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怆然

每一个人都会经常回忆过去，我也是同样。最近几年，对过去的回忆更是多了起来。然而，更值得回忆的还是我在部队的人和事。每当忆起，好像时光又倒了回去，那些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就在眼前，那些可爱的战友也在眼前。

那是在动荡的年代，一列火车把我和我的战友从山东老家送进了江西鹰潭的一个山沟里。我的部队生活从此开始了，新兵连的训练也开始了。

一天的训练结束，我发现连部里多了一个扛着药箱年轻军官，他的个子高高瘦瘦，显得十分精神。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我知道他姓方，福建云霄人，是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是军医。我很羡慕他，羡慕他大学毕业，羡慕他渊博的医学知识，羡慕他当上了军医。记得有一天，我有点不舒服，他知道了，来到我住的宿舍。先摸摸我的头，又从药箱里拿出体温计递给我说：“躺下，量一下体温！”我按他说的躺在了床上，又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几分钟过去了，他说：“好了，我看看。”并伸出手接体温计，我把体温计拿出来，但没有马上给他，而是下意识的自己看了一阵才递给他，他看到我的这番动作笑了一下才接过体温计看了看说：“不发烧，没事，不用吃药！”以后，他常来宿舍找我玩，我也找他玩，因此，我感到十分荣幸，也很自豪，荣幸的是一个大学生军医常和我一起玩，真是感到三生有幸。自豪的是其他战友没有这种待遇，也没有这种机会。时间久了，他亲切的喊我“小赵”，我就喊他：“方军医”。一天他说我：“你还挺有意思，前几天给你测体温，你还自己看，动作还那么自然，好像当过大夫。”我说：“瞎看，啥也没看见。”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结束了，我被分配到卫生队当卫生员。

卫生队在一个小山坡上，是一排平房。我向队长报了到，队长山东人，姓黄，大家都亲切地喊他黄队长。他高高的个子，军装穿的整整齐齐，腰板挺得很直，脸上的胡子总是刮的干干净净，却还露出的青青的胡茬，更显得英姿威武，一身正气。他喜欢抽烟，也常让给别人抽。抽烟时都是把香烟插在一个长长的白色烟嘴上。至今我还记得，他抽的是飞马牌香烟。时间长了，我知道了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的革命，在我们这些小新兵面前既像父辈也像兄长，既可亲又可敬。

刚到卫生队头一个星期，黄队长除了带领我们一同到卫生队的小罗，小邓，小蒋，小孙，小窦小刘八个卫生员政治学习之外，还安排我们学习业务。先上来讲课的是李军医，四十多岁，十分文雅，白白的脸，很像一位从医多年的大夫。他给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基本的知识，消毒为什么先用碘酒后用酒精，为什么要用百分之七十五的酒精，伤口如何处理……。黄队长又给我们讲了如何进行战场救护，还亲自示范了头部、躯干和四肢的伤口包扎。这些知识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黄队长的爱人刘护士，在当时是我们团唯一的女军人，她给我们讲了如何进行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如何测量体温和血压，并亲自示范。

训练结束之后，其他的卫生员有的分到换药室、治疗室，还有的下了连队。我被分配到药房，从此就认识了司药，姓詹，都叫他“詹司药”。福建莆田人，卫校毕业分配到了部队。他当时也是年轻人，瘦瘦的，很精干，也很活跃，写的一手好字，乒乓球打的很好。他很谦虚，也十分认真的教我什么是药物剂量，什么是药物的含量，每种药的作用。如何配口服药，如何配外用药。口服药，外用药，麻醉药瓶签的区分等等。我当时学习很努力。除看书之外，我还把各种药的说明书搜集起来贴在一个笔记本上，经常翻着看。不长时间，我就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三个月以后就能单独值班了。他把药房、库房和制剂室的钥匙都各交给我一把。这些钥匙没地方放，又怕丢，就去商店买了一条钥匙链，明晃晃的挂在裤鼻上，显得十分神气。星期天，　老乡到卫生队找我玩，看到我有这么多钥匙，还很羡慕，因为他们一把也没有，我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钥匙。

