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童

1、

我妈说，那时候真是穷啊，半夜三更起来去邻村的山上偷着砍柴，那些柴不是杨树、榆树或者杏树，而是那些酸刺，平时割草都怕被其扎着手。但是那时候却能捆起来背回家。

我问，那你们不扎吗？

我妈说，那时候就想着别被邻村的巡夜村民抓住，哪里顾得上疼。

我和我妈这样说着的时候，是在割完一垧麦子休息的间歇。已经推得平整的梯田里，尽是黄橙橙的麦子，有些割完的已经整齐的码成垛，远远看去像一个个草人。麦地地周围都是一人高的杂草，有些地方人都没办法走，村里人去地里没办法行走，用镰刀全部割掉丢在路边，枯黄色一片。

这些长到齐人深的杂草，连驴都不吃。驴可真是奇怪的动物。短草它喜欢吃，有时候都能啃到地皮上去。一旦长长了它就没了兴趣，要是人有空将这些杂草割了背回家，扔进驴圈，它们又会吃。人搞不懂驴的心思。

我妈说，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草哪里能长到这么高。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代，任何一种物资都是财富。不等这些草长长，就会被勤劳而眼尖的村人割了去堆积在打麦场里，与那些木柴一样，作为炫耀的物资，也作为除了麦秆之外，冬天里给驴备的草料。

所以那时候秋日的凌晨，就能见到一个个影影绰绰的村人，在漫天的浓雾里戴着花花绿绿的头巾，钻进一片片白杨林里，随后就能听到哗哗的扫树叶的声音。然后在天麻麻亮的时候，背会一袋袋树叶来。这些是用来填土炕的，用来温暖一个冬天的物资。

因为本身种的地不多，麦子、玉米、洋芋、糜子、谷子一样都不能少，麦子占多数，洋芋、玉米次之，糜子、谷子就是点缀，这样一年下来，农作物的秸秆不多，还要冬天喂驴，每天做饭当柴烧。每家最少两头驴，一个冬天就能吃掉一个麦秆垛。在驴嘴下省不了草料，冬天驴吃不上草料，来年种地就成问题。

怎么办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那时候每年冬天就要下几场雪霜，比雪小，像小雨点一样，但是结晶的样子。村里人都叫他地溜子，因为这样的雪霜下了之后，往往不会堆积下来，而是附着在地上，树上，屋顶上。附着在地上的，就像地上铺了一层冰，人走在上面都会打滑，在这样的天气里摔断胳膊摔断腿的事常有。

附着在树上的雪霜就不一样了，树枝有粗有细，粗的一般无事，细一点的树枝，尤其是枯枝，就不同了。那时候一场大雪霜之后，大人们不好意思出动，几乎每家每户的孩子都会拿着铁锨和箩筐出来，去树多的山坡上捡拾干柴。扣掉那些冰凌一样的附着，拿回家就可以当柴烧。小时候很多顿晚饭就是这样的树枝煮熟的。

我现在还禁不住想，我身体里最坚硬的那几根骨头，就是吃了这些树枝煮熟的晚饭长成的。

记得有一年，因为天成不好，农作物歉收，相应的农作物的秸秆也就少了，但是每年需要的柴火、秸秆却没有因此而减少。谁都着急。怎样度过一个漫长的寒冬呵。说来那时候的冬天还真漫长，而且异常寒冷，那时候冷也是刺骨的冷。有时候下雪甚至能将房顶压塌。随便一场雪，积雪就能没过脚踝。我想，那时候的村庄是不堪一击的。

我妈说，就在我们割麦子的山头上，翻过山去就是邻村的一片酸刺林，现在大部分已经种上白杨树，已经很少看到那些酸刺了。

现在我才知道，我们所说的酸刺是沙棘的一种，枝头上长满小刺，每年秋季还能结出小小的红果。我在给驴割草的时候，时常会不小心在草里抓住一把酸刺，扎得刺心的疼。穿着布鞋去放驴，走在长满酸刺的树林下，这些刺有时候也能扎破薄薄的鞋底，突然给你一下，让你的惨叫声能把驴也吓得惊跳起来。

就是这样的酸刺，在没有柴烧的时候，都成为人们偷盗的对象。人们常说，偷驴偷鸡不偷狗，因为驴和鸡、羊等家畜不会对人造成伤害，但是狗就不一样了，狗会咬人不好偷。偷酸刺也一样难。酸刺生长在一些白杨树下，根虽然不深但是串得远，有时候挖一棵酸刺，它的根须能扯到几米开外。人们就用斧子砍。但是砍了也不好往回拿，酸刺个头较小，树枝叶都比较细，只能捆起来往回背。

