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图书馆翻到一本《从文自传》，书中收录了建国前夕沈从文和张兆和等人的书信及其日记、手记二十余篇，揭示了当时沈在面对政治巨变时的敏感与脆弱。对自由主义的坚守，和对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坚持，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一直是左翼文学阵营的批判对象。及至建国前夕，第一次文代会如火如荼的筹备中，蜚声文坛的沈却被拒之门外，正因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沈一面对被边缘化感到痛心，一面对自己和家人的命运担忧，一面不得不面对放弃写作的事实，他的精神几近崩溃，甚至一度轻生。“不想他竟在五天以前，三月二十八的上午（1949年，笔者注），忽然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伤势也不太严重，即刻送到医院急救，现在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张兆和致田真逸、沈岳琨等》）沈本质上只是个单纯的文人，抗战时期与左翼的论争也限定在文学内部，归根结底不过是文艺观点相左，划不到政治的范畴里。但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左翼的文学路线上升为国家意志，对立已不再是单纯的文艺观点的相悖，而变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1948年郭沫若写了《斥反动文艺》，怒斥沈“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极尽辱骂之能事。在这种背景下，沈的精神失常并不奇怪。事实上，面对新的国家的建立，沈也希望可以满腔热忱的参与其中，可重组后的新的文学阵营里，并没有他的名字，他终究如他所料的被无情的抛弃了。对被边缘化的恐惧和委屈，那被孤立的沉痛，击垮了沈脆弱的神经：“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与。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阳光依然那么美好，温暖而多情，对一切有生无不同样给以温暖和欣欣向荣的焕发情感。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可这还不够，给沈带来更大戕害的，是笔耕不辍二十多年后不得不放弃写作：“文字写作即完全放弃，并不什么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那许许多多写下的自以为值得保留的，或别的原因要保留的，全撕毁了。”然而，沈不论说的多么潇洒，也一样的惋惜。好比盖世的剑客，失去了双手，再也不能握住心爱的剑；只不过，剑客的无奈只是身体的，沈的无奈则是政治的、人为的。在《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一篇中，沈的文字依旧行如流水，依旧松弛有度，依旧才气逼人，可是通篇带给人的都是沉痛和悲哀。这样一位异常优秀的作家，却被我们的国家逼得不得不放弃手中的笔，成为文学史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在文中，沈回忆起丁玲，应该不是无意的，他们本是极要好的朋友，可如今丁已是新时代的文坛风云人物，反观自己，沈更加觉得孤立无援：“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沈写到张兆和，他患难与共十多年的妻子，写到他们的一双儿子，可这个幸福的家庭将面对怎样的风雨飘摇？对命运和家人的担忧和恐惧，让沈想起了翠翠，想起了他的湘西世界，恰如陈思和所论述的，也许在沈的灵魂深处，他确实有回乡隐居的想法，可随后的命运却没给他这个可能。转而研究工艺美术之后，沈虽然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可就好像让乔丹去当泥瓦匠，这不是他的价值所在。

忆殇

2013年7月14日凌晨

写于上海康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