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抗日救亡团

1938年秋，经过杨效先同学介绍，我在本村参加了抗日救亡团。继而于1939年5月，他又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chan*]党。当时，入党也没有填写入党志愿书，只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宣誓仪式，监誓人是当时中共益都八区区委书记林芳圃同志。入党后，党组织就宣布我为区委青年科长，不久又任命我为区委宣传科长。

我入党后，在我们大袁家庄只有我和杨效先两个共[chan*]党的干部。不久，我又发展了崔传禹入党。这样，我们村就成了当时益都八区党的活动的基点村之一，我的家也就成为当时地下党活动的联络点。我曾在家里接待过当时益寿县委组织部长陈凤九同志和益都九区组织科长刘奉五同志。区委书记林芳圃同志常常住在我家，我经常配合他，到周围有地下党组织的村庄去活动或开会。我曾经联络过的人有二府庄子王美琛、张家小庄张桂一、薛家庙子王瞎子（外号）（抗日战争开始时从济南国民党监狱放出来的老共[chan*]党员）、还有李家集李信古、黄家庄的黄盈等人。有时，我同林芳圃同志一起出去活动，有时，我一个人单独出去活动。我入党的事当时是绝对保密的，我的父母、大哥都不知道我是共[chan*]党员。村里的乡亲们虽不公开说，但是都认为我天天接触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暗八路。

我参加抗日救亡团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敌人的电话线。那是在193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同村的青年刘福禄两人，手持一把老虎钳子和一把锯子，到村西三里地外的李家集村北面，那里是益都县到寿光县的一条大公路。我们沿着公路，将一根根电线杆拦腰锯开，把电线杆推倒，再将电线剪断，把电线卷起来。从南向北，我们锯断了十几根电线杆。然后，每人背了一大卷电线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不停地琢磨，电线背回来放在那里？自然不敢放在自己家里，唯恐被人发现。最后我急中生智，把这些电线全部丢进我家菜园子的水井里了。就这样我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一次抗日活动。

在胶济铁路谭家坊火车站，有一个敌人据点。敌人为了强化治安，以华治华，强迫铁路沿线的青年学生，进行轮流军训。每期二、三个月，地点就设在谭家坊车站小学。伪区公所分配给我村一个名额，村长就点名叫我去。我接到通知后，随即找到区委书记林芳圃同志，与他商量去还是不去？林芳圃同志非常肯定地说：“你去吧！谭家坊小学里有我们的同志，你去后，我给你接上关系”。于是，我就答应村长接受军训。

那是在1939年的六、七月份，我们这些从铁路沿线，益都八、九、十区调来的100多位青年学生，专门组织了一个集训队。九区伪区长派他的侄子任队长。我们的军训教官原是一个国民党军官，被鬼子俘虏后，投降了敌人，日寇还在他的脸上刻上了他的名字。这个谭家坊小学，既有初小班，也有高小班，共有十多个教师。九区区委书记刘迈千同志，就在这所学校当教师，还有一位姓赵的教师也是地下共[chan*]党员。

这个集训，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除了每天上午、下午的列队、走步、跑步等军事训练外，还有文化课，学日语，有一位私塾先生上《论语》课，这样学习了二个多月。学习期间，在谭家坊小学，我曾接待过区委书记林芳圃同志和益寿县青救会长赵国栋同志。受训期间，在同学中我发展了二个共[chan*]党员和四个青救会员。集训回来后，我任区委宣传科长，从此我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起来了。

1940年春，我被调往益寿县委宣传部工作。益寿县委在胶济铁路以北，辖区包括益都县的六、七、八、九区和寿光县的五区。当时，益寿县的抗日根据地，主要就是以阳河为中心，东西南北20多里地的范围，包括寿五区的大部分及益都七区北部的几个村庄。其他益都六、八、九区及益都七区，大部分地区都是敌占区和小块的游击区。当时，中共益寿县委机关和益北行署（即县政府）及各抗日群众团体机关，就是在这块方圆20多里的根据地公开活动。在这个活动范围内，县机关驻地也很不固定，今天住这个村，明天住那个村，顶多在一个村住二、三天就得换一个地方。当时，益寿县委书记是牟潜修同志（即韩洪甫，后调清西地委任组织部长，杨世宝同志接任县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是张鲁泉同志，我和赵子美为宣传干事。宣传部就是我们三个人。另外，在宣传部直接领导下，有一个由彭飞同志领导的七、八个青年人组成的宣传队。召开群众大会时，自编自演些活报剧，并教唱抗日歌曲。益寿县的其他领导同志有组织部长刘旭东（孙诺夫）、干事郭华、郭民两兄弟（后来在敌人对四边地区的大扫荡时都牺牲了），益北行署主任李有典（兼）、副主任赵治安，行署有民政、财政、教育、武装等科，教育科长孙陶村（后来叛变投降了徐振中），县各救会主任李明村，农救会长王宗东，青救会长杜之唐、赵国栋，妇救会长冀君五，工会主任郝晋卿、赵志和。六大队（即县大队）队长李有典，副大队长赵华川等。县委机关，对外称八路军驻益寿县办事处。县委机关一般都和县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会）、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住在一起，合用一个伙食单位。工作上互相配合，独立工作。县委机关除了组织部、宣传部和一个秘书处外，还有一个武装警卫班，除了警卫机关外，有时还单独行动，抓捕敌探汉奸。

