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6日，新中国成立的第26天，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的荣高棠同时任“体总”副主任兼秘书长，主抓全国的体育工作。当时体育工作归团中央管，1951年4月，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廖承志签发了一份关于各地团组织建立军事体育部的通知。团中央急需一位军事体育部部长的人选，荣高棠颇费踌躇。后来，东北团委副书记章泽等多人推荐东北团委秘书长黄中。

荣高棠经仔细了解，知道比自己小3岁的黄中在抗战前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大学生。他出身名门，叔父黄显声是张学良将军手下倚重的少壮派，后在歌乐山同杨虎城将军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黄中从小喜欢体育运动，足球、游泳、滑冰成绩皆佳，绰号“黄牛”，1938年投奔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曾在教育、人事部门和剧社工作，素质全面，能力超群，真是最佳人选。军体部长就是他了！荣高棠下了最后的决心。

但调令已发出多日，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黄中却不愿离开东北，迟迟不来报到。荣高棠岂肯放过，他跑中组部请他们快下死命令让黄中来京报到。

6月的一个上午，团中央副秘书长马仪打电话要团中央军事体育部的秘书柯犁立即到天安门东御河桥团中央书记办公室去。柯犁一进去，一位梳背头、戴近视镜，洋气十足的中年人笑容可掬地站起来向他伸过手来。马仪向那位生人介绍说：“这就是柯犁同志。”又回过头来告诉柯犁：“这是黄中同志，你们军事体育部的部长，请你安排好他的食宿。”

随后，黄中跟随柯犁来到团中央驻地，在东墙根一溜儿简陋平房的单身干部宿舍住下。那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里面只有一门、一窗、一桌、一椅、一床、一凳，别无他物，更没有卫生设备。好在黄中的行李很少，一卷被褥往床上一铺，所剩的也只是几件换洗衣服，正好当枕头。接着他们来到小灶食堂。两桌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挤在一间小屋，正有说有笑地吃午饭。柯犁引黄中上桌，并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军事体育部部长黄中同志。”话音一落，屋子发出一阵欢迎的掌声，同时大家起立让座。这时，管理员过来递给柯犁一张表格，要他先办就餐手续。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主编张黎群一手把表格抢了过去。在自己的名下记下两个客饭，对管理员说：“先吃饭再说！”豪爽之气透人肺腑。座上不少人认识黄中，也有的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于是，问好的、自我介绍的、打听别的熟人的，好生亲热。黄中高高兴兴地在友好欢迎的气氛中吃了到任后的第一顿午饭。

第二天，黄中来到王府井头条，原长安饭店三楼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上班。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体总秘书长荣高棠报到。这天，荣高棠听说黄中来了，性急的他马上跑去，一推门，只见一个气宇轩昂的高个男子笑迎上来，他梳着背头，戴着近视镜，浑身上下露出书卷气，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

荣高棠热情地与他握手。两人坐下后，一谈体育两颗心立刻就挨近了。关于未来体育工作怎么抓，黄中凭着自己过去参加运动会的经验和体会，他已有了一套想法，简短的交谈，已让荣高棠心里感到十分满意。他想“黄中果然是个人才！”他们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接下来的几天，黄中看文件、听汇报，进进出出，十分繁忙。两天下来，他得出印象：百废待兴。当办公室只剩下他和柯犁两个人时，黄中伸了伸疲劳的身板，感慨地说：“早知道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我该早来才好。”

很快，为了工作的需要，黄中被增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副秘书长。体总筹委会1949年成立以来已经一年多了。这期间，办了全国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创刊了机关刊物《　新体育　》；派出了第一个访苏体育代表团，全面学习苏联体育工作经验；动员体育界举办各种体育活动，募款买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接待苏联第一个男子篮球队；派出吴学谦等3名观察员出席印度主办的亚洲运动会　……　到黄中上任的时候，已是大学苏联经验的时候，开展工作的力度越来越大：全国体总要正式成立，并结束它的筹备阶段；中央体育学院要筹划；政府中建立体委的计划也开始初步酝酿；劳卫制要试办；高水平运动队要组建；还有第一套广播体操要编制和推广　……

团中央书记处几位书记冯文彬、廖承志、荣高棠主要负责全国青年和体育方面的决策和指挥，而诸多具体工作，一桩桩、一件件都压在这位新任团中央专司军事体育职能的部门之长黄中身上，要他去提各种方案，去组织实施，去落实。黄中把急于要办的事情排了排队，理出了头绪：要指挥作战，先建司令部。他一头扎进找房子、调人马这些最基本的建设上。

