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不知归路远（二）——“奉天诰命”与“致仕勅命”之玄机

【“奉天诰命”与“致仕勅命”之玄机】尚书老人去世后，在其陵墓前立有两块用汉白玉精心雕刻而成的石碑，其一为弘治十七年大明皇帝孝宗朱佑樘赐与刘大夏的诰命碑，曰“奉天诰命”；其二为正德元年大明皇帝武宗朱厚照赐与刘大夏的勅命牌，曰“致仕勅命”。如果我们走进两块石碑的字里行间，我们就会发现其间所透露出来的鲜为人知的秘密。

尚书老人去世后，在其陵墓前立有两块用汉白玉精心雕刻而成的石碑，其一为弘治十七年大明皇帝孝宗朱佑樘赐与刘大夏的诰命碑，曰“奉天诰命”（立于大夏墓神道第二层台阶的正中间，高2米）；其二为正德元年大明皇帝武宗朱厚照赐与刘大夏的勅命牌，曰“致仕勅命”（立于诰命碑右侧，高1.8米）。这两块石碑所记内容正好是对大明王朝两代皇帝对兵部尚书刘大夏生平事迹的评定（应该说“未及盖棺而定论”）。两块石碑的碑文如下（原文系无标点文书，其中标点均由作者所加，断句不一定正确）：　

其一：弘治帝“奉天诰命碑”。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文昌列八座之班官，资特重司马统七兵之制，责任尤隆，必有文经武纬之才，兼以宿德老成之望，俾居是职，始称朕怀。咨尔兵部尚书刘大夏，廊庙英资，湖湘间气，谋猷深远，志行端方。召为台宪，东郡之水土遂平；擢佐地卿，朔方之刍粮俱足。付以总督之重权，风威大振于遐方,惠泽诞敷于黎庶。特膺简命（兵部尚书），大纲小纪之毕修，内揖外攘之兼平。爱君忧国，守正奉公。弘治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其二：正德帝“致仕勅命牌”。勅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刘大夏：卿木识优闳，德性纯厚。蜚声艺苑，绩学词林。部署分劳，藩司布泽。出台入省，累诚烦难。治水东川，饷军北徼。督岭海之重镇，制邦国之本兵。夙夜忧勤，弗遑暇逸，用是简于。先帝礼遇极隆，暨予绍述之初，尤切安攘之寄。顾乃（反而）素怀恬淡，屡乞退休，敦勉益坚，祈请弥迫，重违雅尚，方赐允俞，特加穹秩，以示优崇。爰给舟车，送还乡里。仍命有司，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六名，应用于戯进礼退。义士君子之大闲，卿无愧矣。今归，其表率宗族，化导乡党，歙此大用，施于一方，茂膺寿考之祥，共享熙平之治，兹惟国家之光，卿亦永有誉于后世哉！故勅。　正德元年勅命。　

从表面上看，两代皇帝对刘大夏一生中为朝廷社稷和平民百姓所作出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所不同者，一是时间上前后相隔一年，即弘治十七年（公元1405年）和正德元年（公元1406年），二是“奉天诰命”是刘大夏尚在位尚书位时皇帝所赐（之后两个月，弘治帝崩。刘大夏依然效忠朝廷，鞠躬尽瘁）。而“致仕勅命”则是刘大夏在正德帝继位不到一年后数次请求致仕归休故里获准时皇帝所赐。从碑上文字来看，似乎两代皇帝对刘大夏都是赞誉颇佳，均视为国家之栋梁，社稷之重臣。问题是为什么弘治皇帝在世时，刘大夏很少言及致仕之事，而正德帝继位不到一年就数次要求致仕呢（“屡乞退休，敦勉益坚，祈请弥迫”）？这决不是刘大夏那种为社稷苍生“爱君忧国”死而后已的处世性格，当然事实也并非如此简单。如果我们走进字里行间，细细咀嚼其中每一个词语的含义，结合弘治、正德两代帝王的治国历史，再结合刘大夏致仕后所遭受的迫害，也许就会发现两块汉白玉碑文中所隐含的历史玄机。至少，世人可能提出三个方面的质疑：一是两位皇帝所赐“诰命”与“勅命”之时，兵部尚书刘大夏尚且健在，两位皇帝这样迫不及待地为刘大夏未及盖棺而定论，何哉？二是既然两代帝王已经定论的国家栋梁、社稷功臣，为何在其致仕两年后还被正德皇帝关进监狱最终以七十三岁之高龄荷戈就伍而戍守边陲？三是为何正德帝所治刘大夏罪名之由来，竟然是成化帝（弘治帝的前任皇帝朱见深）年间事，过了两代皇帝再拿来说事，且这件平定边陲叛乱之事，在两块碑记中都以功德颂之，为何正德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耶？如果我们再次走进碑文，细品慢嚼之后是否又会发现些许鲜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不妨先来解读一下两位帝王所赐碑文大意，或许可以领略一二。