我从益八区调县委工作后，二府庄子王德贵同志接替了我的工作。王德贵同志是我大舅妈的亲侄子，后来王德贵同志被投降派汉奸王凯臣抓住杀害了，敌人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高家庄集市的树上示众，情景惨不忍睹。当天晚上，王德贵同志的头颅由他家的人偷偷地抱回了家。解放后，我回家探亲时才知道这件事。我舅妈告诉我：“满头都是血糊糊的，是我亲自洗干净了他的头颅”。

解放后我了解到，当年在益都县八区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和我经常联系的地下党员，除了因工作轮换调离该区工作的林芳圃、张桂一等同志外，凡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绝大多数同志都被敌人杀害了。有的人自动脱离了党组织，逃到外地投亲靠友去了，如二府庄子的王美琛、李家集李信古都跑到天津去了。薛家庄子的王瞎子（七七事变前的老党员）被汉奸徐振中抓去杀了，尸首都没有找回来。我直接联系的黄家庄地下党员黄盈，一家三口连老婆孩子都被敌人杀害了。另外，我知道的九区组织委员刘凤五，早在1940年就牺牲了。南张楼村有一个八区与县委联系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联络员是一个光棍老头。1940年春，我从八区调往县委，就是他直接送我到县委机关的。我到县委工作后不久，就听说这个地下交通站被破坏，这个老头被徐振中抓去杀害了。

我村大袁家庄在胶济铁路以北十几里，处于敌占区长达十年之久，我的亲人被称为八路家属，时常遭受敌人的威胁和恐吓。凶残的敌人对八路家属进行迫害，无所不用其极。我的入党介绍人杨效先同志的二哥杨宗学也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并关进监狱。我家的亲戚怕受到牵连，谁也不敢上门了。我的大哥被迫东躲西藏，长期在外地不敢回家。家中全靠我大嫂一个人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照顾着两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有一次，汉奸对我家进行敲诈，指名要八路家属送粮，我大嫂被迫一个人背着大半口袋粮食，徒步十几里路，送到沙店子的敌据点去。

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了胶济铁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又占领了这里，直到1948年潍坊战役后，胶济铁路沿线才得到解放。

东朱鹿惨案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想起了抗日战争初期的山东益寿县东朱鹿惨案的往事，令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我痛心地悼念着当时壮烈牺牲的同志们。我是惨案的幸存者，我有责任将惨案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

1941年1月5日（也就是40年腊月初八），徐振中带领朱良据点的日寇熊谷曹长、汉奸杨勾鼻子等300多人包围了益寿县东朱鹿村，驻在此村的中共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益寿县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等12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当年在山东清河区抗日根据地，轰动一时的东朱鹿惨案。

1939年，在国民党掀起的全国第一次反共高[chao]中，益都县国民党投降派保安团团长徐振中投降了日军，与朱良村日本鬼子的据点勾结在一起，大肆杀害抓捕共[chan*]党员革命同志和抗日家属。并经常勾结日军，对益寿县寿五区，阳河一带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围剿和扫荡，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当时，益寿县的抗日根据地就是在寿五区阳河两岸东西南北不到20里的地方，主要是寿五区和益都七区北部一带，这是益寿县委和益北专署(即县政府)和县大队(亦称六大队)的经常驻地和活动的地区。益寿县的其它地区，都是敌占区和游击区。

东朱鹿村，地处益都七区北部，与朱良日本鬼子的据点东西相望，仅三华里，东、西、南面均为敌占区。但是，由于这个村在“七七事变”之前，就有地下共[chan*]党组织，“七七事变”后，在战前老党员陈铭新、陈凤九、王宗东、尹斐然等同志的活动和影响下，全村200多户村民在抗日战争时，脱产抗日的就多达144人。很大一部分先进分子，已加入了中国共[chan*]党，并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和各种抗日的群众团体。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自卫队等，已普遍活跃起来。很多青年积极参加了抗日武装，如陈景三、陈乙斋等同志，当时已成为抗日武装的重要负责干部，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村为抗日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东朱鹿村就成为抗日活动、隐蔽活动的可靠根据地。每次遇到有敌人扫荡，县委等机关和有些同志，就秘密地转移潜入该村。大家把东朱鹿村戏称为“小莫斯科”。

1941年1月4日上午，我们益寿县委，在寿五区八户村开会。得到敌人要扫荡寿五区阳河一带根据地的情报。当天下午，县委县政府机关的人员就分散了，各自找自己所熟悉的地方隐蔽起来。当时，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同志正在我县视察工作。县委宣传部部长张鲁泉、我和赵子美，李寿岭同志及他的警卫员小罗、刘旭东、还有县警卫班的李新斋、陈铭新等一共八、九个同志，由县委秘书陈诚一同志带领，傍晚顺着阳河两岸，秘密潜入了东朱鹿村。

陈诚一同志就是东朱鹿人，他把我们直接带到了他的家里。接着，就安排人去找备有地窝的人家和能够藏身隐蔽的地方。当时，所谓的地窝，就是该村里的地下党员和群众，为了防止敌人的袭击，自己秘密挖的一些洞穴。不多时，找地窝的人回来，将情况作了汇报。陈诚一同志说，这家人的地窝比较小，我们全部去住不下，让我和赵子美另找一个地方躲藏。刘旭东、张鲁泉、李寿岭等同志，就住在了陈凤吉同志家。我和赵子美同志，由一个同志领着到了青年妇女纪桂英家。当时，纪桂英是妇救会的成员，她家里并没有地窝，当然地窝是绝对保密的，如果知道的人多了，这个地窝就没有用了。因此，我们住下后也不便问家里的地窝在什么地方，这样我们俩就很快在纪桂英家睡了。