自从我能够单独值班，经常和军医们一起值班。病号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玩，玩的最多的是下军旗，下跳棋。我开始不会，他们教我。后来学会了，棋艺也慢慢长进，也学会了耍心眼。特别是跳棋，趁对方不注意的时候乱走，他们发现我经常先赢，便开始注意了，我每走完一步再让我按原路倒回来，能倒回来说明没耍心眼，倒不回来说明耍了心眼。实际上，不光我这样，他们也经常这样，因为是纯粹的取乐，所以都是高高兴兴地开始，嘻嘻哈哈地结束。一天晚上，我和方军医值班，黄队长也和我们在值班室聊天，九点左右，几个老百姓慌慌张张地抬来一副担架，担架是用小床绑的。担架上躺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昏迷不醒。黄队长和方军医问了病情，原来是车祸。便赶快把军医们都喊来，指挥大家有条不紊的进行抢救。因为伤势太重，又是颅脑损伤，心跳十分微弱，呼吸也不平稳。过了十二点，患者病情突然恶化，呼吸、心跳停止。队长立即命令大家轮流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我也参加了，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仍然没能挽回患者的生命，还是死了。老百姓抬走了尸体，我们打扫完抢救室，这时，也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我们各回宿舍休息。但我害怕，睡不着。闭上眼睛好像那个死人就在眼前，睁开眼睛又像看到了那个死人。蒙上头，太热，把头露出来，更怕。我坐起来喊同宿舍的小蒋，他迷迷糊糊地地哼了一声又睡着了。我又躺下，还是睡不着，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吃早饭的时候，我给几个卫生员说：“吓得我一夜没睡着。”上了班，我害怕的事被队长知道了，他开着玩笑问我：“小赵，你吓得晚上没睡着？还真是个小屁孩，有什么好怕的，战场上死得人多了！”我硬着头皮说：“没害怕。”

和方军医值班清闲的时候他经常拿出来甘蔗让我吃，我问他哪来的，他不说什么，只是笑笑。后来我发现，是周围的老百姓扛着甘蔗偷偷地来到卫生队，问我们要不要，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是方军医买的。以后，司药看到也买。有时我也买，但他们不让我买，说我钱少，跟着吃就行。我们买了就放在药房的墙角里，没事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吃。因为当时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不容许自由买卖，老百姓只能偷偷地卖，我们也不敢明目张胆的买。甘蔗很便宜，一大根才要五分钱。

江西毒蛇多，老百姓上山砍柴干农活，经常被毒蛇咬伤。有一次我和沈军医值班，突然听到卫生队门口乱糟糟的声音。我赶快出去，看到一幅担架，上面躺着一个中年妇女，呻吟不止。我赶快给沈军医汇报，沈军医马上出来问清了病史，原来是被毒蛇咬伤。病情已经十分危重，脉搏跳的又快又弱，血压也很低。他让我把队长请来。我不敢怠慢，一路小跑来到山坡下的队长宿舍，队长来了。他们很快商量好了方案，便赶快抢救。先让病人大剂量地服了季德胜蛇药，又输上液体。再找到被毒蛇咬伤的伤口，沈军医用手术刀在伤口上横竖切了几刀，任凭血水不停地向外流，又在切开的刀口上敷上了蛇药。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感到有些残忍更有点害怕，但是他却说：“不这样做不行，目的是让毒素尽量排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有可能挽救病人的生命……”队长，沈军医一个晚上都没合眼，我也跟着忙活，经过一夜的抢救，天亮的时候，看到病人情况大有好转，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当时农村使用的农药主要是敌敌畏。老百姓对敌敌畏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和妥善保管的认识很不够，经常出现误服和使用过程中引起的中毒。病人又都是山里的农民，路程遥远，往往来到卫生队的时候病情已经十分危重。遇到这种情况队长总是现场指挥，方军医，陈军医一边给病人洗胃，一边用大量的解磷定、阿托品进行治疗。经过一天甚至几天的抢救之后，竟使病人转危为安。时间长了，我们还总结了一套经验：“即使病人症状消失，比较平稳了也不能大意，因为很可能出现反跳现象，病情一旦再次反复，就很难救治。”这些经验给我在以后的临床工作中治疗有机磷中毒帮助很大，所以，对那些只要有抢救机会的病人都能治愈。

