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珵之旅

“茅三旅”，对于我们海门人来说并不陌生，那是茅珵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南通乃至苏北地区的一支劲旅。我写“茅珵之旅”，有两种含义，一是再现一下当年茅三旅对敌斗争的战斗片段，二是对茅珵的革命旅程作一个简略的描述。

浴火重生

茅珵，1909年出生于海门天补桃源镇（现三星镇宝兴村）一个地主家庭，少年时在家乡的私塾读了几年书。17岁那年，作为一个有识青年，目睹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生灵涂炭，他怀着一腔热血，毅然奔赴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茅珵一到广州就进入严重部队服役，（严重，又名严立三(1892-1944)，湖北麻城人，国民党陆军中将，曾担任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训练部长，被称为“黄埔良师”。）开始了他投笔从戎的军旅生涯。也就在那里，他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逐步接近了共[chan*]党组织。不久，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爆发，茅珵在白色恐怖中经受了考验，由一个党组织外围的进步青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chan*]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组织委派他回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先以学生身份潜伏上海持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攻读政治经济学，从而接触到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8年底，茅珵奉党的指示回到海门老家，很快与地下党组织江苏省委和海门县委接上关系。嗣后，他在艰难的环境中秘密联络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组织了一支几十人的地方武装。那个时期，正是红十四军的初创阶段，茅珵与红十四军的领导何坤以及张爱萍曾多次接触。（红十四军是党在苏北创建的一支以地方武装力量为主的作战部队，是江苏唯一纳入中央红军正式系列的武装力量，后在1930年10月间，被国民党李长江部逐步分割击破。）在党的指示下，茅珵策划了袭击海门大地主杨佩荣的战斗。杨佩荣有一支受国民党指挥的地方武装，他在地方上拥兵自重，荼毒百姓，积极反共，是党的歼灭对象。那次战斗，由于机密外泄，被杨部反包围，茅珵为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主动与另外三位同志留下断后，不幸落入敌手。

被俘后，茅珵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在关押于苏州监狱期间，他与狱中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加入“中共特支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在狱中建立的支委，组织难友与敌人作顽强斗争，发动了震撼大江南北的“苏州监狱大暴动”。事后，国民党以“聚众闹监，参加暴动”的罪名将茅珵等三十余人移送镇江军法处严加审讯。茅珵在狱中视死如归，随时准备英勇就义，他在狱中慷慨赋诗：“幽系年年一楚囚，死生度外更无愁，凌晨坐待传姓名，便好长歌迎断头。”一.二八淞沪会战以后，茅珵继而被移送到金坛县监狱和南京第一监狱关押，7年多的牢狱生活，他受尽摧残，留下了一身疾病。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35年底保外就医出狱。

锋芒初露

茅珵出狱以后，在海门家乡一带积极联络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宣传党的思想，并写就《国际政治经济现史与展望》一书。第二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茅珵与当时的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接上关系，党指示他加入活跃在海门启东崇明等地的“海启抗敌义勇军”。这是一支由瞿犊（瞿犊(1913-1939)，崇明人。1932年中国公学中文系毕业后，任私立振德中学校长。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变卖家产，联合各抗日力量组建成一支抗日武装，转战于崇明、启东、海门一带。）、王进等领导的抗日武装。茅珵的加入，增强了党的领导，使这支部队迅速发展壮大。1938年4月9日，他们在启东石陀港伏击一艘日军运输船，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随后，“海启抗日义勇军”举行了一次奇袭久隆镇日寇据点的战斗，歼敌鬼子20多人，又一次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迫使日寇撤出该据点。那个时期，海启地区还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而“海启抗日义勇军”创建不久，力量十分薄弱。党为保存这支力量，不致他们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指示他们进入通海地区，在国民党“通崇海启指挥部”暂栖身，成为他们的一个独立大队，相机行事。

1939年初，国民党海门县县大队张能忍（邱冠生是他的队副）部，设计将瞿犊、王进诱骗杀害于启东合兴镇，茅珵侥幸逃脱。此时，隐藏在国民党“通崇海启指挥部”的我方，只好脱离该部，由沈仲彝率领返回崇明继续战斗。茅珵脱险后，奔赴皖南，寻找新四军领受指示。2月间，茅珵带着党的指示来到崇明，整顿从北岸南撤的部队，经过多次艰难奔袭，消灭了当地的地主武装和土匪部队，并把零星的抗日武装逐一收编，成立了“崇明抗日自卫总队”，茅珵任副总队长（当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名义上由国民党崇明县县长郑枢俊任总队长），并任命施鼎新、沈仲彝为第一、第二两个大队的大队长。

以茅珵为首的“崇明抗日自卫总队”，在抗战的初始阶段，或隐藏在芦苇荡里，或蛰伏于青纱帐中，以芦根和生玉米充饥，忍受着难于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击破了崇明岛内大部分敌人据点。有一次，驻扎在崇明的日寇石桥部，出动十多辆卡车，载着二百多鬼子包抄崇明龙王庙西边的杨家埭，企图袭击我军的宿营地，茅珵领导的“崇明抗日自卫总队”出奇制胜，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迫使敌人龟缩于县城，不敢露头。