明孝宗朱佑樘（弘治皇帝）所赐的“奉天诰命”碑，其深意集中体现在“谋猷深远，志行端方”和“爱君忧国，守正奉公”十六个字上。这是对刘大夏一生卓越功勋的充分肯定。且毫不含糊地例举了他一生中治理黄河（召为台宪，东郡之水土遂平）、整治粮道（擢佐地卿，朔方之刍粮俱足）、总督两广（付以总督之重权，风威大振于遐方）、劝告皇上轻徭惠民（惠泽诞敷于黎庶）和评定叛乱（大纲小纪之毕修，内揖外攘之兼平）等历史功绩。全文自“兹尔兵部尚书”起至“守正奉公”止，不多不少整整100字（除去标点符号），这大概就是我佛如来所谓功德圆满之意。可见皇帝朱佑樘对其爱臣刘大夏真可谓是赞誉尤甚矣。

我们说，弘治皇帝的这种赞誉是出自诚心的，没有半点虚情假意。虽然弘治皇帝没有朱元璋、朱棣打天下取江山之文治武功，但在整个大明一朝，弘治一代，亦可谓中兴大明王朝之最为圣明之时期。正如《明史》给予的评价一样：“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明君出贤臣能臣功臣，昏君出忠臣隐臣佞臣，古往今来之位极人臣者，莫不所囿于是。试看弘治年间，朱佑樘虽然不是一个强势皇帝，但弘治朝却是明代政治最为贤明的时期。朱佑樘在位18年，期间没有权臣、太监与后宫的专权，没有大范围的冤案错案，没有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与劳民伤财的皇家工程，弊政减到最低限度。故而贤臣辈出，刘健、谢迁、丘睿、徐溥、李东阳、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辈，均为大明弘治朝道德高尚之人臣脱颖而出。而最为皇帝器重者，当为刘大夏，虽然他并不像刘健、李东阳一样位居内阁首辅，但作为中兴大明王朝的“弘治三杰”（王恕、马文升和刘大夏）之一者，皇帝对他的信任已然超过了时任首辅大臣。《明史》曰：“帝察知大夏方严，且练事，尤亲信。数召见决事，大夏亦随事纳忠。”真可谓君臣一心，共谋国是。被明英宗弄得已然破碎的大明王朝，在明孝宗力图中兴、除弊兴国的治国理念中，在刘健、谢迁、丘睿、徐溥、李东阳、王恕、马文升、刘大夏、杨一清等辈的辅助下，出现了明代政治最为贤明的政治清明之时期。史称“弘治中兴”。是故，后世史家称弘治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由此可见，刘大夏之所以能够成就后世世人心目中的刘大夏，欣逢盛世、际遇弘治帝是他一生的大幸。明君独爱贤臣能臣，乃古今之理。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实乃弘治帝与刘大夏君臣之谓也！据史载，弘治帝与刘大夏确实有着特殊的情感，或者说弘治帝对刘大夏有一种特殊的信任甚至是偏爱，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帝尝谕大夏曰：“临事辄思召卿，虑越职而止。后有当行罢者，具揭帖以进。”大夏每被召，常跪至御榻前。皇帝身边左右近侍辄尽被引避。“尝对久，惫不能兴，呼司礼太监李荣掖之出。”可见每次被召见时间之久而致使刘大夏站立不得行走不得而被太监“掖之出”也。据《中国通史》（白寿彝著）载：“上无日不视朝。或三五日朝罢鞭响，上起立宝座上，高声：‘兵部来！’于是尚书刘大夏跪承旨，由西陛以进”，宠臣信臣之形象跃然而出。据《明史》载：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见，明日谕曰：“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纠，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实为皇帝最为亲信的朝中重臣。

