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黄中就分管登山工作。他对登山有一种天然情结，对登山运动情有独钟。他不只一次地讲过：我喜欢登山事业和这帮人，一是工作关系，一是天然情感。他认为“登山与其他体育项目相比，登山运动所面对的不仅是困难，而且大量的是危险；这些危险的强烈程度，有时甚至是生死的转换；而危险的出现，又颇具未知性、偶然性和挑战性。总之，登山更像解放军打仗，我喜欢这个项目的原因也在于此。”

1957年9月，苏联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组成中苏联合探险队，准备在1959年3～6月，从北坡攀登珠峰。这一大胆的设想，得到了贺龙的支持。1958年初春，贺老总指示国家体委分管登山运动的黄中就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问题，正式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报告。报告于4月5日得到批准。4月8日，贺龙即召集了有地质部、卫生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军队体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他向与会同志宣布：“苏联登山运动员要求与我国登山运动员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这个要求已经得到党中央的批准。”他说：“开展登山运动，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服务的。这是一项重要的事业。我国山多宝多，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要踏上祖国的每一座高山，要给每座山峰作出结论。这是光荣的职责。”

不久，在贺龙指示下，中央体委成立登山协会。开始了进行科学考察和技术准备，以保证来年攀登成功。苏方代表吉诺夫、中方代表黄中，于1958年7月21～26日就合作攀登珠峰进行了磋商，确定了实施计划。之后，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周恩来、邓小平、贺龙、陈毅等几位领导人在北戴河共同听取了黄中的详细汇报，并作了研究。商定：如果登顶成功，就把珠峰命名为“友谊峰”。同时立即组成了登山指挥部，贺龙亲任总指挥，黄中和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张经武任副总指挥。

8月30日，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提出：为了帮助中苏联合探险队准确探测登山路线，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订货的方式，从苏联购买两架ah新型飞机。10月，赫鲁晓夫回信，表示同意卖给中国飞机。

正当中国登山队于1959年3月到达拉萨、先遣队准备向珠峰挺进之际，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生了叛乱。这样，登山队被迫暂时停止活动。贺龙遂指示他们“继续进行准备，改为明年攀登”并邀请苏方代表来华具体协商。此刻正逢中苏关系开始破裂，苏联已无意与中方合作。出于礼貌，他们派出了代表团与以黄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会谈。然而，最终还是表示不参与这次登山合作。

12月22日，刚从杭州参加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的贺龙，便把黄中、史占春等请到办公室了解了苏中会谈结果。他得知上述情况后，沉默了许久，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登，有成功的把握吗？”

屋内一阵沉默。

史占春反复掂量了贺龙这句话的分量，终于开口：“其他方面，问题不大。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现在的装备不行，缺少登8000米以上高度的装备。按照原来的协议，是苏方提供的。苏联不参加，我们也就不可能指望他们给。可是，目前我国还不能生产。”

贺龙问：“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呀！这些装备哪一国的最好？”

“英国和瑞士的。”史占春回答。

“你们搞一个预算，我给刘主[xi]写个报告，请他批外汇。”贺龙说罢，轻轻一拍桌子，站起来：“好，就这样吧，他们不干，我们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不久，贺龙向国家主[xi]刘少奇呈递了到国外购买先进登山装备的报告。刘主[xi]为此批给体委20万美金。1959年年底，由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和周正赴瑞士和英国选购装备。为争取时间，黄中联系了专机，航程1万多公里，将装备转辗运到西藏登山大本营。

1960年3月25日，中国登山队全体队员在珠峰脚下的广场上集合，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入晴空。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

5月26日零点30分，日夜坚守在大本营无线电台前的老报务员罗家谯，用颤抖的手抄完最后一组电码，流着热泪，飞快地跑进队部，激动地读着电文：

“突击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于25日黎明4时20分胜利登上了顶峰！”

