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海珠北路的光孝路上的光孝寺是广州市历史最悠久、占地面积最大的佛教寺庙，是广州市四大丛林（光孝、六榕、华林、海幢）之一，其始建年代距今1700多年，民谚说：“未有羊城，先有光孝。”，加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然就是广州第一寺。光孝寺的山门不大，由赵朴初题写的匾额悬挂在大门之上，两侧的对联引人注目：光孝耀羊城，祉園晖百粤。

然而广东佛学院和广东省佛教协会的牌子同样冠冕堂皇的挂在了门的两侧，有些刺眼，使人不知此处到底是游览景点还是宗教机构的办公场所，对游客而言，这两块牌子就像是光孝寺门前的乞丐和算命先生那样多余，为光孝寺丢分失色不少。这一点就不如武汉的宝通禅寺，简简单单的山门，加上一副简简单单的对联而已，这才是佛陀的本意，而挂上协会的招牌，似乎也沾染上现在社会的那些俗不可耐的癖习。

据《光孝寺志》记载，光孝寺最初是西汉南越王赵佗之孙赵建德的府邸，三国时期吴国骑都尉虞翻因忠谏而触怒吴王孙权被贬广州，就在此处修建住宅并讲学，他死后家人将其住宅捐施佛门改成为庙宇，取名制止寺；到了东晋，印度名僧昙摩耶舍来这里传播佛教，在此修建了一座五间的大雄宝殿，改寺名为王苑朝廷寺，又称王园寺；初唐时改名为法性老；南宋初年又改名为报恩广孝寺，之后又将“广”字改为“光”字，才定名为报恩广孝禅寺，简称光孝寺，此后，历代相传，成为一方名胜，而“光孝菩提”曾经是宋代“羊城八景”之一。

光孝寺的名声鹊起，不是因为三国时代的吴国虞翻谪居于此，在园里讲学并种了许多菩提树和苛子树，这里又叫苛林的缘故，而是因为梁普通八年（527年），达摩祖师驻锡本寺；因为陈武帝永定元年（557年），印度高僧波罗未陀（又称真谛三藏法师）在寺内翻译《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等经论；因为《光孝寺志》卷六记载：梁天监元年（502年），智药三藏自西印度携来菩提树，植于戒坛前，说道：“吾过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演上乘，度无量众，复去寻流上至韶州曹溪。”他预言的就是禅宗六祖慧能。

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唐高宗仪周元年（676年）禅宗六祖惠能与僧论风幡，剃发于菩提树下，开演东山顿悟法门。相传六祖惠能初到光孝寺，正赶上寺院信持邱宗法师在讲解《涅经》。当时一阵清风吹来，佛阁顶上的旗幡随风飘动，印宗法师便向众僧发问：“这是什么在动？”一僧曰：“此乃幡”。另一僧谓：“此乃风动”。惠能趋前插话：“此乃心动”。此话一出，印宗法师随即走下坛来，纳头便拜惠能为师。从此禅宗六祖就开始开坛传法，后人就把当年的睡佛阁改称为风幡堂，至今堂前依然挂着巨幡，迎风飘扬。

除此以外，神龙元年（705）西域高僧般刺密谛三藏和宰相房融在此翻译《首楞严经》十卷；唐玄宗时（724年）不空三藏于光孝寺建立规模宏大的法场传授密法；749年的时候，那个鉴真和尚去往日本传法，遇海风漂至南方，也到光孝寺中传授戒法，受四时供养；明万历二十六（1598年）高僧憨山大师，在光孝寺讲《四十二章经》，提倡禅净双修，重修殿宇，并撰写门联：“禅教遍寰中兹为最初福地，祇园开岭表此是第一名山。”明崇祯十五年，天然和尚住持光孝寺发起重修殿宇，修兴古迹；清乾隆年间至善禅师驻锡光孝寺，传授武艺名噪一时；清光绪年间，铁禅和尚还曾经得过光绪帝所赐的牌匾。