由以上背景和史料完全可以说明，“奉天诰命”碑文是弘治皇帝真情的表露，也是朱佑樘自知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唯恐自己驾崩后不能表达对为自己中兴国家之重臣以褒奖，故而在其临驾崩前立下此诰命，以昭示后人。

正德皇帝“勅命”碑则不然。武宗朱厚照的“致仕勅命”碑，其中有数句关键词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卿木识优闳，德性纯厚”（真话），“部署分劳，藩司布泽。出台入省，累诚烦难。治水东川，饷军北徼。督岭海之重镇，制邦国之本兵。夙夜忧勤，弗遑暇逸”（真话：功绩无法抹去），“先帝礼遇极隆，暨予绍述之初，尤切安攘之寄”（真话：但有怨气——先帝是先帝，我是我，不要拿先帝事压我，要按我的要求办我要办的事，我是寄予了厚望的）。“顾乃（反而）素怀恬淡，屡乞退休（你刘大夏有点瞧我皇帝不来）。敦勉益坚，祈请弥迫，重违雅尚（决意不为我做事）。方赐允俞，特加穹秩，以示优崇。爰给舟车，送还乡里。”（找借口：巴不得快走，莫妨碍我的好事）。从以上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正德皇帝有怨气，找借口，他认为既然你不能为我所用，那就看在先帝面上送你回家好了：“仍命有司，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六名，应用于戯进礼退。义士君子之大闲，卿无愧矣。”这样应该对得起你了吧！

不分析不知道，一分析吓一跳。原来这块“勅命”碑里的文字竟然是这样赤luo裸地彰显了正德皇帝对刘大夏的不满，只不知今之世人在瞻仰刘大夏陵寝而读此碑文时，曾经思考与否！我常在想，为何先帝手中的宠臣竟然会让新皇帝如此怨气呢？也许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正德帝朱厚照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事情原委就明朗了。

我们不妨先来看正德帝自己定的年号：“正德。”为什么会用“正德”而不是“歪德”呢。其实这是对他自己为帝治世的极大讽刺。明正德之年号，行缺德之能事，此乃朱厚照为帝之真实写照。不过有一点到是有教育意义的，那就是告诫后世帝王应该懂得以“正德”为要。孔子曰：“为政以德。”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仅从朱厚照年号就知道了他绝对是一个标榜德性而实际无德性的皇帝。下面史实可以为证。

白寿彝先生《中国通史》中如是记载：

“弘治十八年（1505），朱厚照十五岁即位，年号正德。在他宠信的太监刘瑾等人引导下，他喜爱运动、游戏的天性得到充分发挥。他遍游宫中，架鹰犬，观歌舞，为角觝之戏。他又常恶作剧，每至奉天殿，便以猴坐犬背，放起爆竹，猴犬皆跳走。皇宫的庄严，皇帝的尊贵，他都不大放在眼里。正德二年（1507），武宗在宫城西侧兴建宫殿数层，造密室于西厢，勾连栉列，称为豹房。开始，他只是白天在豹房戏耍，不久，就把豹房当作常居之所。他还与宦官们开设酒家，前挂一联云：“天下第一酒馆”，“四时应饥食店”。宫中还开设宝和等六店，武宗曾扮作商人，与六店贸易，“争忿喧话既罢，就宿廊下”。皇宫对宦官来说是个牢笼，对皇帝来说也是个牢笼。武宗和其他皇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特别向往牢笼外的生活，所以，常微服行游京师。在刘瑾被诛杀后，游幸由近而远，多次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以及太原……”

这是白先生对朱皇帝一生的简述而已。下面我们再看几件具体的事就更感快意了。一是据说正德皇帝在乡村“采风”时爱上了一个正在劳作的村妇，令车载而归，并赋词曰：“出得门来三五，偶逢村妇。讴歌红裙高露足，挑水上南坡。俺这里停骖驻辔，他那里俊眼偷睃。虽然不及俺宫娥，野花偏有艳，村酒醉人多。”其荒唐已经不可言表。不仅如此，《中国通史》又有这样几处记载：

例一、“武宗常夜行，见高屋大房则闯入，索要酒食，搜掠妇女。军士拆毁民房供炊，以致市肆萧然，白昼闭户。”

