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一个苍茫的背影

——下邽故里寻乐天

出雅园朝东不远有一处地方，临渭区信义乡上太庄村，村西南一里许，是中国唐时的下邽县下邑里，乃大诗人白居易的故里。据《旧唐书》记载，白居易祖籍太原，后迁至韩城，到曾祖父白温起时，举家迁居于此。后又四代繁衍，成为一个大家族，白居易一系便定居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就是脚下这片土地，诗人白居易曾在此最久长住过四年，这里萦回着千年的诗魂。

他是李白去世10年、杜甫去世2年后，上天赐给大唐的一个“诗歌的种子”，其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在当时声名远扬，作品之高产、热销和普及，整整一个唐代也是无人能及的。六十年的写作生涯，他的诗文是前无古人的，诗二千六百七十二首，文八百二十二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是他为诗为文的主张，大力提倡篇篇无空文且通俗易懂。白居易在政治上主张举贤授能，广通言路，补察时政，革慎默之俗。他一生为官为文，在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践行着自己的主张。渭水岸边的这个家，是他尽孝的地方，也是他政治上失意时舔伤的地方，思索的地方，更是他的故乡情结之所系啊。踏着足下这片热土，不想惊动千年诗魂，我在探寻历史深处，一个苍茫的背影。

白居易作为朝廷的官员，常回家看看当属人之常情，他咋一住就四年呢？究其原因，一是元和六年（811）家母病故，遵礼丁忧，辞去官职，率家人扶灵柩回下邽故里。二是近十年的宦途深感水暗波翻、山藏路险，他要穿上布衣吃着蔬食，在故乡过一段自由的乡村生活。他对这一片土地太有感情了，这里，南邻渭水，北依小原，东望华山如同画幅。土地平坦，土壤肥沃，村南百步，有一渡口曰“蔡渡”，往来长安约百里，早上乘船，日暮即归呢。在这里，清晨和黄昏他都到渭水边去散步，有时携带弟侄去邻村游玩，有时带着钓竿、书本在渭水边垂钓，读书，写下大量诗作。他在外地做官时，或三四年，或十天半月，或三两天，他都要断断续续的在下邽居住，在异地作的关于下邽故里的诗作一百二十余首，加上他在下邽作的一百四十一篇，下邽故里，行走着一个苍茫的背影。在江州任上，他因遭贬离乡心事沉重，他听到洗衣声、猿叫声，看见红藤杖、春柳色、明月光，看见黄雀引皱、绿笋成竹，都会见物思乡，触景生情啊。“其奈山猿江上叫，故乡无此断肠声”，在《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中，“故园渭水上，十载事樵牧。手种榆柳成，阴阴覆墙屋。兔隐豆苗大，鸟鸣桑葚熟。……读书课弟侄，农圃资僮仆。日暮麦登场，天晴蚕拆簇。弄泉南涧坐，待月东亭宿。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既有田园风光，又有农忙景象，既有同弟侄读书之乐，又有悠闲自得的喜悦心境啊。

白居易自幼夙慧勤奋，史载：“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9岁便通声韵，能作格律新诗。及至青年，诗词文赋，无一不精。为使自己名符其实的、有所作为，不惜路途遥远，奔涉京师长安，带着自己的诗稿，求教于当时的天下名士、著作郎顾况，希翼得到顾的赏识、指教和提携。初识顾况，他见一介青年后生，遂不以为然，打趣道：“长安米贵，‘居’亦弗‘易’。”当他打开居易呈上的诗稿，看到首篇《赋得古原草送别》，读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时，不禁拍案叫绝，赞赏不止，即刻对眼前这位十六岁的少年人刮目相看：“道得个语，‘居’亦‘易’矣！”于是，白居易顿露头角，诗名大震，一时轰动京师文坛。

贞元十五年　（799年），27岁的白居易乡试得中，考取举人。第二年又春风得意，考取进士。两年之后，又拔萃甲科，与好友元稹同授秘书省校书郎。年方30岁的白居易，可谓年年进阶，时时闻喜。元和元年（806年），仕途坦顺，进入35岁的白居易，壮心不已，志在兼济天下。他再入考场，一举考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他就是这样凭借自己的才华，凭借自己一心为国的满腔热血，“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生清贵。”漫长的仕途，在举步和初步之时，似乎对居易青睐有加，他似乎可以实现他“兼济天下”的鸿鹄之志了。