战国时代赵国大将廉颇因为嫉妒蔺相如官职高于自己心存不满，后来听到蔺相如的大仁大义之后，赤身背负荆棘，主动向蔺相如认错，历史上传为美谈。这是我上学后知道的故事，但是在上学前，我只知道父母们在冬天的夜晚去偷酸刺，一路背负回家的酸楚。

我妈说：我们走的时候腰里都别着斧子，绑着绳子。村里有人组织，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一般在10人以下。大家相互拉扯着，在明晃晃的雪地里行进，翻过一座山才能到达那片曾经存在的酸刺林。

我现在都能想象出来当时的不容易。这些人偷偷摸摸，在别人的酸刺林里，顾不得个人的疼痛，只为了能够背回一捆能够多烧几顿饭的柴火。虽然大家都穿着厚厚的棉袄，但是那样的长刺，还是能在路途的颠簸中，透过棉袄，给他们深深的来一下。

我说：你们当时不疼吗？

我妈说：那时候就想着别被邻村的巡夜村民抓住，哪里顾得上疼。

因为对这些柴火持续不断的欲望或者说对生存下去的强大欲望，很多村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铤而走险。终于有一次因为逃跑不及，跑在最后面的一位妇女被邻村的村民扯住了，当晚就送到了派出所，当然，当晚同去的每一个人都没能逃脱惩罚。因为这位妇女全招了。

我妈说：你爸因此而受到了惩罚，在冬天的派出所大院里站了一天。

这样说着的时候，我妈反而感觉到似乎说着一个笑话，我们在齐齐整整的麦地里笑得前仰后合，我甚至都笑出了眼泪。

2、

我吃梨吃苹果的时候总是留一手，比如家人分给我三个梨，我会吃掉一个，藏起另外两个。我的两个弟弟也不例外，我们总是将苹果塞进麦仓里，埋在麦麸下，或者夹在柜子上叠得齐整的被子里。当然，这是我们小时候的情景。

在甘肃东南部的通渭县城境内的大大小小的乡镇，在上个世纪乃至现在还保留着最原始的买卖方式—以物易物。我爸很小的时候就挑着一担苹果或者西红柿去周围的村庄叫卖，把换来的麦子粜了挣钱，后来有了三轮车，他就开始换瓜、换蔬菜，甚至可以换化肥、换煤炭，只要能用钱购买的东西，在这里都能换购而来。有时候想，用钱来代替以物易物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技术，倒不如麦子换西瓜来得实在。

我记得有一次我爸在村里换苹果人的手中，用一袋子洋芋换来了半袋子苹果（在我们那里，洋芋不值钱，漫山遍野的除了小麦就是洋芋）。按照惯例，苹果拿到家，作为老大的我先开始分，每人一个开始，大人也都算，加上奶奶一家六口人，人均三个，还剩三个，我们弟兄三人又各得一个。先吃一个解馋，剩下的全藏起来，留着后来吃。

我家客房背后有一口窑洞，放着给猪吃的麦麸堆，二弟习惯将东西藏在这里。西厢房隔壁的一个小偏房内，是成袋的麦子和苞米，苞米颗粒大，一般不扎口袋，三弟喜欢将东西藏在苞米袋子里。我藏在哪里呢，我藏在炕头的柜子上，在折叠的被子里。

我惦记着吃，比他们要厉害百倍。我很快吃掉自己的苹果，人后凭借着及其灵敏的嗅觉去找寻二弟和三弟的藏品。比如我就在窑洞里经常找出二弟的苹果或者梨来，在偏房的苞米袋子里找出三弟的东西来。

那一次我的苹果吃完了，最终也没有找到他俩的藏苹果的地方。后来我妈在给猪拌食的时候，在麦麸堆深处发现了已经烂掉的两颗苹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妈心疼不已，二弟也为此懊悔得连晚饭也没吃。现在想想真是挺可怜。那时候我们却还是乐此不疲。

吃苹果其实也是奢侈的。两斤麦子一斤苹果，四斤洋芋一斤苹果，苞米没人要，或者六斤换一斤。麦子多贵呀，一年到头才能打下多少麦子，交完公粮，家里剩不了多少，除了一家人糊口之外还要粜了换钱。洋芋每年从地里刨出来后，大部分也都尽数卖了。苞米则太便宜，主要粉碎喂猪或者秋冬季给驴上膘。麦子是庄稼里最贵的，也是最少的，所以用麦子换苹果，是非常难得的。