先是调人。他们首先看中了部队这个人才宝库。黄中和他的助手三天两头找总政组织部，找陆海空三军，向他们要人，也要器材。答应之后，接下来就是一级、一级地催，一个、一个地调。1951年夏，陆、海、空军送来了一批准备调国防俱乐部的干部档案。团中央组织部审查后，一批历史比较复杂的技术干部被压下来。黄中知道后，手拍着厚厚一叠档案说：“都要！”还向当时的人事干部嘟囔说：“要赶快开展工作，哪儿去找十全十美的干部？”

当然，比起部队的慷慨，一些地方部门就不那么痛快了。甚至在团中央同一个系统的人想调到“体总”来也是很难的。

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吴重远，刚解放就调入了团中央的社会服务部，1950年，团中央派文化服务团去井冈山老区宣传，吴重远手拿笔记本，身背照相机，十分活跃，很快就采写了好几篇文章，同时，拍摄了许多照片。服务团回北京后，他连夜搞出了一个图文并茂的展览。第二天展出后，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称赞。时任团中央秘书长的荣高棠看了很高兴，就把作品推荐给刚试刊的《　中国青年报　》发表了。于是，“吴快手”的绰号也就很快传开了。

不久，吴重远被调到团中央宣传部，荣高棠此时正在策划中央体委机关的组建，也想调吴重远来，只因为宣传部的领导舍不得放，只好暂时作罢。

一天，柯犁来机关找黄中汇报工作，吴重远也同去了。谈完工作后，他们要离开时，黄中指着吴重远说：“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什么事情闷闷不乐呀？”吴重远告诉他：“我从小喜欢体育，对体育工作还蛮有兴趣，社会服务部的许多同志柯犁、晏福民、刘秀政、曾宪越、孙叶青都调到快成立的中央体委了，我也想到体委工作，可团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同志不让走，心里有那么点儿不痛快！”

黄中笑着说：“是吗，那好办呀！听高棠同志说过要调你来。老实讲，现在愿意调来体委工作的同志不多，有的调来了还闹情绪，瞧不起体育工作，你愿意自投罗网，不错！我可以给你出把力，可以解决。”

不久，经过荣高棠和黄中的努力，吴重远如愿以偿。吴重远调到中央体委后，就一直在宣传部门奋斗了几十年，写了许多颇有影响和分量的文章，为领导起草报告也是把好手。后来曾任宣传司司长、中国奥委会副主[xi]。在中国参加的多次亚运会、奥运会重大活动中，都担任新闻发言人或报告起草人。

由于事业的发展壮大，原来御河桥团中央的办公用房已经满足不了需要。然而新的房子得自己去找。黄中带着柯犁骑着自行车到处去看待售的空房，包括后海辅仁大学的一个大空院，环境真好，院落屋宇也都宽敞，他们都很满意。一打听，可惜售价太高，买不起。最后用一千多万元（旧币）买下了西单未英胡同33号的小院和临近的几间平房，体总筹委会军事体育就都搬进了那里。

未英胡同33号的小院北面、南面、西面的大房子比较宽敞，是大家办公的地方，黄中则是在一个2.5米见方的小屋子办公，这里原来是厨房，冬天比别的屋子冷，夏天比别的屋子热。大家的吃、住都在小院，上班不出院门。有的人住办公室，有的住在附近平房，都比较方便。由于房子不够，只剩下黄中住在御河桥，不论风霜雨雪，依旧天天骑自行车忙碌地奔波着，从来不叫司机班派车接送他上下班。

荣高棠让黄中办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筹办中央体训班，由他任体训班班主任，要集中选拔人员、建立训练基地，为国家培养运动员的骨干力量。

这天傍晚，黄中来到位于北京北郊的清华园。他要找的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我国著名篮球宿将牟作云。他邀请牟作云出山，任体训班副主任兼领队。牟作云是中国篮球“五虎将”之一。柏林奥运会时，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去参加了。但那次体育盛会留给他的是满腹屈辱感。七七事变后，日本伪政权搞《　中日满亲善运动会　》，派人找牟作云参加，被牟作云断然拒绝：“我不去，我不当亡国奴！”事后他化妆逃出北平，才免陷日本宪兵队的魔窟。在马约翰教授的帮助下，他辗转上海、香港、河内逃到了昆明，成为西南联大的体育教师，并与马约翰的二女儿马佩伦喜结秦晋之好。1946年，牟作云到美国春田体育学院学习，在那里不仅系统学习了体育行政学、体育统计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员健康检查与治疗等课程，还主修了从初级篮球到高级篮球训练理论，参加了全美大学生篮球教练员交流会，向不同风格流派的教练员请教了篮球教学方法和训练方法　……　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地武装了自己，极大地开阔了眼界。