元和二年（807年），居易迁升翰林学士，翌年，又升任左拾遗。37岁的白居易真是仕途畅顺，佳作颇丰。其胸怀壮志，一心要“利万人”、“富天下”，“惟思粉身，以答殊宠。”唐代的“左拾遗”之职即皇帝身边的谏官，主要职责是向皇帝进谏言。他任此职后，不畏宦官擅权，不同权贵勾结，坚持正义，刚直不阿，时称“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他屡陈时政得失，奏请蠲免江淮赋税，禁止掠卖良人。对淮南节度使王锷贿赂宦官，谋为宰相的丑陋行径，上奏力谏，给予揭露；对宦官吐突承璀任统帅之事，力呈奏章，陈其利害，竭力反对。甚至，冒更大风险，当廷指责唐宪宗的错误。言人不敢言，奏人不敢奏，陈人不敢陈，真乃是做到了为民请命，大义凛然，时陈利害，不避权奸。

白居易任左拾遗3年，也是他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大量的讽喻诗就写于这一时期。在这些讽喻诗中，以组诗《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作。这些作品或讽刺横征暴敛，或抨击巧取豪夺，或揭露贪污淫*，或反对穷兵黩武，都唱出了人民心中的不平，揭露和鞭笞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其锋芒之露，情辞之急，用语之通俗，技巧之精湛，可谓独步诗坛，闪耀着绚丽多彩的现实主义光辉。

《新乐府》中的《卖炭翁》是我给学生教了一生的好诗　，句句诗都在控诉“宫市”制度的罪恶。“可怜身上衣正单”的卖炭老人，为了能卖掉木炭以谋活命，却“心忧炭贱愿天寒”。而“一车炭，千余斤”，却被“手把文书口称敕”的“黄衣使者”以“半匹红绡一丈绫”充作炭值，巧取豪夺。曲笔直指，含蓄地斥责了最高统治者。《红线毯》则是谴责“进奉”制度的危害，既辛辣地嘲讽了“每假进奉，广有殊求”的宣州太守；又无情地揭露了醉生梦死的封建帝王；同时也替苦难的人民大众呼喊出：“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的愤怒之声。至于《杜陵叟》则完全是对统治阶级的怒叱：“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的这些站在人民立场上的诗歌，切中时弊，击中要害，无情的笔锋直指上至皇帝下至贪官的丑恶嘴脸，有力地抨击和揭露了丑恶的社会现实，都是具有丰富内容，高度人民性的现实主义宏篇，是为民而歌的千古不朽之作。

像白居易这样刚直，这样同情人民、重视民生，而且写了这样多为民说话，反映人民贫敝生活，敢于批评、揭露、抨击时政诗歌，这样的官吏，必然遭受统治阶级的打击和摧残。元和十年（815年），在豪门贵族佞臣贪官的弹劾下，居易最终获罪于文章，被贬出京师，降谪为江州司马。司马之职，设之于州级建置（近似于当今的地级市），是唐时专门安排被贬被谪官员的闲散之职，被贬江州，是白居易政治生涯和创作道路的一个大的转折点和分界线。之前，他是官场得意、仕途顺利；为民请命，锋芒毕现；为民而歌，志在兼利；抨击时弊，心在效忠皇室。之后，他“兼济天下”的抱负，为“独善其身”的哲学所取代；“直言极谏”的“元和谏官”，变为“今口不言”的“香山居士”。随着他政治抱负的淡泊，佛道思想的滋长，诗歌创作也受到极大局限。其著名诗作是《琵琶行》与理论性文章《与元九书》仍是不朽之作。

《琵琶行》是一首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是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位上的作品，是千古而不朽的宏篇巨制。这首长诗，借诉说浔阳江头一个落泊歌妓的不幸遭遇，倾吐了自己愤懑不平的心中块垒，宣泄了自己的满腹抑郁，抒发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诗人先描写歌女高超多彩的演奏技艺，继述诉歌女青年时的走红与落魄，最终道出歌女虽有出众的才能，却落得飘泊江湖的结局。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为官尽职尽责，正直敢谏，却惨遭迫害，被贬闲职，空有远大抱负，满腹学问，与歌女的际遇，何其相似乃尔。遂直言道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而《与元九书》，则是其一篇专述诗歌创作的理论著述。在这篇书信中，居易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并进一步阐明诗歌要“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现实主义观点。他大力提倡“刺美”精神和努力为民而歌的创作道路，以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切身感悟，与挚友元九说，诗歌在创作形式和创作手法上应力求“平易通俗，周详明直”，“篇无定名，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他说，诗歌“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他的这些充满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对当时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对后来的诗歌创作和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引导作用和积极意义。白居易首开千古先河，主张“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寥寥数句，从“词”、“言”、“事”、“体”四方面提出：诗歌要明快、恳切、求实、自然，力求做到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歌是为民而歌的，所以他不仅注意和重视向民间文化学习和借鉴，而且仿效民歌体裁写诗。为了让百姓听懂诗歌，他不惜“向老妪解诗”，一遍一遍地念给她们听，不懂就改，直至听懂。这是任何一个封建文人难以做到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才“意深词浅，思苦言甘”、“自有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

