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历时三天的合肥之行，最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居然无意间接触了，一本过去从没有关注过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报告》。我确实是农民的后人，只是我必须愧疚的承认，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一个农民，尽管我如此的热爱我的族人和茶叶，却抵不过因为我从小就了解的农人的苦楚和无望。儿时就听父亲沧桑感叹：干活，干活，干死都不得活！农活是如此的沉重，我甚至劝过父亲，咱别挖茶棵地了吧？咱别砍树扛树了吧？太累了！父亲反问我道，干活人惜乎力气怎么行？不干活哪儿有饭吃啊？我心里暗暗发誓，我将来就不干活还有饭吃，还要吃好吃的饭！因而这些年也就忽视了这个群体，想来的确是忘本了。

开篇的这个故事，选用了个农民维权的殉道者丁作明事件。这个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知识分子，平时收听广播报纸，关注党中央的一系列富农政策（让我想起了小大，他连上茶山摘茶都带着个收音机），不满村里的横征暴敛—年平均收入仅四百块的地域，各项税负摊起来居然达到人均一百多，确实可以用上“苛捐杂税”这个词。我想到我读初二的那年，给小姨写的信里也用到了这个词，那时候家里的茶叶税也有两三百，不过小姨后来告诉我，这个词用得不妥当，而今的太平盛世谈不上“苛捐”。

我们这个民族极负忍耐性的，面对强权，习惯了步步后退，所以自古就有民不与官斗的说法，如果不是到了没有活路连饭都吃不上的边缘，绝不会揭竿而起！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浩劫，战乱，灾害，天灾，人祸，平安度日是多少代的人梦想，只要有个角落可以让我们安然生活，那么屈辱可以忍，强权可以让！但是别以为我们真的是懦弱，不过所看重的是我们的简单日子，如果当这种小日子也受到了危险，那么就已经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反抗或许还有一线生机，麻木下去就是死路一条了。路营村的村民们也许也是到了这种时刻，于是他们悄悄的开会，决意层层上访反映底层真实情况。

我突然想起了那年，我们村里所有的电话都坏了，于是我的族人们开会决定到县公司上访，要求给他们投放光缆，解决通信需要。一般来说，群体总是很有力量的，不过比这个更有力量的，却是某些组织和个人的忽悠协调能力，族人们的上访活动，却在公司门口遇到了我，问明了情况之后，我已心知这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为偏远山区维护困难，几乎没有盈利空间，恰逢整个行业都在推进光进铜退，那边是不可能投资的，因为我自家的电话坏了大半年也没有得到解决，可是我依然带着他们走进投诉中心，同事也不过是例行公事的登记了下而已。整个过程，我想不过他们也许在家里开会商讨了不下二十个小时，可是在我这里不过区区二十分钟就了结了。

丁作明们的上访比我的族人们更加艰难，得到的结果也更加苦涩，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落入了他们被举报人的手里，打击报复在这里又一次被演绎到了极致。因为在这个利益链上，丁作明是乡村一级共同的“敌人”，面对“仇敌”怎能不同仇敌忾？于是在清平世界里面，发生了最令人发指的一幕，居然活活打死了举报人！

庆幸的是人间到底还有正义之光，媒体人秉承了良知，详尽的把丁作明事件始末形成了文字报告，作为内参送到了中央领导的面前，这才有了昭雪之日，他以生命换来了村里账目的清查和全体村民的觉醒，愤怒像潮水一般涌向了作恶者丁言乐，涌向了基层政府，只是他已经闻风而逃！到底丁作明没有白白牺牲，换来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该算作烈士了。

写到这里我心里有点冷，如果这条被乱棍打死的生命没有引起轰动，如果没有新华社记者的关注，又或者媒体人跟当地政府沆瀣一气的话，那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