两人一见如故。黄中说明了准备筹建国家体训班，要物色助手的来意。并单刀直入：“体总想把你从清华大学调出来搞体训班！”摘牟作云听否感慨地说：“体训班早就应该搞了！我去没问题，但离开清华还须问问马老。”

人们知道，清华大学的著名体育教授马约翰惜才如命，牟作云是他的得意门生，又是乘龙快婿，不经过他的同意，是绝对调不出来的。岂料黄中笑着说，“这一关你放心，马老早开绿灯了。”原来，早在1932年读清华的荣高棠，就是马约翰老先生率领下的清华篮球队队员，如今担任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的荣高棠此前已找过老，商谈了借调牟作云的事，并得到了马老的支持。

当下，两人就体训班的人员、组织、场地等问题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根据当时的条件，只能搞篮球、排球。队员由全国篮球、排球比赛中选出的国手组成。排球教练员请清华的马启伟担任，牟作云兼任篮球队教练员。

这天清晨，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和体总副秘书长黄中，乘着一辆黑色“吉姆”小轿车由市区快速向北京大学驶去。他们是专程去参加中央体训班开学典礼的。

在简陋的礼堂里，牟作云、马启伟等教授和20几位篮球、排球国手兴奋地聆听着体总领导的讲话。冯文彬同志首先宣布：中央体训班正式成立，黄中兼任班主任，牟作云、李凤楼任副班主任。接着黄中发表了“就职演说”。他向大家讲了体训班的3条宗旨：一是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边工作、边学习；二是对外代表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和双边比赛；三是下基层对群众体育活动进行辅导　……

在黄中和牟作云的直接领导下，中央体训班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后来，打破世界女子跳高纪录、被美联社誉为宣告中国体育运动春天降临的一只燕子的郑风荣，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举重运动员陈镜开，第一个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得金牌的游泳选手吴传玉，都是这个训练班的学员　……

1952年初，在天坛圜丘东边的神库和宰牲亭，建立了中央人民国防俱乐部。这时的黄中已经身兼数职：团中央军事体育部部长，体总筹委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央人民国防俱乐部（1952年6月改为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主任。主持着3个新建的摊子，事情多，头绪乱，时间紧。他得弹钢琴。

1952年6月10日，毛主[xi]为全国体总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拿到题词后，黄中即时召集老体育专家董守义先生和吴江平、田晖、杨烈、田镇峰等，研究、商讨开展群众体育活动，责成杨烈、吴江平等组织编写第一套广播体操和劳卫操，并聘请解放军的作曲家何士德谱曲。随后在全国开展了广播体操活动。

同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首届全国乒乓球比赛大会，选出姜永宁、孙梅英、王传耀等优秀运动员，组成了新中国第一支国家乒乓球队，黄中指派吴江平任领队，梁焯辉和郭德观任教练员，熊斗寅任秘书，高鹤任翻译，在北京饭店迎接印度乒乓球队的比赛。这是新中国首次举行的国际乒乓球赛事。赛后中国队随即又同印度队一起，到天津、上海、武汉和广州继续进行友谊赛。巡回赛前，黄中特别细致地说：“这是到各大城市巡回表演的国际活动，务必要尊重地方同志的意见，又要普及乒乓球运动。”就在这次巡回赛后，经过在广州1个月的集训，正式成立了国家乒乓球队。　

在组织群众体育工作中，黄中十分注意听取和吸纳各方面不同的意见。1952年体总来了一位老武术工作者，和郝克强同住一间宿舍，对郝克强说，武术界有些人对没有武术组织有意见，说旧社会还有国术馆，现在没有了。这位老武术工作者说他刚来，不好反映。于是郝克强便写了一个材料向黄中反映了这个情况，并建议体总成立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吸收武术界人士参加。黄中看了即表同意并请示了体总领导，很快便成立了相关的组织机构。郝克强提出国民党时期官方通用的“国术”名称不如历史上曾用过的“武术”，建议改称“武术”，得到黄中积极支持。这次竞赛大会后，从大会选拔百名武术高手，组成新中国第一支国家武术队。以后，武术这个名称逐渐推广开来，现在已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同。

1953年11月，在天津举行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是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运动大会。吴江平任大会副秘书长兼竞赛部长。黄中特别指示说：发展各民族传统民间体育，是关系到各民族体质的大事，一定要把首届大会开得精彩。”在筹备大会期间，有同志提出在民间举石担石锁项目中，增加国际杠铃举重。他略加考虑后说：“好！好！现在就开始打下举重走向国际比赛的基础。”

从此，中国的举重竟技完成了从石提石琐向国际化杠铃的转化。当中国人一次次打破西方人的垄断，举起了一个个新的世界纪录之时，人们对黄中这些筚路蓝缕的拓荒者，无不肃然起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