新华社记者郭超人含着喜悦的泪水，立即向北京发出了征服世界最高峰的第一条电讯。

此刻，黄中已是三天三夜未曾合眼，白天坐阵总指挥部，夜晚守候在电话机旁，以便根据前方的汇报，及时解决危难问题。尤其是在深夜接到周恩来总理关心前方将士情况的询问电话，更使他意识到责任的重大。当接到前方成功登顶的消息后，满含热泪的他急忙向贺龙报告了情况。胜利的喜讯让贺老总激动不已。他立即向在外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报告。同时，最先向中国登山队发出了贺电。

第二天，《　人民日报　》根据贺龙的建议，印发了创刊以来的首发《　号外　》。这份红色喜报在首都街头飞舞，人们争相阅读，奔走相告，轰动一时。

胜利是巨大的。喜悦之后的黄中却有些遗憾。他觉得第一次登顶人数少，只有3个人；登顶时间是在凌晨，因光线不足没有留下图像材料；限于经济和各种条件的限制，没有实测珠峰的高程。当时所使用珠峰高程（8882米），还是外国人测的。

为此，黄中一直心有不甘，做着再登珠峰的梦；为此，中国登山队一直在准备第二次攀登珠峰。1961年11月2日，中国女子登山队登上了海拔7595米的贡格尓九别峰，创造了女子登山高度的世界纪录。1964年5月2日10时20分，中国登山队登上了还未被人类征服的世界第14座高峰、海拔8012米的西夏邦马峰，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划时代的乐章。1965年，我国登山队登珠峰达到8200米高度。到了1966年准备再次登顶时，却遇到了无法抗拒的“风暴”。这场“文革”“风暴”使黄中和中国登山队的梦化为泡影。

“文革”中，一切都停顿了，各种机构也不存在了，被下放的下放，被监管的监管。黄中当然也受到了冲击，他的罪名最主要的一条是搞登山运动，不顾死活，一味玩命。又说黄中专门给贺龙抬轿子，贺老总主管体育，黄中一下变成最大的保皇派。

1969年黄中被下放到山西屯留劳动改造、接受“审查”。行政管理上被编在由国家登山队组成的体委机关连队十二班。当他走进这些昔日熟悉的下属和战友中间时，心里一阵暗喜，仿佛回到了家，而四周热情的人又像在迎接归来的亲人。后来从干校回到北京，黄中同志告诉他们：“当时干校宣布让我去十二班，我心里一直美滋滋的，可算‘得天独厚’了！”他还开玩笑说：“这些话也只能现在和你们说。如当时我这样表示，岂不说明你们这些‘管教者’和我这个‘被管教者’早已串通了！那样十二班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在干校的劳动、生活中，使他与登山队的“天然情感”又有了进一步的升华。他对他们充分尊重和信赖，行动上“遵纪守法”。而他们表面上对他严加监管，暗中却是爱护备至，仍把黄中看做可敬爱的长辈和良师益友，在劳动和生活上尽力多给予关照。

十二班负责饲养两匹马和两头黄牛，许竞当马车夫，黄中和胡琳饲养牛马。从此，在干校大院西北角、正门朝东棚里有了一个老牛倌，就是人称的老黄中。有人干脆叫他“老黄牛”。入冬季节他穿上一件退了色的军棉袄，用稻草搓了一根又粗又长的草绳，扎在腰间以防寒气。当他以这付“武装”打扮，牵上那匹刚退役的军马在太行山麓溜达时，人们不由得会想起当年他在延安饮马延河水的情景。

有个冬天，登山队承担了在寒冬腊月挖麻池的任务。麻池里有齐膝深的冰渣与淤泥，挖麻池的任务十分艰苦，下池前都要先喝一口白酒。早饭后十二班列队出发时，黄中也站在队列中等待出发。班长忽然发现队尾排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老头，再一看正是腰间扎着稻草绳的老黄中。他知道黄中的心脏不太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去参加这样繁重、艰苦的活儿。只听一声命令：“黄中出列回牛棚值班。”黄中只得目送着远去的人们，心里却像一锅沸腾的水。