不过最叫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位俗姓张志山、新州报恩寺出家、武昌宝通寺受戒、扬州高旻寺拜师的本焕法师，1987年改革开放后首任光孝寺的住持。正是有了他的四处呼吁，才有了寺产的失而复得，正因为有了他的不懈努力，才有了光孝寺那如今的三万平米规模和寺院建筑的辉煌。更值得交口称赞的是，在做完那一切以后，悄然隐退，所以那位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湖北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广东省佛教协会名誉副会长的法师安详示寂、世寿一百零六岁的时候，被尊称为佛门泰斗真是当之无愧。

光孝寺和许多著名寺庙一样经历过历建历毁、历史变迁的考验和磨难。

在中国佛教史上，广州光孝寺的地位十分重要。曾被中国北宗尊奉为始祖的天竺（印度）僧人求那罗跋陀把光孝寺叫做“诃林”；禅宗始祖达摩禅师曾在此挂塔；六祖惠能也曾隐名埋姓在光孝寺内住了多年；唐朝武则天时，宰相房融曾在光孝寺内与天竺僧人合译《楞严经》文；还有那个在日本奉为国宝的鉴真大师也曾在这里居住过。

光孝寺的历史悠久，可是满人不懂得这一点，1650年清军南下，炮轰广州，光孝寺也笼罩于战火之中；清军入城后光孝寺被占为兵营，隔年又由于广东贡院在清军入城时毁于战火，所以就把光孝寺作为贡院。期间，光孝寺也曾进行过修建，不过不是作为寺庙而是作为学府和考场罢了。光孝寺一带曾经是八旗汉军镶白旗部的驻地，有一幅现存的照片记录的就是晚清时期拮据的旗人在光孝寺大雄宝殿前晾晒用作谋生的纸扎工艺用纸皮，光孝寺事实上已经消亡了。

满清时期的1903年，光孝寺被广南中学、八旗小学占用；中华民国建政后的1912年，被广州第二十七小学占用；1913年被广东法官学校、警监学校和广东课史馆三单位占用；1938年，又被广州鸣松学校、广东大学附属中学占用；1938年日本侵华占领广州以后，傀儡政权曾一度占用光孝寺作为伪政府的和平救国军总司令部。日本投降后，又被广东义理学院占用，后又被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占用，并在寺里开设了美术部、音乐部、戏剧部，把绝大部分的禅房、佛殿都统统占据。当时国民政府提出“教育建国”的方略，因此只要与教育有关，一切都要大开绿灯让道，所以已经缩水不少的寺庙里传出的钟磬声、念经声中经常会夹杂着音乐声、唱歌声和读书声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占据光孝寺的广东省立艺专被撤消，但很快换成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也就是华南文艺学院）。华南文艺学院进驻之后，把僧侣们全部遣散，接着开始平整土地，把寺里的所有台阶填平，一些学生甚至把天王殿的风调雨顺的四大天王泥塑给砸碎，将大雄宝殿中的如来佛祖的金身也砸了，并发现在如来佛腹中，藏了许许多多佛物、佛珠、小佛和木雕罗汉。多亏了当时的广东省文物单位也闻讯赶来，才使得那批珍贵藏品没有被热情的学生们毁灭。经考证，这些小佛和罗汉均为1700年前唐代文物，个个神采奕奕，动作各异，相当可爱，后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内，才得以保存下来。

1953年，华南文工团因扩大建制而一分为二，分成华南歌舞团和广东话剧团。广东话剧团设在东山竹丝岗，而华南歌舞团却没有团址，广东省当局就命令原驻在寺里的华南人民文学院让位给华南歌舞团。从此，华南歌舞团成了光孝寺的代名词，这里就成了歌舞团的团部，歌舞团很多成员后来在此建立了家庭，院内新生的男孩子大家都称作小和尚，是一种纪念，是一种调侃，也是一种乐趣。

