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宣扬忠义？

——闲话三国（5）

有关《三国演义》中所涉及的忠义观，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为主流的看法认为：这种忠义观已经突破了封建阶级的忠义思想，而是属于下层人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品质，这里十分清楚的表明作品是把“义气”视为高于一切的。这种观点是叶维四先生在《三国演义创作论》中直接表明的。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叶先生列出许多事例，最具代表性的是刘关张三人恪守桃园三结义的“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言，关羽降汉不降曹，义释曹操，以及后来刘备为了“义气”而发动夷陵之战。然后叶先生得出《三国演义》十分清楚的表明作品是把“义气”视为高于一切的结论。

持有这种观点的还认为《三国演义》所宣扬的忠义观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它毕竟属于封建时代私有制的产物，只是建立在个人恩怨之上，反映了小生产者群体意识的局限性，它终难逃脱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魔掌。这显然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对《三国演义》宣扬的“局限性”所作的批判，意思再明显不过，他们认为作者罗贯中就是宣扬了封建小生产者极端狭隘的忠义观。

说句老实话，不是我喜欢挑刺，我思考问题总喜欢反向去思考。我以为，罗贯中之所以这样安排故事情节，正是罗贯中本人从正面故意拔高封建统治阶级所竭力鼓吹的忠义观，然后，他从反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忠义观。我以为，在对待忠义观问题上，罗贯中是设定底线的，从“公”的方面说，忠义不能凌驾于“军国大事”之上，任何人的忠义必须以“治国平天下”为底线；从“私”方面说，罗贯中当然也是崇尚忠义的，作为个人，无论你忠义的死去活来，没有关系，都好说，但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还得找诸葛亮，诸葛亮是作者所倾心塑造的一个主角，诸葛亮的观点态度最能代表罗贯中的真实意图。

其实，诸葛亮终其一生，最主要的是他手握两把利剑，一是“智谋”，一是“法治”，智谋主要用在政治与军事斗争方面，法治主要用在治国治军方面，智谋侧重于灵活性，法治侧重于原则性，诸葛亮一生真可谓做到了一手抓智谋，一手抓法治，切切实实的做到了两手抓。早在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关羽，张飞的表现就不大积极，诸葛亮初次用兵，定计火烧博望坡时，关、张就不服，那不服的神情脸上都带出来了。这些，诸葛亮心知肚明，因此他对刘备说：“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罗贯中这样写，就给我们透露了两点宝贵的信息：一，以关、张二人的不积极、不配合，当然是为了反衬诸葛亮的才德，但不知不觉间，也暴露了刘、关、张三人结义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使得诸葛亮没能融入“铁三角”之中，赵云也是。论见识，论武功，论用兵，赵云在刘备集团都是一流的，何况他忠心耿耿，为刘备集团立下汗马功劳，又从不居功自傲，但他的地位一直居于关、张之下，生前甚至没有封侯，更别说融入“铁三角”了。《论语》上宣扬　“四海之内皆兄弟”　的胸襟，以刘、关、张三人的修为看来，他们确实达不到。二，诸葛亮“乞假剑印”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以法压义。诸葛亮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他采用的手段是“智谋”和“法治”，其他的什么忠孝节义了，都得靠边站。对于刘、关、张三人的“小团体主义”，诸葛亮嘴里不好直说，然而心里毕竟不是滋味，也非常不满，总得找个茬把关羽制一制，制服了关羽，别人跟着自然而然也就听话了，这样，他这军师的位子才能坐的更加稳当，以后才能更轻松的调动军队。

在“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这一回里，许多人真的以为，诸葛亮就是为了卖个人情给关羽，其实不是！诸葛亮既然能智算华容，既然能算到关云长定会义释曹操，那么，他完全可以派别人去守华容道，他之所以派关羽，这正是他要借题发挥。关羽是领过军令状的，因为念着旧日恩情，结果居然把曹操真的放走了，回去只能接受军法裁处。诸葛亮也不客气：推出去，斩！众将苦苦求情，诸葛亮执意不从。刘备一看，自己不出面肯定不行了，只得哀求。诸葛亮无奈的说：既然如此，我还有何话说。是啊，诸葛亮还能说什么呢！人情大于法啊！我们看电视剧上，那些下层百姓斥责那些纨绔子弟：你眼里还有王法吗？那些纨绔子弟怎么说：哈哈哈！真是可笑！王法，什么王法，我就是王法！诸葛亮会不知道吗？诸葛亮当然知道，只要有刘备，张飞在，是不可能杀掉关羽的，诸葛亮的本意当然也不是要杀掉关羽，诸葛亮之所以这样做，一者是“杀鸡儆猴”，摆给别人看的。一者也是警告关羽：千万不要在我诸葛亮面前耍哥们义气，我根本不吃你那一套，你胆敢违抗我的法令，我照样削你。在诸葛亮智谋和法治的双重压力下，关羽不得不低头，别人不得不心服口服。