有一天中午，外出割草的黄中没按时回来，胡琳骑上自行车顺路寻找，只见他靠在路边，那辆装满草料的平板车斜倒在身旁。原来，那几天他感冒了正发着烧。胡琳急了，冲着他高喊：“不要命啦！病了还出车，还想出梦华的事故啊！”（李梦华拉板车去屯留县下陡坡时，人滑倒了，车从身上飞滚过去，令人后怕）。从此，班里一致决定不让黄中单独外出劳动了，也不让他值夜班，从此他当上了马车夫许竞的助手。

还有一次，十二班死了一只“瘟鸡”，有人不敢吃，弃之又可惜，于是黄中带头下筷子。事后上面说黄中表现不错，又表扬十二班对黄中改造得好。黄中和大伙都捂嘴暗笑，原来十二班有学生物专业的，事前已告知这只鸡是可以吃的　……

1972年，黄中在周总理的关心下，由时任体委主任王猛安排回到北京。他恢复工作后，积极倡导恢复登山建制，重整登山队伍，认真进行再登珠峰的筹划工作。

1973年初春的一个早晨，黄中来到了登山队在老山的驻地，讨论再次攀登珠峰的具体计划。他一进会议室就说：“我又来了，咱们又一起干啦！”仿佛一只被打散的队伍重新聚起。讨论会上，大家研究了总体计划，老黄中就如何打一场漂亮的摄影仗，如何配合高山科考队测量珠峰高度的问题，详细谈了自己的想法。他仔细地观看了已试制成准备竖立在峰顶的测量觇标后说：“这3米高的觇标要牢牢地固定在珠穆朗玛顶峰，让它成年累月地抵挡住12级高空风的袭击。我们的登顶队员要高高地举起五星红旗以觇标为背景拍下照片、电影，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然而，人们心里清楚，黄中接受指挥再次攀登珠峰的任务时，他受“四人帮”的审查还没有结论，还带着“特嫌”“叛嫌”的帽子。在那个年月里，黄中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登山运动是既艰苦又危险的项目，队员随时都有受伤和牺牲的可能。如果此次登山安全成功，那么，正在接受“审查”的黄中的日子还好过一点儿；如果此次登山出现任何一点儿意外，那么，对尚无审查结论的黄中无疑是雪上加霜，莫须有的罪名会蜂拥而至。但是，黄中并没有考虑自己的处境和得失，毅然接受了任务。想到这里，人们不由得被他那为了党的事业和祖国的荣誉而忍辱负重、忠心耿耿、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高尚品德所深深感动。

20年后，黄中对他的堂弟说：“有些事，我从来不愿说，也很少有人知道。像1975年要我指挥再登珠穆朗玛峰就是这样。那时谁也不愿承担指挥的工作，我当时虽然已复出工作，但还给我留下一个不小的尾巴，以莫须有的‘叛徒’‘特嫌’继续拖着不结案。因而我更不愿去做这个事，风险太大。可是第一次登珠峰是我指挥的，所以这次在会上研究时，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角度坚持提出仍让我来指挥。我再三推辞推不掉。当然，我也知道当时也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人能做这件事。可是，另一方面从我当时处境来看，我挑起这副担子，如果登顶中出了事，等着我的就是一顶‘有意破坏’的大帽子，就是进大狱。那时候这种做法不新鲜。权衡下来，最后还是横下心接过来了。在这个时候，只能以大局为重，尽自己力量去把事情做好。个人得失、后果只能丢一边了。”其高风亮节昭如日星。

第二次登山因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进展颇为顺利，但是一到前沿后，战时情况可谓瞬息万变。5月底是一年之中登山最后的好天气，把好气象关是登顶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因素。前方由队长史占春指挥，后方由黄中坐阵指挥。他们如同作战一样，电报往复，事事落实，又事事必须帮助前方指挥员作出正确决断。

第一次突击顶峰的行军开始了，在指挥部办公室值班的胡琳刚听到前方传来好消息就当即拨通了黄中的电话，晚上黄中就整夜守候在电话机旁。当胡琳激动地说：“老黄中，不得了啦，20人到达了8600米，13人到了8200米，两个梯队共有5名女队员，明天第一梯队登顶，珠穆朗玛顶峰该站不下了！”谁知黄中十分冷静而严厉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登的是珠穆朗玛峰，离登顶还差300多米，困难还在后头呢！你身为指挥部办公室值班员，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把你的情绪带给前方”，接着又对她说：“你先放下电话，冷静下来再报告情况。”

