮与翩翩的结合，根本不带任何负担，前提是自己必须是男子，除此之外，别无所求。从里到外，从衣食住行到养儿育女，从罗子浮自身的婚姻到儿子的婚姻，从罗子浮的死亡到儿子的飞黄腾达，无一不是翩翩一手操劳，罗子浮根本没有置喙的余地。

从中可见罗子浮的无能，也可发现翩翩强烈的控制欲，她对罗子浮的计划是一手掌握。当罗子浮思家欲归时，她是冷漠地回以拒绝，形似软禁的十五年洞中生活，是为了消磨罗子浮的社会属性，最后，当罗子浮再次言归时，她便以最决绝的方式别离。

在山洞生活的期间，其实，或多或少可发现翩翩对罗子浮的虐待倾向，主要指的是精神方面，不断地消磨其社会属性，破坏其孝道，控制其思想倾向，都是虐待的表现。相较于《江城》、《马介甫》之江城、尹氏等悍妇的虐待，翩翩的虐待手段可谓“温和”而“细水长流”，杀人于无形中。

所以，翩翩对于罗子浮，可以说自始至终并无爱情可言。她作为作者对性渴求的想像对象，在作者的主观方面是完美的化身，但在客观的阅读上，却是一个强势的冷漠无情的机器，从物质生活到精神活动都剥夺了罗子浮的参与。

综合全文可知，蒲松龄在面对现实社会高度的压力与情欲的极度渴望下，以卑微的姿态将自己想象为一个“小男人”，通过全能完美的花妖狐怪以实现自己曾经“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的豪情壮志。因此，在《聊斋志异》中，众多的所谓的爱情故事其实非关风月，只是一种出于对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最低级的自然欲望的渴求。这是封建八股举业下底层知识分子对生活无能为力的深刻体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