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说：“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是总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1966年春夏，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浩动，是中国共[chan*]党历史上的一场悲剧，又是每个人在所难免的一场灾难。在这场人为的巨大风暴中，体育遭受到极其严重的催毁，跌入到建国以来的最低谷。

运动初起，随着全国各行各业掀起“造反”风潮，体育界的“革命烈火”首先从体育院校中点燃起来。紧接着，体育组织管理机构陷入瘫痪，正常工作完全被打乱，竞赛取消了，训练活动中止了，几乎每个人都被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漩涡，各级领导干部相继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遭到揪斗。从此，政治斗争完全代替了运动训练和竞技比赛。从体育官员到教练员、运动员，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迫离开了自己热爱的体育事业，无一不被卷入这场内乱之中。

贺龙元帅是中国共[chan*]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都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新中国体育的统帅，为新中国的体育建设和发展，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然而即使这样一位伟人，在汹涌的“文革洪流“面前却显的苍白无力。1967年9月9日，中央专案组起草了对贺龙的立案审查报告。1968年5月12日，经“文革小组”精心泡制了所谓的”5.12“命令，宣判了国家体委的“死刑”。　此后，贺龙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身患重病也不能得到正常的医疗护理。1969年6月9日，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人物，这位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开国无勋在悲愤、郁闷和病痛中含冤而去。

作为贺老总的得力助手，时任国家体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荣高棠，自然是体育界受冲击最甚的第二号人物。一则是他紧跟贺龙，被称为“贺荣修正主义集团”头子，二则是他在1933年因被叛徒出卖而入狱，因此除“三反分子”之外，还加上了一顶“叛徒，特务”的帽子。1966年12月24日，体育造反派，在北京体育馆召开批斗大会，荣高棠被正式点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和叛徒”。会后即被关押到位于天坛东侧路的无线电运动学校隔离审查。11个月后，被押送卫戌区监护。1975年5月，在监护八年之后，荣高棠被遣送至江西乐丰农场劳动改造。　

作为贺龙、荣高棠的忠实追随者，李梦华自然难逃干系。在荣高棠被监护之前，李梦华一直是荣高棠的陪绑，而荣高棠关起来后，李梦华则成为体育界被揪斗的“头牌”，在各种批斗会上及关押中所受的罪和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坐喷气式”、跪搓板、戴高帽、挂黑牌和毒打等非人折磨、凌辱他都经历过。其被揪斗手段之狠，经受的皮肉之痛，都是体育界罕见的。李梦华曾被当时的造反派打的直不起腰，左耳至今失聪。

与此同时，体育界的许多领导干部，包括一些教练、运动员，都遭受到这样的命运。尤其是被誉为“乒坛三杰”的傅其芳、容国团、姜永宁，都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被打击迫害含冤而死。当然，这仅仅是体育界千百个受迫害的代表。贺老总及乒坛三杰的遭遇，成为李梦华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经历过革命战火考验的李梦华，面对种种政治迫害和打击，他有时也感到一些困惑，但在他的心底，始终认为这种“革命”是暂时的，黑夜一定会过去。

1969年11月，根据林彪“一号命令”的通知，国家体委的绝大多数的干部被疏散到山西屯留体委干校。由于专案组审查不出李梦华的问题，最后也将他发往屯留干校，名曰在群众监督下实行劳动改造。

此时的国家体委，仍为军管，它已不再从属国务院，而直接从属总参系统，成为总参军训部下属的一个局。1971年5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国决定于当年11举办第一届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从部队来的军管会人员深感必需有懂业务的体委干部，才能具体落实这些任务。因此，一直主管体育业务的李梦华，首批被从干校调回了北京。

李梦华又回到自己久别的岗位上。被剥夺过工作权利的他，此时更感到工作的幸福和满足。他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努力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在后来的几年里，在李梦华的建议和策划下，1972年国家体委召开了全国训练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为革命努力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目标，重申了“三从一大”是提高运动技水水平的重要途径。至此，尽管全国形势仍处于动乱之中，但体育已逐渐步入了正轨，特别是专业队的集训步入了正轨。在此期间，李梦华还组织了“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全国三大球工作会议“等；组建了北京体院青训大队，恢复了正常的训练和比赛。与此同时，他还参与筹备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和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