花军医进修外科回来了，我也是在他进修回部队之后才认识他的，经过接触，逐渐熟悉起来。队长在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小花进修结束了，咱们的外科要开展起来，能做的手术尽量做。”一天的下午，来了一个剧烈腹痛的病人，经过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手术。我没见过手术，认为手术很是神秘。老想看看手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队长也就满足了我的要求，让我穿戴好一切之后进了手术室站在一旁观看。我看到花军医在无影灯下，聚精会神地不慌不忙地进行手术，当时我心里想，如果我将来像他一样当一个外科大夫该有多好！

江西的三四月份阴雨连绵，五月份以后天气炎热，湿度很大。我两只脚的脚趾间开始溃烂，流水不止，走路都很困难，这才知道是长了脚气。在当时又没有特效的药物，只能是对症治疗，刘护士看到说：“小赵，我给你做离子透露，会好些的。”于是，她用酒精水杨酸等配了药，天天做半小时的治疗，七天之后竟然没事了。

卫生队新来了一位大个子军医，队长把他介绍给大家说：“这是刘军医，以后就在一起工作了！”从此我和他也逐渐地熟悉了，也和他一起值班。夜里，没有病号，也常在一起吃些零食。一次值班，他在门诊室值班利用空余时间给她爱人写信，　我看到了，想离开，他说：“没事，不保密。”接着给我读起了信的内容，还让我看，第一行是毛主[xi]语录：“下定决心……”接下来才是要说的话，但没有一句相思想念的话语，先是简单地说了说工作和学习的情况，也报了平安。主要内容是鼓励妻子如何认真学习毛主[xi]著作，最后一句我到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学习毛主[xi]著作要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狠下功夫，关键是在一个狠字上。”其实，那时候大家不管是写家书还是同学、朋友之间的通信，也都是这样写，内容都差不多。

我参军第二年的春天，方军医给我说：“他要结婚了，我听后不知怎么冒出了一句话：“我以后也会结婚的。”他说：“你这么小就想结婚？也不嫌脸红”听了他的话，我真感到脸上火辣辣的，还真的脸红了。过了几天，他爱人来到了部队，我去他宿舍玩，他向他爱人介绍说：“这是小赵。”他爱人马上站起来对我笑了笑，还让我坐下，我却又不好意思了，只是站了一会就走了。至今我还记得，他爱人身材高挑，圆脸，短发，文雅，很有修养，从她那饱含学问的脸上可以看出很有文化，很想一个知识分子。詹司药也结婚了，娶的是参谋长的小姨子，山东人，她齐耳的短发，鸭蛋圆红润的脸蛋，我还记得当时詹司药说：“我爱人脸蛋红红的，很好看！”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出，他很喜欢也很爱他的爱人。花军医的新娘子也来到了部队，圆圆的脸蛋，很白净，双眼皮，两条小辫子垂到双肩。走路爱低着头，总是羞答答的样子。他们俩相亲相爱，有时花军医带她到卫生队玩，我就是在这时才见到她的。