这支抗日武装在崇明岛内纵横驰骋，威震敌胆，茅珵的英名从此深入人心，人们皆称为“茅珵部队”。（后来该支武装转移至江北，在“茅三旅”成立以后，海门、启东、崇明一带的民众仍然亲切地称呼为“茅珵部队”）

名至实归

1940年9月，为迎接新四军东进，党指示“崇明抗日自卫总队”撤出崇明，进入通海地区，在茅珵的家乡桃源镇、三星镇、天补镇、川港镇一带充实力量。“崇明抗日自卫总队”也因此改称为“通海崇启人民自卫总队”，茅珵任总队长，李干辉任政委，韩念龙任政治部主任，廖昌金任参谋长。当时通海地区的民众欢呼雀跃：“茅珵回来了！茅珵回来了！”部队一下子发展到500多人，可见他的威名早已深入人心。

“黄桥决战”胜利以后，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地区，茅珵有幸见到了陈毅司令员，并兴奋地写下《谒见陈毅将军有感》一诗：“昔日威名震江东，苏北复成不世功，上马征战下马檄，将军不愧是英雄。”此后不久，在党组织的筹划下，在以茅珵为首的“通海崇启自卫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崇启海常备旅”，纳入江苏省第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编号为第三旅，辖两个团，茅珵任旅长，“茅三旅”的称号从此叫响。1940年冬，陶勇率新四军三纵七团从掘港调防海安，茅三旅接防进驻掘港。不久，国民党徐承德、董伯祥、孙云达等部，集中优势兵力围攻掘港，茅珵率领“茅三旅”展开了英勇的“掘港保卫战”，他们苦战三昼夜，牢牢守卫阵地，撤防不久的陶勇部队，得到消息回师增援，两部同时展开猛烈反攻，国民党军队狼狈逃窜，被我部追击至东南沿海全部歼灭。1941年2月，梁灵光率部围歼投靠日伪的邱冠生部未能成功，梁灵光部属郭守信牺牲于姜灶港。接着，茅珵率领“茅三旅”在叠石桥一带多次袭击邱冠生部，给予沉重打击。3月下旬，茅珵再次率领“茅三旅”从掘港南下准备突袭邱冠生部，长途急行军到达叠石桥冯家埭宿营时，不料被敌人发觉，反遭突袭，我部仓促应战，未能将邱部击溃。1941年9月，陈同生、梅嘉生率领的“通海挺进支队”从石港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邱冠生旅部所在地观音山，邱部仓惶向东逃窜，我部乘胜追击，“茅三旅”配合作战，歼邱部于海门坝头镇（即现在的德胜镇）。邱冠生部有三个团，3000余人，在通海地区猖狂一时，这次战斗，我方仅用了四五天时间就把该部消灭。自此，南通至海门的大片地区，形成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42年初，茅珵因过去多年坐牢和后来的艰苦作战，身体每况愈下，不能再留在部队了，上级安排他接任通海行署主任并兼任崇明县党政领导。茅珵考虑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必须有武装力量的支持。他召集曾经一起战斗过的沈鼎法、沈仲彝等人组建起崇明警卫团，在通海行署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打击敌伪的斗争。这支武装穿插于崇启海地区，打了几个漂亮仗，1942年春夏之交，他们袭击了常乐镇伪军据点，俘获伪军40余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不久，又攻击牛洪港伪军赵培德部，缴获长短枪20多支。继而由牛洪港登船，从崇明岛西北角登陆，消灭盘踞在崇明的伪军一个连。经过一年多的发展，该支武装到1943年初，已由四十来人发展到300多人。后因“反清乡”斗争的需要，在上级的策划下，与汤景延部合并，打入敌人内部。茅珵则依然留在通海行署的领导岗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茅珵调任苏北五分区专员。接着，解放战争开始，我苏北主力北上，国民党势力再次占领南通地区，茅珵带着病躯，与五分区人民同甘共苦，坚持原地斗争。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部队急需军事人才，茅珵又被召回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随军进入南京。后历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主任兼教务长；交通部内河航运管理总局代局长；1953年参与筹建我国第一所海运学院——大连海运学院，任院长，代理党委书记。工作期间，茅珵撰写了革命回忆录《扬子江头的英雄》和以苏州监狱斗争为背景的小说《监狱里的斗争》，文革前夕，他撰写反映崇明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孤岛英雄》，还没来得及完稿，就蒙冤入狱，1966年2月逝于狱中。《孤岛英雄》的手稿因被查抄，已散佚不全了。1981年4月8日，中共大连市委为茅珵平反昭雪。茅珵，海门人民的儿子，他的英名伴着“茅三旅”的精神，永远留在了江海大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