这天晚上，除了我们县委的八、九个同志潜入该村外，还有区县各救会群众团体的部分同志，六大队和区中队的部分同志，也住在这个村里，加上几天前刚刚搬来的秘密兵工厂的20多人，共有几十人住在这个村里。大部分都是秘密进来的，相互没有联系。这天晚上，由于县委的领导驻在该村，村党支部书记陈庆祥同志，亲自在自卫团基干班值班。当基干班的巡逻同志拂晓发现敌人时，村子已被包围了。他们马上分头通知各部迅速躲入地窝，兵工厂的20多名同志住在王长荣家里。他家里原本有一个地窝，但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又挖了一个新地窝。王长荣大爷，先把同志们送入新的地窝和王怀五家的地窝，自己一家人下了旧地窝。

1941年1月5日的拂晓（也就是皖南事变1月4日的第二天），徐振中汉奸队，带着朱良据点的日本鬼子扑进村子。由于内奸报告，首先就到王长荣家去抓捕兵工厂的同志。敌人堵住了他家旧地窝的入口，威胁他全家人，如果不出来就往地窝里扔手榴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得从地窝里出来。敌人对他们全家进行了毒打拷问，威逼他们说出兵工厂同志的藏身处。他们一口咬定“他们前晚就出村转移了，不知到哪里去了。”敌人疯狂地挖刨打砸，翻箱倒柜，但什么也没找到。敌人又抓来陈景堂烈士的父亲陈福开以及群众尹殿昌、尹殿富进行严刑拷打，敌人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敌人就用二齿勾子，把陈福开大爷活活打死，并把王长荣的房子烧掉。就是这样，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了兵工厂的20多名同志。

此时，我和赵子美同志还在熟睡中。突然，纪桂英同志急切地敲我们的房门，“同志，快起来，敌人包围了！”我们起来后就听到敌人到处打枪的声音。纪桂英焦急地说：“我家没有地窝，对门陈之正家有个地窝，你们赶快躲到他家去吧”。我俩急切地敲开了陈之正大爷家的门，要求他把我俩藏起来。已吓坏的大爷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要求。我们被迫回来找纪桂英同志，纪桂英说：“马上再去找他，我和你们一起去!”。我们再次敲开了他家的门，陈之正家的大娘眼见已火烧眉毛了，就让我们带上她八岁的儿子“天赐”(乳名)赶紧下了地窝，他们一家只好呆在屋内。这家的地窝很小，我们三人，就已经非常得拥挤。地窝的入口，设在他家喂牲口的棚子里，洞口就在驴槽下，地窝的通风口，设在他家院子里的粮食囤底下。这个地窝就是离地面1米多深，宽不到1米，长4．5米的一条地沟。洞里没有灯，黑洞洞的，我们三人就这样闷在里面。过了很久，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那滋味确实难受。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们将盖洞口的板子掀起一条缝，想听听外面有什么动静。刚掀起一条细缝，就听到敌人在院子里恶狠狠地对陈大娘喊：“你家藏着八路没有，快把八路交出来！”接着，就听到敌人在陈大娘屋里掀桌子、砸碗、翻箱倒柜的声音。敌人又在院子里折腾了一阵子，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就到别家搜去了。我和赵子美同志，就是在陈之正大娘地掩护下，靠他家的小地窝，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死里逃生的。

汉奸杨勾鼻子，在陈风吉家里找到了刘旭东、张鲁泉、李寿岭等同志隐藏的地窝。地窝被敌人发现后，刘旭东等同志就在地窝口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对峙，敌人只要靠近地窝口，他们就开枪。后来，敌人抓来群众陈成春下地道，陈成春宁死不下，当场被敌人打死。敌人就命令汉奸，往洞里投手榴弹，打机关枪，后又用风车将烧着的烟雾向洞里吹。这个地窝的通风口，设在一个砖垛里，烟雾从洞口扇进去，又从砖垛冒出来。这样，敌人发现了这个地窝的通风口。于是，敌人把通风口挖开，用扇车从洞口和通风口两面向洞里吹烟（吹的是柴草夹辣椒的烟）。洞里的人实在忍受不了。在这紧急关头，几个人商量对策，刘旭东、李连臣同志，为了掩护洞内的多数同志，自报奋勇从洞里出来。一出洞即被敌人捆绑毒打，威逼追问洞里情况。他俩坚定的说：“洞里没有别人”。狡猾敌人不信，继续向洞里扇烟火。这时，张鲁泉同志以身体睹住洞口，直到腰部被烧烂昏死过去。李寿岭和他的通讯员罗小明、团支书陈岚明、县青年干事卞克已、群众陈文通、陈风仁等六位同志便被呛死在洞里，后来卞克己和陈风仁被抢救过来，其余同志都壮烈牺牲了。张鲁泉同志就义时，手里还拿着他的那支打光了子弹的手枪。