经过多次改造后的光孝寺已经面目全非了。山门上面的前楼，变成了民乐队的排练场，大雄宝殿则是管弦乐队的排练场，天王殿则成了合唱队的排练场。东面的洗钵泉旁边，是广东省文化局所在地，在文化局搬往新址后，该处变成广东舞蹈学校。而光孝寺里的其它地方多数变为宿舍、饭堂、幼儿园、图书室、办公室、资料室。就是到了1961年，国务院公布光孝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种状态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光孝寺自然而然的成为了破四旧的重点对象，红小兵、红卫兵频频前来，但因为此时的光孝寺大佛、神像早已被打烂，对联、牌匾早已被毁，住持、僧侣早已星散，已没有冲击重点，于是，住在光孝寺里的华南歌舞团的成员便成为攻击的新目标。据记载，外来的红卫兵与院里的红小兵联合起来，打开了院里所有高音喇叭，要求全院的人在半小时后，把他们所有的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资料、乐谱、旧照片，集中到大殿前的广场进行焚烧，这样，许多宝贵的资料被付诸一炬。那场闹剧虽然最后因为彼此都是革命同志而不了了之，可是已经与光孝寺没有任何关系了。

直到1974年，光孝寺才开始进行全面复建和修葺；1979年再由国务院拨款60万元修建大雄宝殿和六祖堂；1986年，国务院批准光孝寺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并对外开放。1987年，广东省文物管委会将该寺交还广东省佛教协会，这才有了新一位住持本焕法师和后来的故事。

光孝寺的建筑结构严谨，殿宇雄伟壮观，特别是文物史迹众多，到此一游的香客可以拜佛求神，而那些喜欢寻觅古迹的游客更是应该追根寻源。

光孝寺的建筑规模雄伟，为岭南丛林之冠。它不仅在佛教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且开创了华南建筑史上独有的风格和流派。原有十一殿：包括十大殿：毗卢殿、西方三圣殿、观音殿、罗汉殿、六祖殿、伽蓝殿、韦陀殿、天王殿、悉达太子殿、轮藏殿：六堂：戒堂、风幡堂、客堂、禅堂、檀越堂、十贤堂；三楼：睡佛楼、钟楼、鼓楼。由于历史变迁，寺院几遭破坏和毁灭，1987年落实宗教政策，将光孝寺归还佛教界，本焕法师经过十年的努力，寺院现已修葺一新，光孝寺现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钟鼓楼、伽蓝殿、六祖殿、睡佛楼、洗钵泉、东西铁塔、大悲幢、痉发塔等建筑与历代碑记文物。

建筑群中无疑以那座东晋时代创建、唐代重修，保持了唐宋的建筑艺术的大雄宝殿最为雄伟，大雄宝殿作为光孝寺最主要的建筑，构筑在高高的台基上，钟、鼓二楼分建在大殿之左右，殿内的三尊佛像合称为华严三圣，宝殿台基左右两侧还有一对石法幢。这座大殿面宽35.36米，进深24.8米，高13.6米，重檐歇山，出檐平缓，为岭南最雄伟巍峨的大殿。殿内采用中间粗、上下略细的梭形柱，粗壮的棱形柱和层层挑出的斗拱相互衬托。造型质朴，具有典型的唐宋风格，而大殿下的檐斗拱都是一挑两梁的重拱方式，这种风格是中国著名古建筑中是仅见的，屋檐斗拱层层向外延伸，使得屋脊的跨度增大，体现了中国唐代以来的建筑风格，中国南部的许多寺院的建筑都仿照光孝寺的这种样式。

六祖殿是北宋祥符元年创建的，内供六相惠能大师的坐像。六相殿前有古菩提树，相传为印度高僧智药三藏种植，我国境内各地的菩提树都是由此分植的，“光孝菩提”正因为有这棵名扬天下的菩提树而成为羊城八景之一的。但是清人徐珂在他的《清稗类钞　菩提树》里记载：“羊城光孝寺有菩提树，相传汉之虞仲翔曾读书其下。近虽仅余枯干，然吾国城市之树，固无有逾于此者矣。嘉庆丁巳六月，羊城飓风大作，树拔起，粤抚陈大文命树工栽之，培以豆谷腴泥，树复生。年余复槁。寺僧往南华寺，分其种，仍栽故处，亦翘然葱倩矣。《五代　僭伪传》云：‘干德五年夏，光孝寺菩提树为大风所拔。’南汉林衢《光孝寺》诗云：‘旧煎诃子泉犹冽，新种菩提叶又繁。’据此，则树已屡易，固非达摩之手植矣。”这才是事实。