读初中时学过杨朔的散文《荔枝蜜》。从此之后，便知道荔枝是一种很好吃的水果，但从来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我第一次吃荔枝就是黄军医给我买的。那是他带我们几十个战士到福州参加招飞体检。到了福州，住在一个军区招待所里，我和黄军医住一个房间。吃过晚饭我洗过澡还没有穿好衣服，他从外边回来，带了一包鲜红的荔枝给我说：“小赵，吃荔枝！”我一看高兴的不得了，也就很不客气地吃起来，他坐在我对面的床上边抽烟边微笑着看我吃荔枝，我拿给他一个说：“你也吃啊！”他说：“你吃吧，我们老家多得很！”不一会，我全吃光了，但是还想吃。我问他：“你在哪里买的！”他说：“就在门口！”我听后二话没说，就出去了，来到门口，买荔枝的老头还在，两毛钱一斤，我又买了五毛钱的回来吃。他说：“还没吃够？以后有机会到我家，让你吃个够！”参加招飞体检第一天我都顺利通过，但到第二天五官科检查时因为我右耳鼓膜穿孔被淘汰了，但还有其他战士没有被淘汰，还得继续体检。我和已经被淘汰的战士没事可干，就逛起了福州的公园和大街小巷，几天之后，我们参加体检的战士全部被淘汰，黄军医又带我们回到了部队。

回到部队，换防开始了，我们要换防到徐州。黄队长带领我们没白没黑地整理卫生队的药品设备和各种物资。药房的东西最多，我和詹司药也最忙，一个星期之后整理完毕，卫生队的东西装满整整四辆汽车。我和詹司药，刘军医等是第一批开拔，汽车开到鹰潭货站，汽车又上了火车，我们也随物资一起到了徐州。一周之后，黄队长压阵的最后一批也到了，接下来就是按黄队长的指示，以最快的速度卸车整理和摆放东西。经过一番忙碌，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工作。在一次卫生队的会议上，我发现又多了两位女同志，一个是范军医，政委的爱人。另一位是管护士，是陈军医的爱人。范军医一身军装总是整整齐齐，她在上班的路上戴着军帽，到了办公室就摘掉军帽，头发用发卡卡在耳后，显得十分精神，更十分慈祥，在我们这些小战士面前，既像长辈又是战友。她工作十分认真，通过处方可以看出，字写的很好。管护士已有身孕，在治疗室工作，她的话不太多，工作也十分认真，几个月之后，她生了一个男孩，陈军医给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胜开”，意思是庆祝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卫生队是一座带走廊的平房。后面是一片不大的空地，空地后面就是我们的宿舍。记得当时是八月份，正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都把冬天的军装拿出来晒。花军医也晒了他的军大衣和皮鞋，我看到他的这些东西，便突发奇想，穿上了军大衣和皮鞋，又拿一块部队发的白毛巾包上头，打扮的不伦不类，摇摇摆摆的乱走，于是，引起了大家大笑。花军医更笑，不一会我便是一身大汗，赶快又脱掉了大衣和皮鞋。又过了几天，我看到花军医宿舍的门半开着，他在房间里看着我笑，还说：“小赵，进来坐坐吧！”我便推门进去，刚碰到门，门框上掉下一只鞋砸在我的头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便笑了起来，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在故意给我开玩笑。后来我也学他，也这样逗他。几十年过去，想起来还很可笑，因为我当时还不到二十岁，他也只不过三十岁，还都在顽皮的年龄，做出这种逗人取乐的事是很正常的。

转眼到了冬天，父亲来部队看我，我还照常上班。黄队长听说我父亲来了，便到我宿舍看我父亲。他走后父亲给我说：“一个大高个长得很俊的军官来看我了，那是谁啊？”我说：“那是我们队长。”队长看过父亲之后的第二天，他爱人刘护士见到我说：“小赵，老黄听说你父亲来了，知道你们没钱，让我给你点钱。”说完，他递给我十二元钱，在当时这些钱已经不是小数目。因为我的津贴一个月只有七块钱。很长时间父亲想起来就说：“你们队长真好，一点架子也没有。”

