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学会感恩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尤其是用来教育小孩子，但谁对谁感恩却往往被弄反了，感恩的主客体搞颠倒了。比如国家与农民之间到底谁该感恩谁就是其中的一例，像“感谢国家给了农民好政策”这类的话时常见诸报端等新闻媒体。我以为国家为老百姓提供好政策是天经地义的，难不成可以制定坏政策吗？是不是好政策时就要感谢，坏政策时就该骂娘了？其实不管是好政策还是坏政策，老百姓只是一味的任劳任怨创造财富，支撑着国家的运转和发展，所以国家是该对老百姓感恩的，农民更是如此。

为什么会有国家感恩农民这个想法的呢？那是源于一次参加远房亲戚的葬礼，他是一个标准的老农。那天，他的儿女们一个个哭得像泪人，是那样的悲痛和割舍不去。这其中除了礼节和血缘原因之外，更多的是感恩心里，父亲辛辛苦苦几十年把他们拉扯大，供他们上学，直至结婚生子。这位父亲和他的同龄人一样，先后参加过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包产到户，他的一生一直在辛苦的种田，直到去世前两年才没有下地，靠子女们赡养。

他的一生中打出了多少粮食创造了多少财富没有统计过，估计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不过这些粮食财富的流向大体是清楚的，主要有四块，一是自己消费了，二是赡养长辈了，三是抚养子女了，四是以农业税、公粮等形式交给国家了。这四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多少，好像面前没有权威的说法，但他为国家创造财富这是千真万确的。

现在他的子女伤心的哭，为他安葬，以及之前的赡养及今后的祭祀都是对他的感恩和回报，然而直到他死，国家并没有向他表示过一点谢意，现在他死了，连一个花圈也没送，一分钱的安葬费也没有。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农民还不享有国家的安葬费之类的福利，相对于机关工作人员、企业职工、城镇居民都在享用，农民是吃亏的，国家对农民是不公的。

只要农民付出不给农民回报这样的历史由来已久。二十五史中不少有《食货志》，差不多每篇《食货志》里都有对人口和土地面积详细的分类，如男丁、女丁、半丁、永业田、口分田等，并依据不同的丁、不同的田块征收租、庸、调。租就是稻谷、粟等粮食，调就是绢、布匹、蚕丝、棉花等纺织品或原料，庸就是修城挖河等徭役和征战屯边等兵役。在人们的观念里，皇粮国税、征兵打战是天经地义的，对此国家并不曾有半点感激，相反还经常通过国家机器和官僚机构强制执行。对老百姓的养老送终等更是无从谈起。

纵向比较，今天的国民待遇自然比帝制社会时好多了，尤其是废除了徭役，起而代之的是货币置换，大部分的兵役也是这样。前几年，政府取消了农业税，大部分地区还按田亩补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情。由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影响，使得在解读这个政策时存在误区，也闹出了不少笑话，认为这是国家的恩赐，是皇恩浩荡。记得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把它编进节目中，吹捧得几近肉麻，说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仁政，殊不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补贴农民都几十年上百年了。建国以来实行剪刀差政策，农民为工业发展和大中小城市发展，为国民经济提供了大量的财富积累，现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对此不是农民要感谢国家，而是国家该回报了。

以人为本，民心工程等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极大的进步意义，这几年国民待遇有很大的提高，但同时又存在不平衡性，而且这样的不平衡现象极其严重。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差距非常明显。上文提到的安葬费问题便是一例，但更显目的是社会退休金待遇，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公务人员富足有余，城镇职工维持生活，农村农民是象征性的发一点，一般也就”“年薪”几百元。目前农村养老主要还是依靠家庭，还是那句话，国家是亏待农民的。

倘若仅仅是税赋重一些，老了没养老金，死了没安葬费，那么农民凭着吃苦耐劳勤奋俭朴还能挺过去，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民的利益甚至是根本利益正在受到侵害乃至是丧失殆尽，比如失去土地，那是很难再挺下去的，农民很可能有一次成为时代的祭品。