光孝寺有许多与禅宗六祖惠能有关的故事。据说当年惠能因为聪明和智慧，从五祖弘忍那里继承了衣钵（也就是袈裟），却遭到了以神秀为首的师弟兄们的妒忌而遭到追杀。惠能只得一路南下，翻山越岭，历尽艰辛，回到新兴故乡后隐姓埋名，直到十六年后，惠能听说广州光孝寺来了个大法师印宗，才来到这里，于是才有了那个幡动的悟性，印宗法师才邀请他入室详细询问，惠能这才将珍藏了十六年的袈裟和圣钵出示，印宗这才知道，原来他就是人们找寻了这么多年的禅宗六祖。

据说，在其后的那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印宗法师在光孝寺大雄宝殿后面的菩提树下给惠能削发受戒，在场的有当时国内的十大高僧，后来人们在惠能的头发埋地处，盖了一座小塔，名叫瘗发塔。惠能公开成为禅宗南派领袖之后，转至韶关的南华寺开坛传法36年。惠能认为，万物皆是人内心的体现，只要内心向佛，就能去恶从善，见性成佛。这种顿悟的参禅方法和北宗的渐悟的方式比起来，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所以南宗在中国南方也越来越兴盛，终于形成了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宗五家，并对日本、朝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惠能便成为佛教禅宗的六祖，即第六代的宗师，光孝寺因此而名扬天下。

那座以石为基础，砖灰砂结构，八角形，九层，高7.8米，每层有佛龛，嵌有泥塑佛像的痉发塔始建于宋朝，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复修，后被毁，1990年经考古发掘在原位置上由住持本焕法师复建，地下是否真的藏着六祖惠能的头发真的不得而知，可是在光孝寺里还有很多真正的文物却是不可小视的。

光孝寺的东西铁塔的确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两座铁塔。其中西铁塔建于五代南汉大宝六年（963），比东铁塔早建4年。该塔是南汉皇帝刘鋹的太监龚澄枢与他的女弟子邓氏三十三娘联名铸造，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抗战期间因房屋倒塌，压垮了四层，现仅存三层；而东塔保存完整，铸于五代南汉开宝八年（967），以南汉主刘鋹的名字铸造，四方形，共七层，塔高7.69米，用盘龙和宝莲花装饰，塔基为石刻须弥座。塔身上铸有900余个佛龛，每龛都有小佛像，又名千佛塔，工艺精致，其体积和装饰充分说明一千年前中国人民已掌握了高度的铸造技术和造型艺术。。初建成的时候此塔全身贴金，有“涂金千佛塔”之称。那座不很起眼、字迹多已风化的大悲幢当然也是真的，建于唐宝历二年（826），宝盖状如蘑菇，以青石造成，高2.19米，幢身八面刻有“大悲咒”，为光孝寺内现存石刻中最早而且有绝对年代可考的佛教建筑。　

那座建于东晋隆宇六年（公元401年）的大雄宝殿声称是华南现存最古老、保留唐宋遗风最好的建筑，端庄雄伟的外貌与完全适合南方气候的内层设计，同样都可以称为一绝；重檐到顶，圆柱悬空，既壮观又能起防雨防潮的作用，虽然经历了历朝历代的修葺，但原貌基本没变。只是在清顺治年间重修的时候，西南两侧的外廊平台栏杆构造已与北面外廊宋代遗存有所不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修葺中，又把东南西三侧的勾栏拆掉，改成新的仿宋建筑，而剩下的北侧栏杆上，因风雨侵蚀及各种原因，十三只石狮只剩五、六只较完整，但它们的造型仍有唐代的雕刻特点，也才是原来的模样。

广州的光孝寺还曾经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一般认为有海路和陆路两条传入路线，陆路经西域丝绸之路传入当时的长安，海路则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广东。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始发港，位于广州市中心的光孝寺于是成为中外高僧往来传法的重要基地：既是西方梵僧远渡重洋到中国传法的第一个佛门驿站，又是中国僧人从海路去西天取经的始发港，而且还是历代高僧大德游历岭南的必到之地。不仅是《摄大乘论》、《俱舍论》、《楞严经》等许多重要的佛教经典被译成中文的地点，不仅是我国南宗禅的发源地，在中国密宗传播史上也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风雨的破坏、战火的毁灭、岁月的流逝都使得广州昔日的园林寺观中匾额对联基本上荡然无存，仅有光孝寺的那块“诃林”牌匾所幸保留了下来，至今仍悬挂在山门的弥勒像上方，落款是：万历四十年（1612年）岁次壬子正月元旦，赐进士第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区大相书，并有印两方。迄今历史已有400多年，是这座城内现存最古老的木匾，也是真的。