在中国历史深处，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看到一个苍茫的背影，白居易不仅仅是一位为民请命、为民而歌的伟大诗人，而且还是我国封建社会难得的廉政清官。他在任忠州刺史时，面对地方荒僻、民生凋蔽的状况，实行简政安民政策，劝农垦荒，发展生产；改革税收，增加富豪税额；尽力节省支用，减轻人民负担。甚而至之，亲自带领百姓在荒山秃岭上种植树木，绿化山野，忠州百姓为他捐建“白公祠”，永久地纪念他。在杭州刺史任上，居易为解决百姓吃水问题，亲往勘察地形，兴办水利，带领百姓挖湖筑堤，治理钱塘，引导湖水，灌田抗旱，因而受到杭州百姓的拥戴，把白居易率众挖掘湖汙，修筑为堤的西湖长堤，命名为“白公堤”，至今犹存。在任苏州刺史时，居易“简条科，均赋税”，化简政事，削减工役，使贫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他在苏州任上仅仅一年，因病离任时，苏州百姓争先相送，官员和人民站满了运河两岸，许多人痛哭流涕，有谓“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直到他晚年定居洛阳后，还“心中为念农桑苦”，为便于舟船行驶，减轻船工役苦，个人出钱开凿了龙门潭的两处险滩。以至于他死后，洛阳百姓和游客“每至龙门潭，思念白乐天”，经常三五成群地吊唁，祭奠于龙门西山白居易墓前。白居易晚年，虽然曾连任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太子少傅、刑部尚书等职，但多属闲职，过着一种半官半隐的闲散生活。开成四年（839年），67岁的白居易患了风疾，三年之后因病退职赋闲，过起了真正归隐的生活。再五年，即会昌六年（846年）病逝东都洛阳，终年74岁，薄葬于龙门山麓伊水之畔，与龙门石窟一衣带水，至今凭吊之人依然络绎不绝。他为百姓仍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仍留有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热心吏隐，填过一些小词，其中《花非花》颇具朦胧之美，《忆江南》把江南写得生机盎然，但也写出了他寂寞的心境，为后世文人词的成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李诗对白居易的一生所作评价很中肯，但都是诗歌创作方面的。白居易的一生，经历了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个皇帝。他“幼好学，长公文，累登进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书郎，终以少傅致仕，前后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在当时黑暗的官场中，他不为权贵所屈，不受党争之累，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清白。作为言官，他是诤臣；作为郡守，他是清官。四十四岁被贬为江州司马以前，政治上锐意进取，当仁不让。四十四岁至五十一岁，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作，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为官他仍然勤于政事，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五十一岁以后，灰心于政治，留恋山水，沉湎声色，热衷吏隐，栖心释老。以白居易的文名和才气，他本可有更大的作为，可是党争不已，什么也做不成；纵然山高路远，只要人际和谐，便怎么也走得通。这难道是白居易苍茫的背影留给后人的启示吗！

白氏迁于下邽一千三百余年了，岁月悠悠如渭河流水，白氏的后裔分布于今天的不少村庄，今下吉的西关、南七的白家、故市的板桥都有白氏的后裔，福建、洛阳等全国各地乃至韩国、新加波、印度等国家亦有。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有来自国内外的白氏后裔前来祭拜，寻宗祭祖，刻石立碑。一个伟大的苍茫背影从历史深处走来，像白居易这样的渭南人还用得着立碑吗？有一座丰碑早就立在世代人的心中。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荒年歉月，在一个叫做“文革”文化荒漠，正在做“可教子女”的我，偶然借到一本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如获至宝，躲在磨坊或树林里又抄又背，村里有一位下乡劳炼的师范学校的化学教师，是我的知音，他讲《卖炭翁》的情境至今记忆犹新。1985年我在渭水岸边的教师进修学院就学时，渭南“乐天诗社”成立，我是首批17名社员中的一员。在一回教师专业知识测试时，默写题目出的是默写白居易的两首诗，意想不到的是考场里居然有大量语文教师被考住了。说实话，不要说《新丰折臂翁》、《红线毯》、《缭绫》，就是《琵琶行》《长恨歌》这样的长诗我现在也照样能默写呢。时下不是正在讨论渭南精神吗，白居易做人做官、作诗为文，为渭南精神作了最好的诠释，在诗人故里，面对从历史深处走出的苍茫背影，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癸巳七月于雅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