谁家富裕呢，现在真想不起那时候谁家特别富有的。让我们羡慕的，是那些能够从外地进回来瓜果的家庭。那么多的瓜果放在家里，就是财富，其他人就要背着粮食去他家换。

我在长胳膊长腿的那些年，亟需这些带着糖分的瓜果的滋润，他们对我具有无限的诱惑力。那时候能想到的就是偷，偷不了别人家的，只能偷自己的家。这叫内贼。其实也只是瞒着我妈我爸而已，等他们中午睡觉的时候，偷偷来到放麦子的偏房里。半袖系在腰里，裤腰带一扎，从领口就可以往下放粮食，一大碗粮食下到肚皮周围，根本看不出来端倪。

一大碗麦子，可以换四个苹果。我还记得村里的那个跛脚的老太太，每次是她接过我从腰里抖落下来的麦子，然后斜着眼在一根小称上一称，倒进旁边的麦袋子里，又从旁边的苹果袋子里，抓出几颗金黄的苹果来，称过几次后，才交到我手中。

刚吃过午饭吃苹果，四个苹果吃不掉。我沿着河道走，边走边吃，每次都能撑着吃完。这时候我看到半山腰的村道上的同学们，心里经不住的美。那也是第一次觉得，原来当一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后，是那么的舒畅和自豪。

越是没有的，越是想得到。我在多少年后才终于知道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的通性之后，才为当年自己偷偷拿鸡蛋换方便面的“罪行”找到了慰藉。我上小学的时候物价便宜啊，那时你要有一块钱，可以购买的东西多得很，十根冰棍，两包方便面，一个作业本外加四支铅笔。买作业本和铅笔的钱可以光明正大的向我爸要，或者让他直接给我买，但是让我零花的钱却捉襟见肘。

估计我爸当时也有自己的想法，一家三个孩子，一个孩子给一块，三个孩子的零花钱就够一家人一个星期的菜钱了。可是我看着别人吃方便面也嘴馋，看见别人吃雪糕也想嗍两口，事实上，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干的。比方说我同桌今天买了方便面，我就要借着吃一把，明天我买了再还他一把，今天我买冰棍了让他嗍两口，明天他买了就要给我嗍两口。

我老吃别人的，自己没有，久而久之别人也不给我。不知道是在哪个中午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了厕所旁边的鸡窝，正好这只鸡刚下完蛋，呱呱叫个不停，家人刚吃完饭都在午休。我偷偷将这颗鸡蛋揣在怀里，在打麦场边的一个墙角跟下埋了，然后若无其事的回家。下午上学的时候，路过墙角跟的时候再刨出来。

我拿这些鸡蛋满足自己贫穷的欲望。小学旁边就是一个小卖铺，小卖铺的老头甚至和我达成了约定，我可以在他那里赊账，然后通过给他鸡蛋的形式还账。那时候一个鸡蛋是七毛钱。我一直到小学的毕业的时候，商店的老头还跟我要账，而我记得早已经给他还清，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

3、

不知道是谁先看到了空空的鸡圈，然后一家人都知道鸡被偷了。

我爸看了气愤不已，我奶奶（那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只能遗憾叹气。我们弟兄三看了还想挨家挨户去找呢，看谁家的院墙外扔着鸡毛。

我妈对着鸡圈开始了咒骂：日他先人，不知道哪个缺德的把我们家的鸡都偷走了，每个月还指望它们下蛋卖钱呢。

其实我妈不会骂，她只是在我们跟前骂骂，不敢在村头或者其他地方去骂，我们整个家族那个时候是没有话语权的，也没有骂人的底气。你要问为啥，我奶奶会告诉你：那时候咱们家穷，几辈子人都比较善，人善被人欺嘛。

可是村里其他谁家丢东西了或者地里的洋芋被人刨了，就会有这家的主妇站在门前，大骂数十回合，从一只鸡能够问候道祖上三代，然后还不忘提携下一代，只骂得天昏地暗，每家每户都不好意思出门为止。

有一家的主妇就很能骂，比如鸡丢了，她就会骂：吃了我家的鸡，不怕一家死绝啊，不怕绝后啊，你太爷没教过你啊，你爷爷早死了啊，你达（方言，爸爸的意思）是后妈养的吧。一家子穷死哇。（其实那时候大家都穷，真正穷死的，还真没有。）