光孝寺的匾额“光孝禅寺”是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宪宗朱见深赐的。由于光孝寺建寺历史悠久，又与禅、净、律、密等佛教各宗派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岭南第一间佛寺和岭南佛教的传播地，故而驰名中外，正如天王殿前的那幅旧楹联所题写的：“禅教遍寰中兹为最初福地；祗园开岭表此是第一名山。”此非光孝寺莫属！

光孝寺的建筑雄伟壮观，寺院气势宏伟，殿宇优美庄严，是中国建筑艺术之瑰宝，为岭南丛林建筑之冠。就和那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家、举世公认的佛教泰斗赵朴初居士题写的那幅光孝寺对联中说的那样：“万劫风动幡喜今朝古刹重光佛日常临功德海；十方参法塔愿来者宝坛听偈慧灯永续祖师禅。”

于是就由赵朴初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1958年6月30日，赵朴初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佛教代表团之前，毛泽东曾经以开玩笑的口吻问赵朴初：“佛经里有些语言很奇怪，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佛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先肯定，再否定，再来一个否定的否定，是不是？”　

毛泽东一张口说佛，赵朴初就笑起来了，从这番话就可以看出，博览丛书的毛泽东十分熟悉《金刚经》。在回答中，赵朴初甚至还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佛教存在某种关系，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毛泽东点头说：“看来你们佛教还真有些辩证法的味道。”其实，在此之的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和达赖喇嘛谈话时，就曾明白地说：“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chan*]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为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后来，在提到赵朴初时，毛泽东也曾很感慨地说：“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

本焕法师大概是不懂辩证法和哲学的，那个一心向佛的僧人早年刻苦修炼自身、中年弘扬佛法、晚年重修丛林，的确是令人敬仰。1986年，赵朴初建议本焕出任刚刚恢复寺庙的光孝寺住持，而本焕认为匡复光孝寺，是禅宗僧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1987年元旦那一天，以八十高龄，从韶关前往广州，到光孝寺就任。

1月6日，本焕法师写信给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叶选平，请求政府支持重建这祖国南大门的十方古刹；赵朴初在病中也写信给本焕，提出匡复光孝寺的个人意见；1988年在政府先后拨款和经过多方募化，在本焕和尚的率领下，光孝寺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各殿堂佛光耀眼，殿前殿后栽满了奇花异草，四季花香扑鼻。此后近20年，本焕筹集资金6.7亿元，先后恢复重建了广州的光孝寺、湖北报恩寺、四祖寺、宝安的弘法寺等十四座寺庙，为中国佛教事业殚精竭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本焕法师回答道：“我是佛的子孙，临济宗的传人，必须履行佛的愿望，依佛教导，引导众生，培育慈悲喜四无量心，这就要修好佛的道场，弘扬佛法，让佛陀的光辉照耀信徒，实现人间净土。要使佛教文化与社会思想、经济建设相适应。”于是，百岁高龄的本焕法师在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日的时候依然出现在光孝寺的大雄宝殿，为近千名名居士主持了三皈五戒仪式；而在他104岁的寿辰之时，本焕法师依然笑称自己还是一个小和尚：“一个4岁的小baby，我不能把自己放得太高，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嘛！”

这才是大师的风范。

所谓方丈，就是一丈四方之室，印度的僧房多以方一丈为制，我国的维摩禅室也依此制，就有了方丈之说，也就有了对师父尊称方丈的说法，不过根据中国特色，现在仅仅将寺庙住持称作方丈的习惯。而据《佛光大辞典》对“住持”一词的解释为“安住之、维持之”。原意指的是代佛传法、续佛慧命之人，现在则专门用来指各寺院的主持者，也就是长老，在用做寺职称谓的时候，又可以称为寺主或者院主。