如果说上世纪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是一定范围内可控的剥削，那么现在农民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则是全方位的。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成本的不断攀升，远远超过了减免农业税和田亩补助的那部分，此外，子女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基本生活成本等也因为工业及城镇消费的拉动而节节升高，使得农民依靠土地上农作物的收入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现象。民工潮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寻求价值实现，一方面也是整个社会对农村劳动力的再剥削。农民工在同样劳动强度下的工资待遇远远低于城镇工人，至于养老医疗等保障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农民工不但承受着经济上的不公，同时也承受着精神上的歧视。在公交车上嫌弃农民工脏的报道不是一例的了。又岂止在公交车上，在城里的哪个角落没有投给农民工的白眼呢？还有农民工的性生活问题一直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有些农民工一年只有回家探亲才能过夫妻生活。一些农民工只能向站街女求助。一些人在打工的工地上组成“临时夫妻搭档”，这话听起来浪漫，但有谁知道背后的无奈和辛酸呢？这样的临时搭档对两个当事人及其家庭的伤害是久远的，并还会引起诸多民事纠纷、刑事案件。还有在农村的留守女士的性饥渴也是亟待关注和解决的。曾经有报道，一个乡村游医奸污了几十名留守妇女，这其中除了游医的品质问题外，这与那些寂寞女人常年无正常的夫妻生活不无关系。除了留守女士外，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可怜境遇也屡见媒体上。每年春节来临时，新闻媒体热衷于报道火车站前攒动的人头、摩托车还乡团宏大的场面、踏雪回家的温情，并以此作为佳节亲情、太平盛世的注脚，但我更多想到的是长夜里的叹息、挂断电话后的泪水。

虽然艰辛，但有家可回总是美事，或许过不了几年，浩浩荡荡回家过年的盛景就要看不到了，因为随着城市化推进，农民正在一批批失去土地，到时候已无亲可探无家可回了。农民失去土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工业企业包括房地产企业对农村土地的蚕食和鲸吞，一是庄园农业的土地兼并。

工业企业对土地的掠夺，发展了工商业主，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损害了农民利益。其根源是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从字面上讲，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但土地产权没有量化细化到农民手中，无法进入市场交易，征用时是以村镇为结算单位的，且是行政行为，去除了层层剥皮，落到农民手中的土地价值极低，乐观的估计占总份额不会超过20%。乡镇的不法胥吏及社会地痞流氓也会从征地拆迁中分到一杯羹，由于从政府到流氓找到了合力，所以频频出现血案，而农民往往投告无门。

庄园经济、方正化改造、农民上楼等等虽然名称不一样，但其核心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历朝历代都有，但政府直接参与、组织的绝无仅有，唯我天朝。土地兼并如果控制在经济范畴，即平时讲的大鱼吃小鱼，那是相对温和的，矛盾不会激化，甚至有点按经济规律办事。相反，如果行政干预了，甚至动用国家机器，那就是激进式的，引发的社会矛盾会很激烈且规模大。历史上朝廷时不时颁发什么《占山令》《占田法》之类的政策法规，就是抑制土地兼并，缓解社会矛盾的。

相对于工业掠夺，土地兼并更具有广泛性和毁灭性，其结果就是产生失地人口，即流民。而流民是社会大动乱的根源，从黄巾、黄巢到李自成、洪秀全无不如此。流民问题一定要引起国家管理者的高度重视。随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农民失地也是大方向，是大势所趋，但如何因势利导、积极稳妥、钝化矛盾，从土地赔付份额上，从社会保障系统，从人口出路等方面通盘考虑农民利益，这需要当政者的智慧和魄力。这不仅仅是对农民负责的问题，更是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大事情，千万不能图一朝之政绩，为一己之私利，而留千古之遗恨！

感恩国民是现代文明对国家管理提出的必然要求，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农民更是弱势群体，是被时代逐步淘汰的弃儿，由于几千年官本位思想的久远影响，视农民为奴役的工具的观点一直留存在我们的文化里，管理者一时半会还不习惯对国民尤其是对农民感谢回报，为此大声疾呼,国家要学会感恩农民!

2013年7月18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