骂归骂，鸡还是丢了。四只鸡，已经养得肥肥胖胖，三只母鸡一只公鸡，都丢了。那时候正房还没有翻新，家里的围墙还是过去的老围墙，虽然也是用土打起来的，但是只见高不见厚，连着驴圈和鸡圈的那堵墙更高，甚至和驴圈里的一棵酸梨树一样高。我爸决定将老旧的院墙拆掉，打一堵低一点但是有厚度的墙，而鸡被盗就发生在高高的院墙已经被推掉一半的一个夜晚。

那时候的夜晚真漫长，而且非常黑，真是一到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曾经有一个夜里，屋里的灯关了以后，我就曾试过，把手放在鼻子跟前，都看不到手的样子。进入夜晚，也就意味着整个村庄进入睡眠，那时候的觉可真多，天什么时候黑下来，人就在什么时候睡着，天什么时候亮了，人们也才什么时候起来。夜晚发生的事情，人不管，也管不着。

但是总有一些按捺不住的心，在夜里砰砰跳动。村里人叫这类人为贼娃子。白天一样在村里晃悠，下地干活，但是你不知道哪个人就是贼娃子，哪个人就是偷你家鸡的哪个人。

我妈每次下地回家或者去商店买盐，回来总要说：我看坐在商店门前晒太阳的李老六就像贼娃子，贼眉鼠眼的都不敢看我。或者会说那个在地里干活偷偷往我家地头瞟的李建设也像。

最后我妈经过多方打听和摸底，几乎可以确定是当晚喝酒的几个男人，夜里偷偷潜入我家驴圈，偷走了四只鸡，当晚就炖了。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谁也不能去指着谁去骂娘。而且就怪鸡胆小，晚上闭着眼睛也睡着，人抓它，明知道不是主人，还继续装睡，叫都不叫一声。驴看见了更不吱声，闭着眼睛也装睡。

人睡下了，除非房塌了才能醒来，我爸睡觉则更夸张，我妈说即便房塌了也醒不来。那时候晚上贼娃子多呀，有时候我故意晚上不睡，想听听到底有没有贼娃子再来我家。在洋芋收到家里的那些晚上，我就经常感觉窗户前有人在窥视我们，看我们是否睡得踏实了，好下手搬洋芋，可是当我一个猛子坐起来仔细看时，院子里只有轻柔的月光，什么都没有。

更多的时候，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听着听着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发现东西丢了。贼不走空，几乎什么都偷，小到铁锨、犁铧，大到肉猪、驴，再到后来的自行车、三轮车，只要能看见的，几乎都能被偷走。

当然也有人能在夜里一直竖着耳朵。有一个早上，等我们都醒来的时候，邻村的人去乡里赶集，在路上告诉我妈：昨晚有一个贼娃子，把王老大家的三轮车偷走了，车都开到梁上了，幸亏他们听到了，赶紧起来叫上别人家的摩托，硬是在梁上追上了三轮车。贼娃子跑了，车被扔下了。

那是月初的夜晚。只要没有手电或者灯光，随便蹲在任何一个角落，身边没有人能看见你。梁上是公路，两边都是梯田，随便藏在哪个田埂下，没人能够找得着。贼没抓住，车追回来了，半村人兴高采烈的回村了。其实在晚上没有任何娱乐的年代，这样的一个盗窃事件，给村里带来的惊心动魄，不亚于一场精美的大戏。

我妈分析说：这类的情况，肯定是有内鬼，肯定有村里人做内应，事成之后分红。不然谁知道他家有三轮车呢。

事实上是，我们村里就有一位贼娃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贼娃子，手上全是花花点点的胎记，那时候家里人还为了吓唬我们说，如果接了下雨天屋檐下的雨水，手上也会长这样的花点点，长大也会去偷人。但是这名贼娃子却从来没有在村里偷过，这是现在村里人讨论的结果，听说他因为盗窃坐过几次监狱。所以当时大家也都怀疑是他做了内应，但是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我妈说，那时候还是人们穷呀，穷得没有办法了，就要去偷。实际情况是，当时也偷不到啥贵重的东西，也就是一只鸡，一头驴为止了。

现在我回家，还能看到这个贼娃子，也能看到当年我们怀疑偷了我家鸡的那些人。他们也都和大家都一样，每天早出晚归，种田养家糊口。人们不提过去的这些事，他们也都像没经过这些事一样。

村里现在晚上不关门也不会担心有啥东西被偷。有些家里不用的东西，给别人送还没人要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