他给胡琳泼了一盆冷水，胡琳顿时清醒了，对呀，第一梯队在后面摄影的邬宗岳同志还没跟上队伍！

果然发生了不幸，登山队副政委邬宗岳一直没有跟上队伍，他因过度疲劳在8500米附近不幸滑脱登山绳而失踪。黄中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心急如焚，当即指示暂时推迟登顶，尽全力寻找抢救邬宗岳同志！

次日，30多名突击队员在8200～8600米间艰苦奋战50个小时，终于找到堕崖牺牲的邬宗岳，并从他的背包里找到了沿途拍摄的电影胶片。由于气候有变，突击队不得不返回5000米大本营。而在北京的黄中已是数日未眠，听到邬宗岳牺牲的噩耗，更是悲恸到了极点。他的夫人也因连夜不停的电话和山上的紧急情况焦急、劳累得病倒住院。

面临第一次突击登顶失败，使登顶时间后拖，山区活动时间拉长，需要补充给养。黄中坚定地说：“前方解决不了的有西藏，西藏解决不了的还有中央！”在他果断的指挥下，经过请示中央，联系总参　……　最后由中央军委下达指令，派了一架飞机从北京把蔬菜送到了日喀则。中央的巨大关怀和鼓舞是最有力的战前动员，登山健儿说：“冲中央的关怀，冲黄中的一片心，冲飞机上的菜，死也要登上去。”队长说：“不登上顶峰，死不瞑目！”

据雷加撰文记述：“这次登顶分两个梯队，到达8500米后，第一梯队有的冻伤退下来，其中的两名女队员也全退了下来。第二梯队有个女的叫潘多，但体质稍弱，后方说南坡日本登山队有个女的登上去了，我们最好也要一位女队员登顶，黄中提出要潘多登顶，登顶的成员果然有潘多，她是这次登顶9位队员中唯一一位值得骄傲的女性。

“1975年，正式登顶的时间是5月27日下午14时30分。9名队员在顶峰呆了70分钟。他们感到特别满意的是顶峰上的阳光十足，好像一百架一千架摄影机也用不完。9名登山队员个个红仆仆的脸又像9颗小太阳，使那面插在顶峰上的五星红旗更加光彩夺目。”

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老黄中的第一个指示是，通知大本营，组织好山上全部人员安全下撤，保证顶峰资料平安送回北京，从大本营到拉萨不准赶夜路。但是，这时护送登顶资料、胶卷的汽车已经从大本营连夜赶路出发，无法追回来，谁料半途翻车，汽车翻了个360°，护送资料的曾曙生和司机竟没有受伤，资料完整无缺，两人行程一天一夜赶到。后来，向老黄中报告发生的险情，他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早做安排。

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消息和照片在各报头版刊登出来，黄中看到登顶队员在觇标前高举五星红旗的巨幅彩色照片时，他激动地说：“真不容易呀！我等你等了15年！”

黄中从体委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很多单位请他去当顾问他都推了，但他向体委党组提出要当登山协会的顾问。登山协会每有重大活动请他出席时，他总是痛快地答应。1993年，海峡两岸登山运动员登珠穆朗玛峰成功，黄中十分激动。在庆功会上，他一见到当时的队长曾曙生，立刻拉着他的手说：“干得好！干得好！”

后来，老黄中重病缠身，几次住进医院。在他领导下工作近40年的老登山常惦着他的病情。1995年春节，他刚出院回家，史占春、王风桐、王富洲、曾曙生、胡琳等十多人去家给他拜年。面对大家深情的问候，老黄中笑了，连声说谢谢，还说：“你们知道吗？我在医院病得顶不住时，真盼着你们来看我，可你们怎么都不来。”王富洲连忙解释说：“我们都惦着您的病情，不是不想去看您，是怕人太多影响您休息。”这时，只见他感叹道：“是啊！谁让我和登山有缘分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