傍晚，日本鬼子和汉奸，把抓捕的抗日革命同志和群众，统统押送到该村的十字路口。被打得鲜血淋漓的益寿县组织部长刘旭东同志，昂首挺胸地被押送到鬼子和汉奸们面前。本来，汉奸徐振中是刘旭东的学生，他看到刘旭东被抓了，便和日寇熊谷曹长密语了几句，然后假惺惺地迎上前去，称刘旭东为老师，并想在刘旭东面前施展什么伎俩。当即，刘旭东同志破口大骂道：“安(徐振中的乳名)，你这个狗汉奸，民族的败类!谁是你的老师！我早晚要看到你们这些畜牲的灭亡!”汉奸徐振中，当即露出了凶残的嘴脸，命令汉奸将刘旭东同志绑在路边的老槐树上，凶残地挖掉了他的眼睛。但刘旭东同志仍骂声不绝……。李连臣同志以及段村的情报员马振甲、王善祥等同志也相继在敌人的屠刀下，慷慨就义了。村支部书记陈庆祥和他的母亲一起被绑到村十字路口，他的母亲看到自己儿子被枪杀，一下子扑到自己儿子身上痛苦欲绝，被敌人一枪打中头部，昏死过去(以后被抢救过来)。

分散隐蔽在该村的县各救会的同志和六大队的部分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脱险了。敌人撤退了，我与赵子美同志从地窝里出来。出来后，就听到群众说，“在街上杀了好多人”。我俩急忙跑到街上去，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场面，好多的干部和群众倒在了血泊中……。又得知张鲁泉部长还在地窝里，赶紧同群众一起把他从洞里弄了出来。当时，他还有呼吸，但不能说话，嘴里向外吐绿水。我们几个人，把他抬到朱鹿北边的小张家村，找村大夫给他抢救。当时的医疗条件很有限，已没有什么办法能挽救他的生命了，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闭上了眼睛，离开了我们。

东朱鹿惨案，轰动了整个清河军区。我们的12名干部和群众壮烈牺牲。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和徐振中带领的汉奸队，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临危不惧，与敌人展开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搏斗，展现出了中华儿女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也体现了我党与人民团结一心、抗日卫国的英雄气概。

恶有恶报！1948年，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杀害共[chan*]党干部和抗日群众的罪大恶极的国民党投降派、汉奸徐振中，被我军活捉。在益寿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他被押回益寿县。在当年抗日根据地阳河村召开的万人公审控诉大会上，血债累累的汉奸徐振中被执行了枪决。

艰苦岁月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十五旅的张景月投靠了日寇，形成了敌伪顽合流，他们凭着在军事力量上数倍于我的绝对优势兵力，联合对我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封锁包围、蚕食和扫荡，对我根据地实施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致使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到了严重的摧残破坏，军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我清东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和严峻。

1941年春，在益寿县委，经过赵子美同志介绍和县委的批准，我和陈秀英同志结婚了。结婚不久，于五、六月份，我被调到清东地委宣传部工作了。当时，地委宣传部长是刘洪轩、宣传科长是刘岱东（刘子久的儿子，一九四二年春，调往清河区党委宣传部工作，在一次敌人大扫荡中牺牲了）。开始我任地委的宣传干事，不久被提为宣传部教育科长。下面还有秦景文等几个干事，包括部长在内，我们地委宣传部共有七、八个人。另外，在宣传部直接领导下，有一个不定期的油印小报《前哨报》，由吴强负责，还有李剑秋、田广等共三人。还有一个十多人的小宣传队，这个小宣传队除了在群众大会上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外，还经常在地委机关驻地及周围村庄向群众作些宣传，搞些文艺活动，教唱抗日歌曲等。

当时地委书记是韩克辛，组织部长是王博民，统战部长是李文。另外，地委机关还有一个武装警卫班。警卫班的日常工作，除了警卫书记、部长外，平常活动也由地委秘书处统一安排。清东专署专员是马巨涛，清东地区各界联合会主任是王林，青救会长是朱永顺，妇救会长是高俊英，清东军分区独立团团长是赵寄舟、董有炳，政委岳拙元。当时，清东地委、专署和清东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机关和独立团经常活动在寿光西北部，以牛头镇为中心的清水泊周围，方圆二、三十里的抗日根据地。我们的干部和武装力量依托着清水泊周围几十里地的大洼和纵横交错的抗日沟，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与敌伪顽（东南面的国民党十五旅顽固派张景月、西边的广饶县顽固派李寰秋、李青山等）这些在军事力量上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了日益激烈、异常艰苦的残酷斗争。

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地专机关和各群众团体，都实行军事化管理。按照排、连军队编制，实行军事化生活。住宿、行军按军事建制活动。夜间，以班为单位值班站岗。当时，地委机关与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机关和专署机关各设一个中队，各建一个党支部。我任地委和群众团体机关党支部书记，燕汉民为专署机关党支部书记兼专职中队指导员。整个地、专机关，设立一个党总支，总支书记吕仁德（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后任寿光六区区委书记，被国民党十五旅顽固派张景月抓去活埋了）。