相传住持一职为唐代百丈山怀海所创。《敕修百丈清规》卷二《住持章》说∶“佛教入中国四百年而达磨至。又八传而至百丈。唯以道相授受，或岩居穴处，或寄律寺，未有住持之名。百丈以禅宗寖盛，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向风问道，有徒实蕃，非崇其位，则师法不严。始奉其师为住持，而尊之曰长老。如天竺之称舍利弗、须菩提，以齿德俱尊也。”

《禅苑清规　尊宿住持》中云∶代佛扬化，表异知事，故云传法。各处一方，续佛慧命，斯曰住持。初转法轮，命为出世。师承有据，乃号传灯。得善现尊者长老之名，居金粟如来方丈之地，私称洒扫贵徒。严净道场，官请焚修，盖为祝延圣寿故。宜运大心，演大法，蕴大德，兴大行。廓大慈悲，作大佛事，成大益利。权衡在手，纵夺临时。规矩准绳，故难拟议，然其大体，令行禁止，必在威严。形直影端，莫如尊重。量才补职，略为指踪，拱手仰成，慎无彻时。整肃丛林规矩，抚循龙象高僧，朝晡不倦指南，便是人天眼目。”　

据《光孝寺志》记载，本寺有三位开山祖师，即昙摩耶舍、求那跋陀那、智药三藏；弘法祖师比较著名的有：达摩大师、慧能大师、真谛、般剌密谛、不空法师等；历代住持一共四十二人，本焕法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现任的住持明生法师虽然不是佛门高人，却也能兢兢业业恪守佛道、保持自身的一片冰心，也就难能可贵了。

因为现在的社会影响和道德观念的改变，社会变得光怪陆离，而一些或者令人怒发冲冠、或者啼笑皆非、或者拍案称奇、或者莫名其妙的事情就在现在的佛教界经常发生，不仅有损于佛教的尊严，也败坏了寺庙的名声，更加剧了不良风气的传播和泛滥。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那些荒诞的故事多半都是出自寺庙的住持身上。

比如那个供奉宋朝杨家将，自称“杨七郎”化身的台湾嘉义市天波府寺庙主持罗明春遭一名女信徒的17岁患有轻度智障的女儿指控，主持以教她紫微斗数（一种星命术）的机会，将她诱骗到厕所进行反锁之后，对她进行性侵多次得逞；又比如在平安寺任住持的于维成声称自己泡制药酒的秘方是祖传的，专门治疗风湿病，以前从没出过事，可是一名张姓女子经人介绍特意来找他看病，在服用药酒后出现了中毒反应，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经过调查，于维成并没有取得医师资格，而他泡制的药酒中含有毒性较大的乌头碱，涉嫌非法行医。

比如在警方的不断努力下，江西九江县17年前发生的一起两死一伤的灭门杀人命案终于告破，重要嫌犯之一的徐心联终于在杭州某知名寺庙被一举擒获，让人吃惊的是，身背命案的徐心联已摇身变成了浙江两知名寺庙的监院，在当地佛教界一直享有盛名；又比如某日，怀化市洪江市岔头乡某寺庙人群攒动、热闹异常，然而那些人并不是前来烧香拜佛的人，而是多次为争夺寺庙主持权产生矛盾纠纷、聚众在寺庙准备为主持权进行背水一战的两派信徒，多亏当地马上启动“三调联动”调解机制，才没有使得事态激化。

原湖南娄底市佛教协会会长、娄底天籁寺的住持圆通的腐败案的报案人居然是他的妻子杨某，案由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重婚罪，一夜之间，天籁寺就冒出了近千万元的工程欠款债务，圆通的重大经济问题也随之而暴露；而云南佛教协会副会长、昆明筇竹寺住持清贤放弃多年修行，还俗离寺，在昆明大观酒店摆了30桌酒席和一个专做玉石生意、年仅26岁的女老板举行婚礼，更是曾经轰动一时。

这些事情都说明，宗教的清净，既要依靠自治自律，也要依赖于法治化的制度。因为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宗教的归宗教，世俗的归世俗，这仅仅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毕竟像赵朴初、本焕法师那样的高僧寥如晨星、实在太少，而世俗的诱惑实在太大，佛门的清净有赖于佛教界的自治和自我净化，那就是真正的为佛之道了。（2013-3-18）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