卫生队东头有一块菜地，冬天就成了空地，队长带领我们进行了平整，建了一个排球场。又向司令部要来排球，交给我保管，不打的时候就放在药房。每到午饭过后就开始打，一直打到上班。我不会打，也不知道规则，队长就教我如何发球、垫球、托球等等。詹司药更是活跃分子，打得也很好，我也向他学习。一个多月下来，这些基本动作也掌握得差不多了。一开始，只是队长带领卫生队的人打，后来机关其他单位的人也来打，人多了不能人人都上场，队长说：“输的队下，等着的上！”就这样一个中午有时还轮不上上一次场。我更积极，为了能上场，吃饭也是了了草草，吃过饭就抱着排球向球场跑。我的那点排球技能也是在那时学会的，离开部队的几十年里，没有长进，原因是没有打过几次，只是比赛时上场充数。

天下起了大雪，零下十几度，洗过的衣服没法晒干，黄军医说：“我房间里有炉子，晾我房间吧。”我也不客气，就把洗过的衣服去他房间铁丝上去晾。后来，他为了让衣服干的快，还专门用铁丝做了一个支架放到炉子旁边，把我洗过的衣服搭在上面。第二天一早，他把干了的衣服还送到我的房间里，顿时我感到，他就像一个大哥哥关心小弟弟一样在关心着我。团机关只有一个澡堂，驻团部各单位都是轮流洗澡，卫生队是星期天的下午洗。有一次，我和陈军医一起去洗澡，先是泡了一阵，陈军医说：“小赵，我给你搓背吧！”我说：“行！”我两手撑在浴池边上让他搓。我问他：“泥多不多？”他说：“不多。”实际上泥很多，他在我背上把泥搓在中间一小堆，又捏起泥来想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塞到我的嘴里，但我突然看到他的手对着我的嘴来了，赶快闭上了嘴，他的目的没有达到便笑着说：“狡猾狡猾的。”我更是笑他没能得逞。我想报复他说：“我给你搓吧？”他可能知道我的目的笑着说：“不用了。”下一次洗澡时我先说：“我给你搓吧！”他可能是放松了警惕，也两手撑在浴池的边上让我搓，他身上也有不少泥，我也说：“不多。”一开始我用两只手用力地搓，等搓的差不多了，我只用右手搓，左手轻轻地把泥捏起又放在手心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突然捂到他的脸上，他赶快又是扭脸又是摇头还接二连三地吐，我的目的达到了，我笑他也笑。

过了春节就是二月份，黄队长通知我去军区学习，临走的前一天方军医说：“我上大学用的箱子你拿去用吧。”我没客气，也很高兴，高兴的原因一是用上他上大学用的箱子，很有意义。二是小箱子是用藤条编的，很精致，很漂亮。学习期间我回部队，黄队长已提拔为后勤处副处长，黄军医也已提拔为队长，刘护士也已提拔为军医。沈军医、李军医离开部队到了地方。方军医和花军医调到陆军组建汽车团支援柬埔寨去了。卫生员小邓也去军医大学习了，小罗去了地方医学院，小孙入伍前就是卫校毕业，也提拔为助理军医。近两年的学习结束我又回到了部队……常言说：“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我也像其他战友一样，回到了地方，从此和战友们分手了。回地方的当年，我又上学学医，然后就是毕业留校任教、干临床、从政、晋职，晋升，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

几十年里，我天天想念我的那些可爱的战友。黄队长转业回到山东临沂之后，给我来了信，我立即给他回信，还寄去了我们全家的照片，他收到后又很快回了信。三年之后，我和小邓去看望他和刘军医。见面后，握手问候，非常激动，看到他们都很好，身体还都健康，也就放心了。黄队长还是抽烟，不过不用烟嘴了，因为都是过滤嘴香烟了，抽得也不再是飞马牌香烟了。午饭是在他家吃的，一桌子菜很是丰盛，味道也很好，我们边吃边聊，不知不觉到了下午，我还有事情要办就和他们告别了。