当时，地委机关包括组织、宣传、统战各部及报社、宣传队和秘书处，还有炊食班和武装警卫班等，共计100多人，合用一个伙食单位，不管书记、部长，还是一般干部、战士和勤杂人员，都一起吃大锅饭。机关有一个由四、五个炊食员组成的炊食班。每天吃的主食，高粱窝窝头和煎饼，都是驻地群众给做好，按时送来的。其他副食，蔬菜、烧的稀饭等，都是机关炊食员自己做的。除了过年、过节、重大纪念日或部队打了胜仗，攻克了敌人据点，群众慰劳军队送来的猪、羊肉、面粉等慰问品，分点给地、专机关，吃一、二次白面馒头和猪、羊肉外，平日就是窝窝头加辣疙瘩咸菜。好了，有一碗小米稀饭，有时就是只喝点白开水。当时，小米是当作细粮的，猪、羊肉很少吃到。除了地委书记、各部部长外，其他不管干部战士和一般勤杂人员一律是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每人发一个小背包，内装读的书本和发的学习材料及笔记本子。每人发一条毛巾，一把牙刷，一包牙粉（即食盐粉），一个搪瓷碗等经常用的杂物，这个小背包就是个人日常生活的万宝箱。行军背着，晚上还可以当枕头。此外，每个人还发四棵手榴弹，一条米袋子，经常装着大半袋子小米以备急用，这就是每个人的全部家当。当时，大家最向往得到的“三件宝”，即手枪、钢笔和怀表。当时我所了解的这几件东西，除了地委书记和各部部长及个别科长有一支手枪外，其他就是四个手榴弹，没听说哪个人有怀表。我只有一支钢笔。

机关驻地，就是清水泊周围的各村中机动居住的群众家里。大家睡在群众的土坑上或门板上，夏天日子还好过点，到了寒冬腊月，每人就是一件棉衣。棉衣白天穿在身上，晚上就当作铺盖，合衣而卧。我们宣传部，除了刘洪轩部长公家给他配备一床薄棉被，行军时由警卫员给背着。其他人，白天晚上全靠身上穿的一套棉衣过冬。睡在群众的土坑上，顶好的是向群众借些干草铺在坑上，有时干草都没有，一般是二个人通腿睡，你给我盖着脚，我给你盖着脚，有时几个人拥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当时叫做，“今晚当团长了”。由于一个冬天就靠这一套棉衣，白天穿在身上，晚上当铺盖，又没有另一件替换，几乎人人身上长虱子。当时，大家把虱子叫做“抗日虫”。虱子这个令人讨厌的东西，要消灭它，当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在白天，自己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把裤子脱下来捉拿它，但有的已顺着线缝钻在棉絮里了，怎么也捉不干净，我当时除身上长虱子，还长着疥疮，两条腿根部总是被抓得血糊糊的。

生活条件虽然这么艰苦，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革命激情。总认为困难是暂时的，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在前头，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会到来的。

清水泊大扫荡

1942年6月初，青岛、潍县、张店等地的日寇纠集了5000多人，采用长途奔袭，分进合击的战术，对我清东清水泊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妄图一举包围，消灭我清河军区杨国夫司令员率领的主力部队。

当时清东地委、专署和各抗日群众团体领导机关，都驻在牛头镇。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率领的军区主力部队，赴胶东配合胶东部队，讨伐国民党顽固派赵保元胜利凯旋。还有原三支队司令马保三，时任山东省政府参议会参议长，带着一个警卫连武装，从鲁南到清河军区视察工作，也回到牛头镇自己的家乡。为了欢迎杨司令赴胶东讨伐赵保元胜利凯旋，地、专机关在牛头镇，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热烈欢迎杨司令胜利凯旋。会议开得隆重、热烈、群情激愤，歌声、口号声响彻整个牛头镇。

6月初的一个早晨，机关接到敌人要来扫荡的情报，而且四面八方都发现敌情。因此，地、专机关为躲避敌人奔袭，全部人马进入了清水泊。同时，牛头镇的群众也随后纷纷进入清水泊。清水泊地处寿光县西北角，是一块方圆几十里的盐碱大荒滩。周边靠近村庄的地方，老百姓修起一些台子地种庄稼，台子地周边都挖的河沟纵横。河沟水都是从台子地下渗透的盐碱苦水。另外，就是片片断断、零零散散的芦苇。当时，多数芦苇都已收割，堆放在地里，新的刚生出还没有一人高。

我们机关拉到清水泊后，不久就听到敌人的枪炮声。随着清水泊周围敌人的步步进逼，清水泊周边村庄的群众，都向清水泊聚集。地、县、区机关干部，地方部队、民兵以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几乎都被赶到了清水泊。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上来，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被包围的群众越聚越多，敌人的机枪、火炮不断地射向被包围的人群，被包围的群众，就在这不大的包围圈中游动。东边敌人打枪，就向西边跑，西边打枪，就向东边跑，干部、群众混杂在一起，整个机关都被冲散了。此时，我亲眼看到包围圈的南边，有一队日本鬼子，举着太阳旗向北冲向人群，眼看就要接近众人时，人群拚命地向北冲去。我身上带的东西都丢光了，仅拿着一颗手榴弹和一支钢笔，脚上和腿上被芦苇楂子划得伤痕累累，也不觉痛了，这时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最后总算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实在跑不动了，我就找到一块较凹的地方趴在那里，直到日西，枪炮声渐渐停了，敌人走了，才试探着走了出来。当时觉得饥渴得很，特别是干渴难忍，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到干渴的痛苦。

后来才知道，由于被包围的清东独立团团长董酉炳，政委岳拙元率领部队向牛头镇东北八棵杨树猛插，从常、宋二庄突出重围。杨司令率领的部队向西突围出去，把包围清水泊的敌人引了出去。否则，清水泊被包围的干部、群众还不知会成什么样子呢。