从此以后，关羽对诸葛亮表面上是恭敬了，其实心里还犯嘀咕，后来，把整个荆州也弄丢了，落得个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许多人铁定以为关羽大意了，真的吗？事实要比大意复杂的多。主要原因，一是关羽对当时的情况估计错误，再者，他压根没有把诸葛亮“东和孙权，北抗曹操”的策略放在心上。你看他斥责诸葛瑾，单刀赴会蔑视鲁肃，又轻视尚未闻名的书生陆逊，哪里是“东和孙权”，纯粹是拒孙权于千里之外。刘备听到关羽的死讯，大叫一声，昏厥于地，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苦，累湿衣襟，斑斑成血。诸葛亮劝道：关公平日刚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祸。其实诸葛亮心里相当清楚，关羽不把自己“东和孙权，北抗曹操”的策略放在心上，活该有今日之祸。但诸葛亮对着刘备，表面上不能把话说的太露骨，总还得给人家留点面子。

为了给关羽报仇，刘备决意加兵东吴。诸葛亮又苦苦劝道：“不可。方今吴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吴，各怀谲计，伺隙而乘。王上只宜按兵不动，且与关公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可也。”可是刘备执意不听，终于兵败夷陵，毁了自己的一世英明，而成就了陆逊的一世英明。刘备起兵时，带兵七十万，兵败夷陵后，能回到蜀国的，不足十万，军事实力急剧下挫，这对于刚刚建立不久的蜀汉政权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而那些曾经风餐露宿的将士只能算是白死了，就为了某些人的一己私义！唉！刘备一心为关羽报仇，甚至不惜国家利益，不顾诸葛亮既定的东和孙权的国策，不顾全大局，这种做法诸葛亮是坚决反对的。但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在整个夷陵之战期间，我们几乎听不到诸葛亮的任何声音。直到刘备在白帝城病入膏肓时，才把诸葛亮叫来，安排后事，还说了那句著名的话：“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对于刘备这句话，历来解说颇多，一部分人认为刘备是诚心诚意的“让贤”，一部分人认为刘备是虚情假意的“试探诸葛亮”，但不管真情也好，假意也罢，我想刘备确实是了解诸葛亮的，刘备心里也清楚：诸葛亮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他看重的是智谋和法治，想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礼法，或以人情为基础的世袭制去约束诸葛亮，门都没有。但诸葛亮毕竟是诸葛亮，刘备去世后，蜀汉的军政大权，全由诸葛亮拍板决定，那以人情为基础的世袭制实际上形同虚设。

其实诸葛亮也重义，比如诸葛瑾邀请诸葛亮归顺东吴时，诸葛亮就以“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义也”为词而拒绝加入东吴。在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之前，诸葛亮曾坦言他与马谡的关系“情同手足”。但我们能感受到诸葛亮所崇尚的义气，纯属在私下里个人与个人的交往，并且这种义气是以不得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当然更不能违反军国大事。尽管马谡与诸葛亮情同手足，但诸葛亮不会以私废公，照样依法灭义。

正是由于刘、关、张的忠义只是建立在忠于一家一姓的思想基础上，只是以个人的恩怨为出发点，于是常常被封建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一旦“义气”在民间广泛传播，能够凝聚小股人民的时候，那些封建反动统治阶级就竭力歪曲文艺思想家所宣传的正义，把那些奴颜婢膝，死心塌地的为封建反动统治阶级“效犬马之劳”的奴才褒奖为忠臣义士。进而分化和麻痹人民，推行其奴化教育。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那一家一姓的以世袭制为根基的家天下的罪恶的反动统治。

罗贯中正是借助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形象，来否定那种“把义气视为高于一切”的忠义观的。罗贯中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上把封建卫道士鼓吹的忠孝节义捧上云天，而他实际上却以隐晦曲折的方式对其狠踢，猛剁，不惜刀刀见血，不像《红楼梦》《水浒传》等其他作品喜欢“怒形于色”。可悲的是，后人偏偏听信了封建卫道士的鬼话，人云亦云，盲目的以为罗贯中真的在原著中宣扬了封建正统的忠义观。因此，面对鱼龙混杂的古典文化，我们必须坚持独立思考，去伪存真，方能更好的有所继承，有所弘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