又过了两年，我出发到烟台。突然传呼机响了，我一看是家里的电话，我马上回电话。我太太接电话说，家里有客人。我请客人接电话，原来是黄队长，但我又不能回去，无奈之下，安排和黄队长也很熟悉的战友接待了他。过了几天，烟台的事情办完了，黄队长也已经从我家回去了，我又绕道临沂，专门看了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又去过两次。两年前的春节，我打电话拜年，他说他们都很好，我说小邓说过，打算我们一起看望你们。三个月之后我又打电话问候，他说：“……你不是说你和小邓要来吗？什么时间来啊？”从他的语气里可以听出，他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很希望能够见到我们，因为他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近几年，我常在北京长住，很想给他打电话问候，但苦于电话号码在家里的号码本上，脑子又没记住，也就没打电话。去年七月我回来了，一到家就赶快找出电话号码拨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他的爱人刘军医，我问：“黄队长好吗？”她说：“老黄已经走了……”我听到这里十分悲伤，对她说的“老黄已经走了”既理解又不敢相信。刘军医接下来说的话更让我感动：“老黄走之前经常念叨你，这个小赵到哪去了？怎么家里的电话老没人接啊，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把各种因素都想了，就是找不到你……”我们说了好长时间才挂了电话，放下电话之后，我心里很难受，也埋怨自己，埋怨该去多看他几次，埋怨自己电话打得太少，埋怨……”前两天我又打电话给刘军医，得知她身体很好，这才给我的心里一些安慰。

都说人老怀旧，我虽不算太老，但对过的事经常回忆，而回忆部队的战友成了我回忆的主要内容。于是，我下决心都要找到他们，不论是在哪里都要找到他们。小邓经常和我联系，不用费劲，小罗的电话我也知道。其他的战友就要下决心找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凭自己的记忆和印象经常打电话联系他们。通过多次辗转，终于打听到了方军医的消息，不过先是打听到了她女儿的手机号码，我便自报家门，她把方军医的电话告诉了我，我又告诉她：“下午我给你爸爸打电话。”当天的下午三点，我估计他休息的差不多了，便拨通了方军医的电话，他听到是我，激动地说：“小赵，听孩子说你要来电话，高兴的我一个中午都没休息，就等你的电话……”我更是激动，滔滔不绝地一说就是半个多小时，只到打得手机发烫才挂了电话。

找黄军医就难了。开始电话打到他工作医院的医务处，接电话的人说他已退休多年，不知道他的消息。在我多次要求下，对方告诉我了老干部办公室的电话。电话打过去，又无人接听，我有空就打。好多天之后终于有人接电话了，但接电话的人又不太懂我的山东话，说了很长时间，对方总算听懂了，把他儿子的电话告诉了我。我马上又给他儿子打电话，电话通了，经过一番解释，他儿子又把他的电话告诉了我。黄军医接到我的电话很激动，我们说了很多，虽说我的山东话和他的闽南话交流起来有些困难，再加上几千里的距离，手机的信号也不太好，还算听的清楚。他虽早过七十，但身体很好，还坚持上班，日子过得也很幸福，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他也很高兴。

找花军医也不容易，只知道他在河南信阳，具体单位不太清楚。但我仍不死心，暗下决心，一定找到，终于找到他单位的电话。他也已经退休多年，都不知道他的消息。最后找到退休办的电话，退休办的一位女同志很负责，给我说了几个电话让我试着打，还告诉我，不要急，慢慢找。最后，终于在广东中山市找到了他，原来他给在中山发展的儿子子带小孩，电话接通，激动不已，又是一番诉说几十年的思念和牵挂。