例二、“武宗到了扬州，干了好几件极荒诞的事情：先是索取美女，而且专要[ch*]女和寡妇。太监吴经先至，记下寡妇及[ch*]女家。夜半令通衢燃炬，光如白日，遍入其家，掳诸妇出。遇有藏匿者，破垣毁屋，无一得脱，哭喊者远近震动。诸妇分送尼寺寄住，要其家以金赎，‘乃得归’。贫者悉收入总督府”。

例三、“武宗在扬州遍阅妓女……索取财物……下令禁止民间养猪（因为他是属猪的）。”

至于镇压叛军朱宸濠的丑闻，到是成就了一个大明忠臣王寿仁。你看正德帝就这么一幅德性。自然《明史》也就只能对他毫无顾及的直白：“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毅皇手除逆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假使承孝宗之遗泽，制节谨度，有中主之操，则国泰而名完，岂至重后人之訾议哉！”

正德皇帝德性如此，上有好之下必甚焉。故而在佞臣（宦官）刘瑾、于永、江彬等的诱惑下，也基于正德帝荒淫之天性，自然而成就了一代缺德皇帝的丰功伟绩。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初七，三十六岁的孝宗与世长辞。孝宗崩，武宗嗣位，刘大厦承先帝诏忠心辅佐新皇帝。也正是在执行先帝遗诏裁减冗官庸官贪官的过程中，以激帝怒。天下之难事，定无比裁减官员更为艰难之事。为此刘大夏一下子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武宗即位以后，刘大夏根据孝宗遗诏，提出撤还镇守中官二十四员，裁汰传奉武臣六百余名，又得罪了一大批人。而正德帝不但不听不支持，反而听信谗言欲治其罪。明正德元年（1506）三月，刘大夏痛武宗（朱厚照）昏庸，言不见用，事不可为，便连续上疏，“祈请弥迫，重违雅尚，方赐允俞。”刘大夏怀着沉重的忧国忧民之心离开了他如痴如狂的尚书房。孔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是为大夏之谓乎！

按理刘大夏全致仕后，应该会在湖南华容县桃花山下的“东山草堂”生活美满，怡养天年。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

正德帝继位后，尚书老人秉承先帝命而列出要裁减的683个传奉官名单，其中有锦衣卫将军薛福敬等48人。而在当时，锦衣卫、东厂与西厂是太监头子刘瑾把持的阵地，刘瑾见刘大夏要裁减他的嫡系人马，心中极为怨恨。明正德三年，也就是刘大夏回家养老的第三年，刘瑾在吏部尚书焦芳、副都御史刘宇的唆使下，以为“籍大夏家，可当边费十二三年”为由，假广西田州土司岑猛事件，将刘大夏逮捕入狱，发配甘肃充当兵役，时年73岁。试想，刘瑾以成化年间事而欲治刘大夏于死地，那么为什么又不以弘治年间事来惩治大夏呢？就因为一句“先帝礼遇极隆”故也。而成化年间皇帝朱见深（弘治帝父亲，正德帝的祖父）实际上也是一个不争气的皇帝，所以可以用其说事罢了。直到明武宗五年，刘瑾伏诛，刘大夏才得以平反昭雪而回归华容故里，其时他已75岁高龄。真可谓回首不知归路远，一片臣心在玉壶也。

一代能臣贤臣忠臣，竟然惨遭如此厄运，时人实不忍堪。史载刘大夏离开京师去甘肃肃州服刑时，场面颇为壮观。他布衣徒步而过大明门，叩首而去。时京城“雇骡马出都门，观者如堵，所在罢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进菜食，有焚香密祷，愿大夏生还者”。良臣鉴日月，百姓一杆枰啊！

如今这两块历经500多年风雨侵蚀的汉玉石碑，仍然静静地耸立在华容话岗村六组享堂山东南脊梁上的刘大夏陵墓前，与青山绿水为俦，与天地日月同寿。我久久地伫立在这两块饱经风霜的石碑前，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风雨侵蚀后仍然依稀可辨的碑文，“爱君忧国，守正奉公”八个字总在眼前跳跃。明君见用，昏君遭谤，自古智勇忠贤侠义之士，莫不所困于是。这或许就是尚书老人陵寝中两块汉玉石碑给我们今天世人带来的启示。

2013年10月18日深夜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