在“突出政治“的风云中，不仅运动训练、比赛遭到破坏，体育科研等也同样遭到扼杀。富有远见的李梦华积极建议王猛为首的国家体委党组，应重视体育科研工作。不久，原体育情报资料室的熊斗寅、王汝英等六人从“五七”干校调回，并在此基础上恢复了体育科研所。

那是一个让人无法释怀的年代，也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年代。“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个年代不会让你，也不可能安心去搞一项事业。尽管有人认为“阶级斗争”混淆了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但两种思想、两种路线的斗争却是实实在在的，特别是表现在体育战线，是那么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由于王猛是周总理点的将，因此江青一伙把矛头指向王猛，企图通过打王猛达到整周总理的卑鄙目的。他们先是大抓所谓“王猛在十次路线斗争中与林彪关系不清”，到处散布“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猛不了了，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等。后来抓不住，就让他们在体委的代言人庄则栋发动群众揭批王猛所谓反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言行，以及体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和外事活动的投降主义，还把主要负责业务的李梦华牵连上，提出“主攻王猛、李梦华”的口号。

有一次，在科研所四楼大会议室，造反派就所谓“体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问题向王猛发难，并要追究他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干扰革命大批判的所谓责任。王猛不得不逐条回答，有的他义正严词地进行了批驳，有的他不得不做一些解释，有的他承担下所谓“责任”。正在王猛发言过程中，忽然有人提出王猛指使李梦华　“用业务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时只见李梦华从人群中站了起来，当众大声说到：“国际的体育信息是我向王猛提供的，训练和竞赛计划是我找人研究制定的，这个责任不是王猛的，是谁的责任就该由谁负责！”。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平时说话声并不高的李梦华，此时变得有些激动，说话的音调颇高，让人们有些意外。当然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主动替王猛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态度。王猛为此很感激，群众为此而赞叹，造反派却为此而感到十分恼火。

李梦华的表现很快被人反映到江青那儿。几天后，江青在天津小靳庄会见了庄则栋。庄说：“李梦华在体委的根子很深，许多人还在保护他。”江青立即说：“你一定要最大限度的孤立王猛、李梦华，尤其是要抓住李梦华，他的势力太大了……”末了，江青专门讲了要“组织自己的人马”的问题。很快王猛、李梦华被同时宣布隔离审查。1974年6月起，王猛住进了医院。10月，经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帮助调回了部队。而李梦华再次被限制了自由。

在李梦华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他的思想再次跌入低谷。他不明白，干体育的抓了体育，反而是“不务正业”，那么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大家吃什么，用什么？国家发展靠什么？他弄不懂，组织体育活动，为外交服务，为民族争光有什么错？

那个非常的时期，非常流行表忠心。江青一伙横行霸道，不可一世，有些被江青“四人帮”打击迫害的干部被迫向江青写效忠信，从而得到解放并带上了乌纱帽。这时有好心人劝李梦华：“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应该给江青写封信解释解释……”对此，李梦华态度很坚决，他对来人说：“凭什么我要给她写信？我写信给毛主[xi]写也不能给她写!”

李梦华没有给江青写信，也没有给毛主[xi]写信，而是想起了自己的老上级邓小平。早在解放初，李梦华在西南局主抓青年和体育工作时就曾受到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因此他一直很关心邓小平的状况：

