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广州是美丽的花城，更是南粤的名城。”

在我最初的印象中，“广州”仅仅是地理教科书里的简单概念。诸如，广州地处祖国大陆的南大门，独具优美迷人的南粤风光，独占珠三角的经济优势，等等，是一个很繁华、很富裕，很令人向往的地方。但是，由于我们东北离广东太遥远，地域差异太明显，所以，我对广州的感觉一直很陌生、很朦胧、很遥远。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广东、广州、深圳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特别是广州的深圳，好像一夜之间就从贫穷落后的小渔村，转眼变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成了开拓者改变命运的希望，成了冒险家一夜暴富的乐园。正因如此，深圳也成了人们心向往之的福地，成了人们朝思暮想的天堂。一时间，深圳似乎成了衡量一个人视野与阅历的心理标准。去过的很满足、很自豪；而没去过的则有些自卑或落寂。

而那时的我，只是一名刚刚从纺织工业局调入市政协机关的普通文史编辑，每天的工作就是看资料、查资料、编资料，就连那些到省内各地区学习调研的活动，也很少想到我的名下。至于那些到大城市去“参观考察”的活动，就更不要奢望了。所以，那个人人心向往之的广州、深圳，就更不用寻思、不需考虑了。

但是，上帝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就在我心无旁骛地在政协文史的田园里埋头笔耕的时候，命运给了我一次与广州、与深圳匆匆接触的机会，而且是款款的时日，近近的接触，深深的流痕……。

二

1989年8月，通化市政府为了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全市人参产业的建设步伐，从年初就开始筹备举办通化市乃至吉林省的“首届中国吉林人参节”。为了配合“人参节”的举行，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本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研究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吉林人参源流》一书。这一选题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经过我们的紧张工作，《中国吉林人参源流》一书，于“人参节”开幕前夕如期出版了。《中国吉林人参源流》的出版，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人参生产厂家的一致好评。集安参茸公司是通化市乃至吉林省最大的人参生产经销企业，是赫赫有名的盈利大户。该公司不仅是这本书的赞助商家，而且在大量购买《中国吉林人参源流》的基础上，还委托我们尽快编辑出版一本专门宣传“集安新开河人参”的《世界人参之冠》。《世界人参之冠》是专门对外商交流的宣传资料，要求所有文章必须是中英法三种文字对照，并配发多幅“新开河人参”的彩色图片。由于当年通化没有法语翻译人才，在“反转片”的印刷技术方面也较有难度，再加之集安参茸公司对该书的编辑出版标准高、要求严、时间紧，因此，在通化没有能力完成这本书的情况下，经过政协领导最后研究决定，选定了当年出版业比较发达的深圳来完成此项任务。

作为《中国吉林人参源流》和《世界人参之冠》两本书的责任编辑，此项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头上。但是，已经年近不惑的我，最远去过北京，最长出差半月，从来没有离家太久太远。如今突然让我一个人飞广州、赴深圳，而且要单独完成一本书的编辑印刷任务，确实感到很忐忑很有压力。为了弥补我“没有外出经验”的不足，减少我“匹马单枪”的压力，我只好硬着头皮向集安参茸公司的唐总经理提出了“请公司出人陪同”的请求。

“哈哈！你还没去过深圳？这事好办，我们深圳办事处的小曲过几天就回深圳，你跟他一起去吧！”唐老板经营有方，德高望重，为人豁达，办事痛快。听了我的为难之语，当场拍板决定，解决了我惴惴不安的难题。可是，与小曲见面以后，得知他正在忙于家里的新房装修，而且在张罗结婚，近期不能陪我一同前往。后来，为了不耽搁出书的时间，头脑活泛的小曲对我说：“我去跟公司唐经理说一声。干脆你自己找个人陪你一块去吧，往返机票费用由公司报销！”　

经过小曲与唐经理的一番核计，公司为我“去深圳”提供了非常宽松的条件。于是，我在政协领导同意的前提下，便把这个千载难逢的“去深圳”机会，非常自私地送给了我的三弟。由此，便留下了和三弟一起“去深圳”的难忘经历。

三

1989年的10月初的一天，我和三弟乘坐夜车赶到长春，第二天中午从长春机场起飞，傍晚4点多就降落在广州的白云机场。在广州未作停留，我们直接乘公交大巴赶往深圳。

当年的通讯能力还非常有限，bb机、“大哥大（当年叫大砖头）”都不很普及，更别说现在的手机了。由于小曲事先已经与深圳办事处的潘经理通过电话，事情已经联系妥当，我们俩便没有丝毫顾虑地只管闷头奔向深圳，希望尽快赶到深圳，尽快与办事处的潘经理他们联系上。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事有瞬息变化。由于我们乘坐的大巴车在边防检查站耽搁的时间较长，所以，到达深圳市区的时间比预订的晚了两个多小时。当我们走出深圳客运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半多了。这时再给办事处的潘经理打电话，已经没人接听了。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依靠掌握的地址“按图索骥”了。但是，经路人介绍，办事处所处的位置离市区较远，晚上9点以后又没有公交大巴，我们带着包裹徒步前行是比较困难的。此时已近晚上10点钟了，我和三弟又累又饿，再加上天气燥热，心里冒火，我们俩几乎是筋疲力尽了。