看来，这次敌人集中重兵扫荡清水泊，目标是朝杨司令来的。杨国夫司令及其指挥机关，届时被包围在码头村。敌人扬言要活捉杨国夫，情况非常紧急。这时，杨司令的警卫员王来西同志急中生智，跨上了杨司令的枣红马飞奔突围，日本鬼子误认为杨国夫跑了，急调大队追赶，杨司令乘机带领部队安全突围了。王来西同志就牺牲在这次战斗中。由于杨司令率部队突围成功，因此，包围在清水泊的敌人被调去追赶杨司令，从而撤出了清水泊的包围圈。

天已到日西，敌人走了，我们地委机关被冲散在清水泊的同志，才不约而同先后回到牛头镇原驻地。大家相见，相互庆幸冲出了敌人包围圈。同时得知地委组织部长王博民同志和他的警卫员都牺牲了，深感悲痛。

五月十八日，四边县委书记丁一民同志，在临淄南下庄被敌人包围，英勇牺牲。相隔半个多月，清东地区的党组织连续牺牲了两位重要的领导干部，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沉痛悼念王博民部长和丁一民书记，清东地委在驻地牛头镇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家悲愤填膺、同仇敌恺，一致表示化悲痛为力量，誓为死难的同志报仇雪恨，以更加坚定的抗战必胜的信念和更加顽强的斗争意志，克服暂时的困难，迎接新的战斗。清水泊大扫荡后，清东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急剧恶化，敌我斗争日趋紧张，敌、伪、顽扫荡、蚕食更加频繁，我根据地日益缩小，战争进入了极其艰难困苦的阶段。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地、专机关进行调整、精减缩编。除调一批干部加强区县基层组织，如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吕仁德，调寿光六区任区委书记，统战部的张明文（即张兴华）任寿光七区区委书记等，有的调往清河区党委、行署机关工作或学习。七、八月份，我被调清河区党委整风训练班学习。

蒲一区区委书记

清河区抗日游击战争，从1941年开始，特别是1942年后，逐渐进入更加紧张艰苦的斗争时期。当时，全区经常驻守的日军有2万多人，伪军及国民党顽固投降派有5万多人，日、伪、顽合流，联合对我清河区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残酷的扫荡蚕食，清剿施行所谓的强化治安、囚笼政策，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抢光、烧光、杀光），妄图消灭八路军抗日武装力量，摧毁我清河区平原抗日根据地。

1942年5月18日，四边县委在临淄南下庄被敌人包围，县委书记丁一民等20多位同志被杀害。1942年7月1日，日、伪、顽对四边县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合围大扫荡。这次大扫荡，是由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博兴五县的日、伪军，纠集勾结徐振中、张景月、王砚田、李青山等顽固派5000多人，采用铁壁合围和梳篦战术，进行了规模空前、一连数日的反复清剿。他们修筑炮楼、据点几十处，整个原四边抗日根据地被蚕食殆尽，完全沦为敌占区。敌人疯狂地搜捕残杀我抗日军政团体干部和家属，全县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六月初，5000多的敌人扫荡我清东地委所在地寿光清水泊抗日根据地后，于同年10月，敌人在第六混合旅长幡井指挥下，集中了日、伪军7000多人，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分四路第二次扫荡合围我清水泊根据地。扫荡后，修建据点，整个清水泊根据地被敌人蚕食光了。日寇利用小清河、黄河天然屏障，在小清河南岸筑起200华里的公路，沿路每三到五里建一座碉堡封锁线，沿黄河挖了500多华里的封锁壕。日军使用囚笼政策，在被蚕食的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疯狂的搜捕、残杀我抗日干部和家属。敌人的蚕食和封锁，给在这一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我部分党政机关和大部分部队撤离到小清河北根据地。当时清河区党委面对残酷的斗争形势，一面动员全区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一面派出工作团、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辟工作，执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将敌占区变为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困难的1942年七、八月份，我在清河区党委干训班整风学习。我们这期整风学习班，共有五、六十人。都是从小清河以南各县调来的县、区党政群众团体干部，组成一个中队，由秦洪洲、李晓光率领。训练班建立一个党支部，由秦洪洲任支部书记，石磊（学员）为副书记，李晓光和我都参加了支部，为支部委员。训练班跟随区党委机关，在广北、博兴一代根据地（即现在山东东营市）活动。学习主要以自学为主（学习22个文件），以班为单位讨论。在学习期间，多次参加区党委机关召开的机关干部形势与任务报告会和军民庆祝大会，并多次听取区党委书记景晓村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同时，还经常帮助驻地群众的生产劳动。训练大约三个月左右，训练结束时，每人写了一篇思想小结。这次训练班，胡庆山同志也参加了，他是从清西地委高苑县调去的。学习结业后，区党委组织部长苏杰同志找我谈话，分配我和陈秀英同志到蒲台县工作，任我为蒲台一区（即旧镇区）区委书记（参加县委为委员），陈秀英同志为蒲台一区妇救会主任。当时的蒲台县除了在紧靠博兴县纯化镇北边蒲台县的五、六个村子，县委、县政府机关可以公开活动外，全县的其他各区，都是敌占区和游击区。

