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器，几千年前儒家圣人老早就发出的铿锵之声如今似乎越来越变得遮遮掩掩含含糊糊。

君子不器乃古代君子为人的圭臬，其内核就是要求有知识有修为的人不应该成为某种器物，成为功利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康德所说的人必须成为自身的目的，而非人之外事物的手段。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个个远去的朝代里，君子不器虽未成其当时的主流，但始终不乏一批恪守君子不器准则的仁人志士，他们一直在以自身的铮铮诺言和堂堂举止来践行着，他们所创造的功业和奇迹既彰显了其人格的魅力又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在今天高歌文明和谐的时代里，君子不器理当成为时代精神的主律，但又因种种缘由被意外的边缘化，与我们渐行渐远。无论是官场还是职场，但凡称得上君子的人倒越来越多的像器物般活着，惶恐、消沉、污浊之气弥漫于世，僵化、盲从、腐朽之举充斥于道。天下熙熙，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奴才、走狗、管家、帮凶、打手和保镖，他们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激情，不需要气节，只要能向主子出点子、陪笑脸、哈着腰、尽忠心就行。他们存在的目的再简单不过，就是为了得到主人的欢心和施舍。天下攘攘，越来愈多的人也习惯了做聋子、瞎子、哑子、矮子、疯子，“略带三分拙，兼存一线痴”是这些人奉行的人生哲学，这些人可能有点思想有点见识，但为了守住那点可怜兮兮的所得，宁可打折贱卖那点所剩无几的灵魂和良心，这些人虽然活着却形同行尸走肉。很显然，这些人都已不折不扣的成为了没有灵性的器物，是“不是东西”的东西，是他人牟利的抢使，是他人玩物的手段。正是这些伪君子正在成批的蛙式般的孵化，使得当今的社会变得更加贪婪，贪腐行径欲罢不能欲禁难止；使得当今的社会更加冷酷，社会道德集体缺失，令人寒噤，生活无望；使得当今的社会更加沉寂，鸦雀无声，在自我作践的顺从中在作壁上观的迟疑中走向沉沦。

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视角来看，方今不应该缺乏文质彬彬敢作敢为的真君子，不该缺少有思想有正气有正义的学士、志士和战士，但现实就是这么势利和难解。究其根源，至少与两种趋势不无关系。一则，权力日益绝对化。权力本属于人民，就该还权于民，然而一眼望去，如今又有几个地方有几个部门真正实现了还权于民呢？不仅没有多少，相反，借着像模像样的选举和装模作样的制度，堂而皇之变本加厉的加速集权。绝对权力高压之下，岂有真理可言？岂有真君子的容身之地？“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民谣即民心，不服不行，不信不行。权力运行已经工厂化，只能依设计而产出，只能生产木偶式的产品，若有异类也是次品。木偶戏，虽为艺术的小把戏，却是权谋中的大名堂，“有口无口口带口，似人非人人舞人”，做一个木偶，上面放心，自身安全。二则，人性日趋物质化。现在还真想不出哪里尚有一块仅供人性舒展和修复的净地。世界是物质的，从来没有今天这般使人对唯物论认识得更直接和更感性。明星可以折价，科学家可以标明身价，会议可以凭物质消耗出的高规格来显示其重要，领导政绩可以用银子堆砌出的光芒来凸显其煊赫，安全事故处理可以以补偿标准一次次加码来消弭不平衡的心态，换取一时的宁静，外交可以借物质的交换和馈赠来求得一时的和谐和风光……在时时处处讲究回报的世俗眼光里，君子何来独立的价值？君子何时能独善其身？君子的人格、气节作为一种器具公然的走入流通或私下或公开的买卖已经不足为怪。以血性的流失、德性的丧失、奴性的回归和韧性的委屈换来的人性的求全，实际上人性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千疮百孔。

白细胞是人体的免疫细胞，其最大的作用就是吞噬异物而产生抗体。有思想有气节有胆识敢于坚持真理的真君子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白细胞，他们的减少或匮乏终究会致使民族和国家的顑颔，丧失免疫力，乃至沦亡。东汉在我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强势的朝代，末期极为动荡和积弱，但并未因此过早的崩塌，其原由就是存在着一大批君子不器自强不息的志士，力挽社稷于狂澜。反之，曾经使我国疆域达到历史之最的清朝，后期恰恰就缘于君子不器精神的没落以及儒雅刚毅之士的稀缺，从而导致一次次丧权辱国，迅速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教训是鲜活的更是惨痛的，应不至于过早的淡忘和有意无意的回避吧。

在世界日益丛林化的今日，伟大民族的复兴尤其需要伟大的惊世骇俗之举。我们不仅仅要在物质的荒原上大张旗鼓的耕耘，更迫切需要在思想的荒漠里大大落落的修复，清涤尘垢，打开本来质地优良久已屏蔽的绮窗，让愈来愈多的有思想有灵性有骨血的有识有志之士成批的走出藩篱走出桎梏，成为当今社会的中坚和脊梁。

但愿君子不器不再只是一阵遥远的绝响，而实实在在成为煌煌大势中高亢激越鼓舞人心的时代合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