怎么办？怎么在深圳落脚啊？怎么熬过今晚的长夜呢？我们俩站在街头，茫然四顾，举目无亲。犹如一叶孤舟，在滚滚波涛间漂泊；宛若一株小草，在茫茫沙海里挣扎，真是孤苦伶仃，求助无门啦！

眼看时间已近午夜，大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为了寻求一线希望，我急切地翻看随身携带的“记事本”，急切地寻找能帮我在深圳落脚的“联系人”。哈哈！郑厂长，郑大哥！我在为数不多的“联系人”中，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

四

郑大哥原来是通化市印染厂的副厂长，与我当年所在通化市纺织局相识相熟。交往中，得知他曾在通化钢铁公司工作过，是我父亲当年的徒弟，与我大哥都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师兄弟儿。由于这份缘分而使我们的个人关系更加亲近。后来，印染厂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企业被迫关停倒闭。作为主管经营的副厂长，郑大哥也不得已地下岗辞职，到深圳来另谋生路。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当上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向你敞开了另一扇窗。”当郑厂长黯然离开印染厂以后，便在深圳注册了一家商贸公司，继续从事他的纺织品销售业务。经过几年的艰苦打拼，当年的下岗厂长，如今摇身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所以，当郑厂长再次“衣锦还乡”地回到通化、回到纺织局的时候，特意与我见面，邀请我“在方便的时候，到深圳去玩玩，我接待你。”

郑大哥当年的礼节性邀请，我只是“诺诺”地点头，并没有当真，自知去深圳的机会几乎没有。因此，自从那次通化见面以后，我也始终没有再主动与他联系过。谁知命运的安排全无定数。现如今，我果真实实在在地站在了深圳的土地上，实实在在地遇到了无处落脚的困境，实实在在地希望郑大哥能够成为我的“幸运星”。于是，我别无选择地找到了路边的电话亭，按“记事本”上的号码，给郑大哥要通了电话。

哈！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接听电话的果然是郑大哥。听筒里传出了郑大哥惊喜的声音：“啊！岳老弟，果然是你呀！到深圳了，现在哪里呀？”

待我说明了眼下的处境以后，郑大哥也感同身受地替我着急：“你现在什么地方？我马上去接你！”

“……”我如实告诉他现在的位置。他在电话的另一端指挥我：“你再往前50米，就是《深圳特区报》社。你在那等我，我马上就到!”

果然等我和三弟刚走到《深圳特区报》社的门口，郑大哥的车就赶到了。当他随意地停稳车，急切地走出车门时，我和三弟便快步迎上前去。“郑大哥！”“岳老弟！”三人相见，百感焦急，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任何感激的话都显得多余了。

郑大哥一边寒暄，一边帮我们往车上拿东西，然后，又急忙上车往办事处赶。在行车的路上，郑大哥依然是热肠快语：“老弟，欢迎你啊！但是，今晚就得在我们办事处委屈一下了。明天我给你们正式接风，咱们痛痛快快地喝酒，来他个一醉方休！”

躺在办事处简单的折叠床上，虽然不如家里的软床舒服，但是，疲惫的身子还是顿时放松下来。从通化到广州再到深圳，火车飞机再到公交大巴，一天两宿，马不停蹄；一路奔波，人困马乏啊！谁料想，到了深圳，预想的计划全部落空，该来的没有来，想见的没见到。没想到，第一个见到的竟然是意外的郑老大哥。难道这不是我和郑大哥的缘分嘛？正应了那句话，“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啊！往日里，与郑大哥有数的几次交往又渐渐地浮现眼前，他那亲切的面容格外清晰，那爽朗的话语犹在耳畔。啊，人生就是这样，相识就是缘分。如果没有找到郑大哥，我和三弟今晚又会在哪里度过这不眠的夜晚呢？

五

……我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熬到了天亮。早晨6点多钟，我再也睡不着了，便用郑大哥的办公电话给参茸公司的办事处要电话。果然，电话接通了。对方是个年轻人，听说我是通化来的，马上不无歉意地解释说：“哈哈！你们啥时候到的？我昨晚等到你们7点多钟，以为你们不能来了，就出去见了几位客人。回来都下半夜了，就睡觉了。我是小侯，也是通化人。你们现在哪里？”

“……”听完对方的解释，我的心情也平静了许多，急忙向他描述了我现在的居住地。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的工夫，只见一个瘦消的小伙子推门进来：“你好，岳大哥！我是小侯。”

电话里的声音，与眼前的形象，和我的脑海里描摹的样子基本相近，我确认他就是我们此行的接待人。因为电话里已经解释清楚了，所以，简单寒暄了几句以后，三弟和小侯便开始搬东西出发了。我则急忙写了一张留条，放在郑大哥的办公桌上：