当时蒲台县委书记兼蒲台县大队政委是王友琴同志（现北京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已离休），副政委是郑海亭，县大队长马前，副大队长王郁亭，县长刘铭三，县委宣传部长周克俭，组织部长李雨亭，县妇联主任刘洁，县青救会长孙西玉，蒲台二区（小营区）区委书记是张健同志（后牺牲）。

从地理位置上，蒲台县处于黄河南岸，北靠黄河，县城紧靠黄河南。从西到东一、二、三、四区一条线，一区旧镇，二区小营，三区玉皇堂，四区盐窝，都是敌据点。东部，成家寨子和史家口是成建基投降派的敌据点；西部，芍药李是投降派杜效先的据点；中间是南北一条大公路从中穿过，把全县从中间拦腰切断。这条公路，是敌人从胶济铁路重镇张店到博兴、蒲台县城，经黄河到滨县北镇（现滨州市），到鲁北重镇惠民，然后向西通往德州，向北通往天津的一条战略大通道，也是敌人伸向我清河抗日根据地，封锁分割我整个清河区根据地的重要通道。沿线据点、碉堡林立，重兵把守。

蒲台一区（旧镇区）在公路以西，旧镇伪区公所所在地。敌人据点经常驻有日寇一个小队，汉奸治安军一个大队，还有伪区队。东边小营敌据点（小营是蒲台二区区公所所在地），小营南是刘家寨子敌据点，小营北面就是蒲台县城，都在南北大公路上。旧镇以北、以西都是滨县投降派杜效先控制的地区。旧镇以南是高苑四区，有南石家、单家集、魏家堡等敌伪据点。

芍药李据点，就紧靠蒲一区赵店镇。蒲一区南边紧临高苑县，高苑县属于清西地委。当时，高苑县称作“只一枪打透”的根据地，就是指的高苑北边，紧靠蒲一区的东西一条线的边沿地带。当时，高苑县大队经常到蒲一区的南张家、范家、朱四黄、李长奇等村活动。我到蒲一区前不久，蒲一区区长史斐然被敌人杀害，陈仁泉接任区长也刚上任不久。

当时，蒲台一区对敌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蒲台县委根据当时对敌斗争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怕公开把我们派去站不住，因此，决定先秘密地派去作地下工作，站住脚后，视情况再公开活动。

县委书记亲自送我到一区上任。那是在1942年初冬，县委书记王友琴同志（现北京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已离休），亲自送我和陈秀英同志到蒲一区上任。王友琴同志带一个警卫员，加上我与陈秀英一行四人，通过地下交通站，夜晚越过张蒲大公路封锁线，当晚到旧镇东徐家村长徐建学家，陈仁泉区长和准备潜入的旧镇南小杨家村地下党员李华一同志届时也早到达迎接我们，当即研究如何潜入该村住下。我改名张学孔，陈秀英改名常玉梅，以家乡遭灾荒名义，夫妻双方投亲靠友到小杨家村的。这样，徐建学村长给我找了一辆独轮小推车，我们换上一身破棉衣。第二天上午由李华一同志带路，我用独轮车推着陈秀英，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小杨家村。

小杨家村在敌据点旧镇南三华里，站在高处可以看见敌人的炮楼，早晨可以清楚地听到敌人的吹号声。全村十几户不到二十户人家。一路之隔紧挨着南李家，南李家有七、八十户。两村虽然紧靠在一起，但行政上是两个村户头，两个村长。南李家有二个党员，小杨家只有李华一，两个村共三个党员，建立了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南李家李清顺，另一个党员是李清顺的侄子。

我们到小杨家，对外就说是李华一的父亲当年在外面经商时，在博兴结交的朋友的孩子，现在因家乡遭灾，来小杨家投亲告友的。从此，我们就变成了该村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就是我这个蒲一区区委书记正式到任了。

在上级党组织直接领导下，工作由公开转入秘密。由于一下子潜入敌占区独立工作，人地两生，两眼摸黑，时刻在敌人眼皮底下，随时都有被察觉和被抓捕的可能。

刚到小杨家时，最担心的是怕有坏人报告，担心敌人来清查户口，来调查我们的来历。面对这一难题，我和陈秀英同志商量好应对敌人的共同口供：“是什么地方人，家乡遇到灾荒，我们逃荒投亲告友来到此地等等。”你问我答，我问你答，每天晚上像背台词一样，互相核对说法。但是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只要没有内奸报告，我们这两个暗八路，敌人是没办法找到根据的!

我们到小杨家村后，开始住在地下党员李华一家里，和他家人生活在一起。李华一同志家里很穷，有两个孩子，老婆还有病，种了几亩地，给鬼子汉奸缴纳粮款后，还不够吃，靠李华一做粮食贩子挣点钱，勉强维持生活。这个村没地主富农，绝大多数人家粮食都不够吃，靠吃糠咽菜，或野菜加棉籽做成的窝窝头，不少人吃了糠菜或加棉籽做成的窝窝头，大便闭结，屙不下屎来。该村群众生活都非常困难，就是这样，还要给敌人缴不完的粮款，给敌人上不完的民夫，去修据点。

