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英国《卫报》记者乔纳森·沃茨出版了《当10亿中国人蹦起来时：中国将如何拯救或毁灭人类》一书，使中国环境问题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创造了高速发展的世界奇迹，但也付出了高污染、高耗能、高破坏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极度恶化的惨痛代价。据有关部门估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2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土地荒漠化、森林资源锐减、水土流失、江河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自然灾害与环境事故频繁，中国发展可谓到了“水深火热”的关键时刻。

虽然，“中国的发展会毁掉地球”的荒诞论断，只是个别别有用心的外国人阻遏中国发展强大的借口之一，但我们中国人也确实应该深刻反省反思，我们粗放式、掠夺式、破坏式、不计代价式的发展方式如何才能真正转变，环境管理问题的症结如何才能破解，可持续发展战略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现在，部分国人还在利益驱动下，肆意妄为、胡乱作为、违天欺地、贻害子孙；在西方思想的奴化下，顶礼膜拜洋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理论，拼命追捧西方社会的过度消费方式，甘心情愿做洋大人的走狗代理；在保gdp增长速度等毫无意义的指标要求下，喊着空洞的口号，作着表面的文章，互相欺瞒，互相包庇，只顾眼前，无所作为。这不能不令每个有良知的人痛心！更有诸君，总是以“中国的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为荣四处炫耀，却全然不顾发达国家把相当多的对环境有破坏性的工业“外包”给了中国的事实，却毫不理会一些丧心病狂的非法奸商回收处理国外洋垃圾牟取暴利的卑劣罪行，任由环境恶果荼毒中国大地，贻害子孙后代，致使中国环境问题扼制乏力，治理乏效，危机日益严重。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今日之中国而言，我认为除去战争，环境问题就是安邦治国的头等大事。与其不计代价的快发展，不如顺应自然的慢发展，与其要带血的虚假的gdp，不如要民生的改善、民心的所向。《韩非子》记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西周时期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填井，毋伐树，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可见，中国古代保护水源、森林和动物的法令是多么的严厉，环保意识是多么的强烈！而我们今人怎么就做不到了呢？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虢射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诚然，环境恶化了，发展成果又有何意义？所以，我们管理好环境，治理好环境，创造好环境，就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更是对全体国民负责，对子孙后代、千秋万代的负责。

那么，具体该如何做好中国环境管理工作呢？有学者指出，中国环境问题已从观念启蒙阶段进入利益博弈阶段，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力量之间必定有一个此起彼伏的拉锯过程。在强大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一些特殊利益面前，仅仅依靠环保部门来推进环境保护是远远不够的。简言之，中国环境问题是既得利益阶层之间的博弈。得益者贿上欺下，以小博大；得利者见利忘义，贪赃枉法；菜食者气微力薄，徒劳兴叹！所以，中国环境管理问题必须抓住政府执法、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三个关键环节。只要政府下定决心，敢用重典，依靠我们强大的行政权力，是完全可以有效解决环境治理没有污染破坏速度快的怪现象的。

当然，目前政府执法不力肯定是众矢之的。确实，中国不缺环境保护法规，我粗略统计过，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环境法律体系已经非常完善，制定颁布了《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环保专门法以及与环保相关的资源法达15种，《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环保行政法规达30多件，环保地方性法规达900多项。可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和政绩，污染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使监督执法者在利益面前不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以招商引资、优化发展环境之名为其打通关节，全心全意为其“服务”，两者成为了独具特色的利益共同体。这时，法律法规是苍白的，是约束弱者的紧箍咒，是强势群体的护身符。

2007年，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树铎采访时提出，中国将建立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目的就是解决政府执法乏力问题。其中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提出公众是最高效的环境督察员的观点。他说，“公众作为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最有动力去监督各相关部门和企业是否履行了环境义务，是最高效、最公正的环境督察员。”过去的环保执法中，排污企业“一查就关，一走就开”的现象屡禁不止，就是缺少了公众的舆论监督和对官员的问责。所以，赋予公众有力的监督权，有力的问责权，让违规者不敢违，否则就要倾家荡产、锒铛入狱，让执法者严格执法，否则就要削爵去禄，公审示众。试想，谁人还敢违？谁人敢乱为？

应该说，中国的大地到了该休养生息的时候了，各地的工业项目引进和建设也该减压不逼了，投入的重点也该转入到生态环境治理上来了，因为环境也是最大的民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实现中国长远崛起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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