“郑大哥，参茸公司的人今晨已经来接我们了。谢谢你的帮助！待以后面谢！小岳留言。”

事后，我先后与郑大哥通过两次电话，相约聚酒，以表感激之情。但是，均因业务繁忙而没有再见面，实为一大憾事！

六

由于办事处潘经理近来正忙于人参的出口业务，便委托小侯全程陪同我们在深圳和广州的活动。当天，我和三弟在小侯的安排下，住进了离办事处不远的旅馆里。条件不算很好，但办事比较方便。食宿安排稳妥之后，我就急不可耐地开始联系《世界人参之冠》的编辑出版业务。先是寻找法语翻译，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和质量完成书稿所有文字的翻译工作；再是联系印刷厂家，要求既要保证质量，还要价格便宜。在忙于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主要依靠的朋友就是时任《蛇口通讯报》的总编辑张先生。

张先生不仅是我们通化市的文化名人，而且是先期到深圳创业发展的拓荒者。所以，凡是到深圳的通化人，大多要借助张先生的帮衬。我与张先生在通化时都算是“文化中人”，有过一面之交。更因为他当年的夫人小萍是我们家的世交，一向称我和三弟为她的“二哥”、“三哥”，所以，张先生与小萍对我们的拜访格外重视，对我们相求的事情也格外认真。最后，经张先生多方联系，请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就职于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的田小姐负责法语翻译；由深圳市政府机关印刷厂承担印制业务。

此后，我则全部陷于《世界人参之冠》的印刷业务之中，频繁往返于田小姐与印刷厂家之间。奔忙劳顿之余，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现实意义。田小姐在银行的业务量很大，而且正在忙于办理相关的出国读研手续。尽管如此，她为了增加个人收入，仍然不辞辛劳，利用班后的时间，为我们翻译文稿。而且答应在十天内完成法文译稿，果然话付前言，如期兑现。印刷厂在接受我们的印书计划同时，还在忙于市政府的会议文件。可是，一旦签订了我们的印制合同，就是白纸黑字，说一不二，诚信守诺，确保如期出书。

对方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当然要获取对等的报酬。因此，他们对我的要求也是一丝不苟，不打折扣的。签订合同就要预付定金，书籍印制完成，既要打款付账。当年的银行转账业务还是比较麻烦的，一笔印刷费要经过几次折腾，才能到达印刷厂的账户。尤其是田小姐的翻译费，还要兑换现金，更要麻烦一些。所以，在办理银行转账业务方面，也费了不少周折。

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的银行卡快捷方便，要收要支，一刷即可。与那时的情况相比，可见国家经济领域的发展之快，社会生活的进步之速！

七

由于张先生的多方关照，事情很快就安排妥当了。在等待编印的空闲时间，我们在小侯的陪同下，最先去游览的地方当然就是沙头角的中英街了。在中英街逗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背景，都让我时时感受到深圳海关的威严、中英界碑的悠久、陆港经济的差距和中西文化的碰撞。纷繁的感慨，复杂的心绪，难忘的印象，让我的心潮久久难以平静。

除了去沙头角游览以外，我们还和小侯一起到广州的几个人参商行去处理一些相关事宜。透过出租车的车窗，我看到的广州是拥挤的街道，低矮的店面和破败的楼房，整个城市都是灰色的基调，让人感到压抑、沉闷和烦躁。让我至今仍然记忆清晰的，是出租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说着愤懑的粤语普通话：“你看见了没有？广州的一大怪事，家家户户的窗户都装了铁栅栏。”

随着司机说话的语气，我扭头观察临街两旁的那些灰色楼房。果不其然，从一楼到顶楼的窗户全都是铁栅栏。司机接着说：“广州的小偷都是飞贼。一楼装了，二楼不安全，二楼也得装；二楼装了，三楼不安全，三楼也得装。就这样，从下到上都得装。可见广州的治安,太差，太不安全！”

此后的某一天，我和三弟在广州火车站的前广场，再一次印证了出租车司机的话语。那一天，我们俩在广州火车站看完了返程的车次及票价之后，便在车站的广场前闲逛了一会儿。此间，我们看到了广州底层社会的真实景象。诸如那些卖假药的、卖假税收的票的、乞讨的等等社会阴暗面，与其它城市别无两样，也就见怪不怪了。最令人气愤的是，那些贩卖黄色书刊和黄色录像带的女人们。她们本身是女人，却假借各种名目，伪装各种假象，不顾廉耻地肆意兜售黄货，污染社会，伤害无辜，实实地可恨！

八

转瞬二十多年过去了，而广州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仍然是那随处可见的铁栅栏，还有那向我兜售黄书的老女人。这大概就是“第一印象”的深刻与顽固吧!

但是，有了“第一印象”的同时，也产生了对她的牵挂与关注。牵挂她的变化，关注她的发展，希望她蒸蒸日上，希望她快快飞跃。因此而企盼着对广州的第二次、第三次，甚而更多次地接触，近距离地了解她的过去和现在，感受她的历史与文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