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祖孙三代都是通过语文课本、连环画、戏剧、电影之类主旋律认识“黄世仁”这个著名人物的。但是,我们至今不知道,“黄世仁”这个“恶霸地主”是真有其人还是经过“典型化”之后的虚构人物?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并且通过“忆苦思甜”之类的“统一思想教育”,由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通过天长日久的思想熏陶,以至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祖孙三代都高度一致的认为:由于他在“年关逼债”时,见杨白劳还不起债,便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拿出预先写好的卖身契,要抢走喜儿顶债。由此可见,黄世仁是有预谋的行凶作恶。杨白劳在万般无奈之下,被恶霸地主逼得喝卤水自杀。这就是万恶的旧社会,剥削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血腥写照……所以,“黄世仁”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霸地主。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根植于我们祖孙三代脑海深处的固有观念如今却有了翻天覆地一般的变化。当然,导致这个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邓小平冒着“违反两个‘凡是’风险的改革开放路线让我们开阔了视野,打开了曾经封闭、僵化甚至是顽固的“一根筋”思路。二、是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神让我们重新学习、认识和理解了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辩证唯物思想之后,我们又把《白毛女》找出来仔细拜读之后,竟然发现:黄世仁不仅不是恶霸地主,反而遵规守法的好同志!
其理由如下:
一、从秦朝的“井田制”、到“太平天国”的“天朝地亩制”、再到民国,可见,在这2000多年以来,各朝各代实行的都是土地私有制。土地的经营也是小农经济主导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于是,黄世仁与杨白劳在这个社会里就都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个体经济。他们各自拥有财富的多寡,也是平等竞争的结果。因此,也是合法的。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内在、外在因素的影响,诸如当时政策、市场机遇、各人的经营智慧和能力等等,其结果必然是优胜劣汰。从黄世仁、杨白劳在经济战场博弈的结果去看:黄世仁无疑是成功者,杨白劳则是失败者。当然,黄世仁成功的原因有可能很多:或如官商勾结、坑蒙拐骗或者勤俭持家、经营有方或运气好而发家致富。自然,杨白劳受穷的原因也很多:或因决策失误或因吃喝嫖赌、或者被官府勒索等等。只可惜不知为啥?教科书和戏剧、电影之类的《白毛女》里面都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其实:《白毛女》就是主题先行的宣传画作品。
二、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游戏规则。所以,黄世仁逼债就理所当然的就具有了天然合法性。与如今“欠债的是大爷,讨钱的象孙子”现象相比,世道确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可惜,黄世仁与杨白劳都没活到今天,要不然,他们都会吃惊得目瞪口呆。
三、从《白毛女》影视作品以及教材中,透露出这么一个细节信息:杨白劳欠债已经逾期很久了,黄世仁是在屡次讨债未果的情况下,才逼迫杨白劳的女儿顶债的。尽管黄世仁是强迫杨白劳在卖身契上摁的手印,但也正好证明“以身抵债”在当时的社会境况里是合法至少是半合法的,不然,黄世仁为啥会那么看重那张卖身契?这也正好证明——黄世仁的法制观念还是相当强的!或许,黄世仁曾经到法院起诉过杨白劳欠债不还,但是,由于杨白劳确实没有偿还能力,法院的“强制执行”也就只能是一纸空文。由于杨白劳欠债的数额不菲(不然,为啥需用人去抵债),黄世仁心有不甘,这才出现了黄世仁逼迫喜儿顶债的悲剧结果。至于杨白劳“畏债自杀”,虽然与喜儿被顶债有情理上的关联,但与法理无关。
四、从《白毛女》的情节中可以看出:杨白劳有一种“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破罐破摔”的不负责任的无赖心态。到年关时刻,他何不自己主动先到黄世仁家里去说说情?以尽量缓和一下双方的对立情绪和紧张气氛?哪怕只有一分的希望也要进到百分百的努力嘛。可他却坐等黄世仁上门来逼债。所以说,出现黄世仁抢喜儿的结果,杨白劳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五、有一个问题至今仍让黄世仁纳闷儿:当世道一变,道理也怎么会跟着变?怎么就“越穷越光荣”了?杨白劳欠债怎么一下子就得理了?富人咋就成了罪人呢?更让黄世仁想不通的是:通过自己对土地的精耕细作、勤俭持家、勤劳智慧以及对市场机遇的成功把握,合理合法的成了富甲一方的财主。若照如今的政策去评判:黄世仁可是“先富起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物呢!可是,当初的政府却把我说成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还被声称代表杨白劳等穷人的政府把我给枪毙了!纵然,“抢喜儿抵债”有为富不仁之嫌,但罪不至死吧?若照此逻辑,如今的富人们不也该被判死刑吗?如今的穷人们(为赶时髦,改叫‘弱势群体’了)不也该起来闹革命造富人的反吗?
六、黄世仁的“抢人抵债”与如今的“讨债公司”抢夺他人财物、砍别人手指、胳膊甚至绑架人质撕票的现象相比,就不算十分过分。所以,仅从这个角度上说,黄世仁也应该算得上是个“好同志”。
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因为早在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党中央就给地主富农们摘了帽、平了反、正了名(只不过还没有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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