徐州的战友也来了信息，也帮我找到了范军医、陈军医的电话。我接着就给范军医打电话，电话得知她和王政委都很好，虽都已经八十八岁，身体都很硬朗，思维十分清晰，对过去的事情都记得十分清楚。我也给陈军医打了电话，他告诉我，他爱人管护士在四年前就失踪了。其实管护士失踪的消息去年我就听说了，只是不好问他，我是问他管护士还好吗他才说起的。　我安慰了一番，他也简单地说了管护士失踪经过。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才恋恋不舍地挂了电话。挂电话之后，我又一次陷入沉思和同情之中，因为管护士是一位很好的人，是一个属于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本该幸福，到了晚年却不能陪伴终生。

詹司药的电话是小邓告诉我的，他告诉我之后马上给他打了电话，电话中也说了很多很多。过后的几天里，我们几乎两三天就打一次电话，互通战友的情况和电话，我把我知道的电话都告诉了他，他也把大个子刘军医的电话告诉了我。我很快把电话打到刘军医的家里，正好接电话的就是他，他说他与十年前患了脑梗塞，下楼都很困难，但生活还能自理。语言有些障碍，但还不太影响交流。值得庆幸的是记忆力很好，思维也十分清晰，问这个问那个。我把知道的战友的情况和电话号码也都说给他，他在电话的那一头还拿出笔纸都记下来。沈军医和李军医没有找到，只知道沈军医转业好像去了江西的一个铜矿，李军医好像转业到了哈尔滨，是哪个单位不知道。小孙，小刘回到河南商丘，我还看过他们。小蒋回到福建，听小邓说见过他。小窦也回到河南。比我晚二年入伍的小房，小李还在徐州，小何回到了洛阳……。

最后，我又一次给小邓打电话，我把战友的电话号码也都告诉了他，他问我：“你是怎么都打听到的？”我回答的很简单：“查到的。”实际上我想把怎么打听到的都告诉他，但一想，没必要，自己知道就行了。因为对我来说，有一种动力，就是多年的牵挂和思念，是那种在部队建立的牢不可破情义和友谊。通过电话得知，不光我的心情是这样，他们也都如此，也都互相牵挂着，思念着。他们每个人现在的外貌怎么样，在我的的脑海里还是几十年前的那个摸样，就像方军医说的：“小赵，我又看了你的照片，在我的印象里你还像照片中那样年轻，瘦瘦的……”我也常翻起过去的老照片，照片中的方军医也是瘦瘦的，棱角分明的脸不但包含学问而还带有稚气。

印象归印象，印象只是当时的面貌的停留，也像拍照片一样，反映的只是按快门的一瞬间。分别之后，我们天各一方，不在一地，但时间对我们来说都是公平的，都一同度过了几十个岁月，也一同年长了几十岁。要说有差别，只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同而已。除和我同年入伍的八个卫生员之外，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和战友们联系上了，总算多年的思念和牵挂没有白费，我都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也都互通了电话，都感谢我的问候，也感谢我给他们说了战友们的电话。这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却又高兴不起来，因为黄队长走了。管护士失踪了。叱咤球场的大个子刘军医因脑梗塞下楼都困难了。我也不能再提着方军医的那个小箱子去学习了。吃不上黄军医买的荔枝了，也不能去他房间晾衣服了。不能和陈军医互相搓澡了。也不能和花军医开玩笑了。不能和詹司药一起工作了，也……,每当想起这些，心里就阵阵的悲伤，我常问自己，他们真的老了吗？为什么不能还那样年轻？我也年长了几十岁吗？为什么不再是黄队长说的那个小屁孩？……悲伤归悲伤，事实总归还是事实，自古以来谁也挡不住一个个春夏秋冬的往来复去和岁月的流失。还真的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也真的体会到“似水年华”的真正含义。那美好的过去只能十分无奈地看着它过去和远去，永远地不会再来！不会再来！！留下的只是眼前的分离和各自逐渐变老的事实，内心里更是那怆然的无尽！无尽的怆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