文革开始不久，邓小平便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了。在被关押、审查搞不出问题后，于1969年10月，被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厂，名为“劳动锻炼”，实际带有半软禁和监管性质。1971年“9.13”后，邓小平在保持人格和保持一个共[chan*]党员应有的原则和革命气节前题下，做了检讨和自我批评，并提出了希望工作的请求。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8月14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邓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1973年2月22日，经毛泽东的同意，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邓小平返回了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4年10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发出（75）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xi]兼总参谋长。1月8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追补邓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1月25日，四届人大刚结束，邓小平就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军队要整顿”，从而拉开了在全国全面整顿的大幕。他以惊人的胆略和魄力，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使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队等各个领域得到一个极大的整顿和恢复的机会，并取得巨大成果。而在此前兼管体育工作的邓小平也没有忽视体育，在百忙之中他对体育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李梦华认为，把体育运动成绩搞上去没有错，这与邓小平的整顿思想是一致的。于是他决定要通过邓小平解决自己的工作问题。

在当时的情况下，李梦华不可能直接找邓小平，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贺捷生。贺捷生是贺老总的大女儿，文革前李梦华经常到贺老总家去开会，向贺老总汇报工作，对贺老总的夫人薛明及贺家的几个孩子都十分熟悉。贺老总被迫害后，李梦华与自己的老伴时常到贺家去看望，与贺家有很好的关系，而贺捷生是邓小平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她与邓小平很熟，与邓家的孩子更熟。因此，通过贺捷生这条线完全可以通到邓小平那儿。

1975年春的一天，经过电话预约后，李梦华与自己的老伴牟淑贞一前一后的走向天安门东侧的历史博物馆。李梦华凭着地下斗争的经验，他以看病为名躲开了专案组的监视。这时天色已晚，历史博物馆路边的小松树林里有些暗淡，夫妇俩为遮人眼目装作不认识，始终保持了一段距离。实际上，老伴是在远远尾随着李梦华替他放哨。

过了一会，只见一位留着短发、脸色清秀的年轻女子，身着浅蓝色的“立特灵”裙子，急匆匆地走出历史博物馆侧门，向小树林走来。来人正是向贺捷生。李梦华连忙迎上去，向她谈了自己再次被隔离审查的现状，并说自己身体尚好，想出来工作，希望能向小平同志反映一下，能安排个工作，到哪儿都行。贺捷生听后热情地说：“向邓伯伯反映情况没问题。只是怕口头说说不清楚，最好能写一封信，让邓伯伯在信上批一下不就解决了吗？”李梦华听了觉得很有道理，随后，他连感谢的话也没顾上说，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当晚，李梦华给他的秘书张一沛打电话，约他来商议写信的事。张一沛是湖南湘西人，1950年参加工作，1956年组织选派到广州炮兵学院，家里不同意所以未能去成。而张喜欢体育，同年就自己考上了北京体育学院。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体育科研所运动心理研究室。1964年2月，善动脑筋，表达能力强，又有一手好字的张一沛，被选为李梦华的秘书。“文革”前，经常为李梦华出些主意，是李的好帮手，如今有事自然要找他。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相约晚7点半在王府井八面槽北面的一个澡堂门口碰头。就像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他们见面后均未说话，张一沛在李梦华的示意下往西走了100多米，经确认没有熟人时才坐在一棵大树下的石头上谈了正题。他们经过商量，确定了信的内容主要是：表达李梦华对体育事业的热爱，对体育业务比较熟悉，身体尚好，希望有工作干。同时承认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认有些错误是严重的。最后确定由张一沛写好后交给贺捷生。

三天后，信很快转到了邓小平的手上。具体是怎么批示的，李梦华并不清楚，他只是在那天接到通知，要到庄则栋办室去开会。

李梦华知道给邓小平的信起作用了。到庄则栋办公室后，他才看到主管体委的副总理陈锡联也来了，并且主持了会。在座的还有当时体委的领导成员赵正洪等。陈锡联副总理当众宣布：“根据邓副总理指示，需要李梦华出来工作，至于职务先不定，先开始工作。”事后，李梦华才知，邓小平不仅在他的信上有批示：“像李梦华这样的人应该用”，而且小平给陈锡联亲自打了电话。在电话里他对陈锡联说：“李梦华熟悉体育业务，应该让他工作嘛。是你找他还是我找他？”陈锡联忙说：“我去找！我去找！”接着便有了上面开会的一段。

李梦华第二次得到了解放，他像被困的蛟龙重新回到大海里一样，劈波斩浪，热血沸腾，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匹夫之责。他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分白天黑夜全力投身到各项工作中，包括1975年10月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筹备工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邓小平等大力推动全面整顿，大刀阔斧全面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之时，“四人帮”则利用周总理病危、毛泽东年迈加紧枪班夺权，为迫害周总理、再次打倒邓小平收集材料网络罪名。特别是1975年7、8、9三个月，全面整顿发展到高[chao]，而双方殊死的斗争也发展到高[chao]。1975年8月底，“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掀起了针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大批判，12月又利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来信事件开始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1976年4月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4.5”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撤消了党内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此时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76年5月，在《红旗》杂志发表的《邓小平在体育战线鼓吹什么》一文中，将邓小平对参加第七届亚运会的中国代表团指示的“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好成绩”，批判为体育方面的“修正主义纲领”。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对邓小平亲自点名出来工作的李梦华，“四人帮”及其在国家体委的一伙人是绝对不会放过的。邓小平一下台李梦华便被拉下马。他们给李梦华扣上“修正主义”的大帽子，批判他抓竞技体育是“搞锦标主义”，是“只为少数人，不为多数人”。污蔑他“只有专业的概念，没有专政的概念”。对培养出的尖子运动员认为是“成绩到手，人被夺走”。李梦华在第二次恢复工作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其所恢复的运动队制度管理、竞赛和训练，统统被批判为“穿新鞋、走老路。对此，李梦华嗤之以鼻。在一次批判会上，他戏虐地回答批判者：“穿新鞋，走老路，那要看什么样的老路。正确的路，革命的路，穿新鞋走就不会有错嘛！”短短几句话，表现出他那曾经沧海的达观，乱云飞渡的从容和百折不饶的执著。

1976年是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之年！特别是1976年10月，是一个光辉的10月，一个永载史册的10月。中央英明果断一举粉碎“四人帮”，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大动乱终于结束了，幸运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再次获得了新生。李梦华同全国广大干部一样悲喜交加，激动万分。他不由自主的内心深处迸发出亿万群众共同的心声：人民取得了胜利！我们的党取得了胜利！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伟大的中国共[chan*]党万岁！　

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叶帅等一系列地铺垫工作，经过一系列的思想准备，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下，邓小平终于再次复出。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而此前，曾被“四人帮”逼走的王猛同志，于1977年2月与他的搭档于步血、陈培民等一起重返国家体委，开始了对“四人帮”的揭、批、查和拔乱反正工作。在王猛的建议下，将反“四人帮”表现突出、为乒乓事业做出贡献的徐寅生被提拔为体委第一副主任，对在文革和批林批孔中被打倒的老副主任李梦华、黄中及时解放恢复原职务。

李梦华积极辅佐王猛主任一手抓体育专业队伍的恢复，一手抓群众体育的调查和科研工作。1979年，李梦华还协助王猛，与体委的路金栋等领导一起出面，与国际奥委会反复协商，最终解决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中的主权与地位问题，这年，李梦华出任中国奥委会副主[xi]。

李梦华终于第三次复出。李梦华的三落三起，既是历史的悲哀，又是万幸。无论是对他个人、对他家庭、还是对国家的体育事业都是如此。李梦华后来曾多次对人讲，他的政治命运几乎与小平同志的政治命运同步。的确如此，邓小平下台他下台，邓小平复出，他复出，邓小平受批判，他受批判。当然政治命运与邓小平同步的还有许许多多的干部群众，李梦华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这种同步既是历史的巧合，又有一种内在的必然。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邓小平的命运与广大干部群众的命运是一致的，思想是相通的。从另一侧面也说明李梦华及广大干部群众对邓小平的思想路线是从心里认同的，在立场观点上完全是一致的。

从本质上讲，共[chan*]党人及革命者的个人政治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紧紧相连，息息相通的，因而，他们的政治命运也必然是一致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