我们俩住在李华一家里，虽然可以帮他干点家务活，但也不可能改变他家的困难，反而给他家增加了不少麻烦，这样长期住在他家，也不是个办法。

后来经人介绍，我和陈秀英同志就搬到村长李渭泉的场园屋子住。这间场园屋子，是一间七、八平方米用土坯垒的草房，是村长存放农具和堆放肥料的地方。我和陈秀英同志住了将近一年时间，直到1943年秋后，我们公开出来活动为止。但是这间非常简陋的小房子，成了我们当时自由活动的天堂，和非常理想的隐蔽所。村长家场园里的柴火垛，就是存放县委发给我们的秘密文件等天然的储藏室和保险柜。

陈秀英同志长期做妇联工作，活动能力比我强，我们俩能够在小杨家村很快地掌握该村的情况并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站稳脚跟，陈秀英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村长李渭泉的嫂子，是个寡妇，这位李大婶，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在村里活动能力很强，挺精干的，对小杨家村和南李家村的情况知之甚多，这位妇女正是陈秀英同志的第一个工作对象。开始陈秀英同志帮她干些农活，（该村妇女几乎人人都会纺线织布），很快就与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样我们很快就了解和掌握了小杨家村和南李家村的具体情况。群众的情况了解了，我们心中就踏实多了。后来又通过她的介绍，我和李春荣合伙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卖油盐酱醋等小日用品。有时我和李春荣推着油车子，在小杨家周围各村走街串巷，我借此公开活动。有了一个合法的职业做掩护，对我们潜伏在小杨家村起了很大作用，并借此与镇南乡一些村的地下党员名正言顺地联系上了。

记账先生

小杨家村识字的人不多，我到了该村后，就成了唯一的秀才了，逢年过节帮助群众写写对联，群众要我帮助记记账，写点东西什么的，我也是积极的去干。村长李渭泉大字不识，但是经常要派民夫去旧镇敌据点修碉堡，敌人是今天要粮明天要款，同时还要每天向敌人据点送报平安的条子，因此，他很需要一个帮助记账的先生。这样李华一就推荐我当上了村长的记账先生。上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天写三份该村平安无事的条子，分别送给鬼子据点，汉奸炮楼和伪区公所，内容无非就是：“报告皇军今日我村无匪情”，“今天我村平安无事”，反来复去就是这么几句话，每天早晨都必须送到，风雨无阻，不得有误，如不按时报告，敌人即来查问。该村每天早晨向敌据点送报平安条子的，就是村长的侄子，他的乳名叫利津。开始我每天晚上写好，早晨一早利津就把报平安的条子送到敌据点去。后来感到每天都写太麻烦了，我就一次写好几天的，放在利津家里，他每天拿三张送到敌人据点，不管八路有没有来过，反正都是向敌人报告：“今天无匪情，平安无事”。

我们在小杨家村经过一段时间转换身份的努力，既有了村长场园屋子的安身之处，又有了合法的职业掩护，同时对小杨家和南李村的社情民意有了初步了解，紧张的心情逐渐安定了。首先，了解到这两个村没有一个当汉奸的，而且绝大多数老百姓，对日本鬼子和汉奸都是痛恨的，都盼望着早日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转眼1943年春节就要到了，群众忙着准备过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已离开家好几年了，音讯皆无，深知过节期间，在这战火纷飞的时期，父母对我在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一定是非常挂念的，我又不敢直接与家里通信，因此我就用化名张学孔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寄给我大哥的好友张士元，通过他转告家里，“我还活着。”解放后，我弟弟胡长祥告诉我，当年你给张士元写那封信，张士元收到后，对我说：“你二哥来信了，告诉家里放心吧。”旧镇五日一个大集，过节期间到旧镇赶集的人很多，我虽然到小杨家村好几个月了，但从未到旧镇赶过集。快过年了，村里有的人约我到旧镇赶集去，我不敢说我不能去。我只好鼓足了勇气和李华一等其他人一起，到敌据点的旧镇赶了第一次集，结果很顺利地过了这一关，这样为我以后利用赶集到旧镇了解敌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秘密情报员黑木匠

黑木匠是旧镇日本鬼子据点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他可以经常进出敌据点，每天在据点里做木匠活，或作一些修修补补的零碎活。南李家有一位老私熟先生，他的女婿叫崔柏亭，旧镇人，在旧镇伪区公所当记账先生，黑木匠就住在他的隔壁，是邻居，黑木匠又是崔柏亭的要好朋友。当时，我首先通过南李家党支部书记李清顺拜访了那位私塾老先生，从而结识了崔柏亭，然后通过崔柏亭的介绍，结识了黑木匠，经过多次接触工作，他们俩都同意做我的秘密情报员。这样，一个在伪区分所，一个在鬼子据点，建立了两个情报员，鬼子据点有什么变化，敌人有什么活动，黑木匠就会把情报通过崔柏亭及时送出来。

旧镇和小营有一条直通公路，小营是蒲台二区伪区公所所在地，有一个敌据点，旧镇的鬼子与小营的鬼子是一个小队，两个据点的鬼子经常来来往往。当时，旧镇敌据点的鬼子兵经常有六、七人，多的时候十几人，鬼子兵的头目叫古噜马，常驻在旧镇据点。

我利用赶集的机会，同李华一同志一起，到崔柏亭家里与黑木匠接触，了解敌人据点的情况，给他布置工作任务。这样，对旧镇敌人的活动，就一目了然了。当时，我们的县区武装，枪支弹药是极缺的，我还通过黑木匠想办法弄出子弹。他曾多次把弄到的子弹，通过崔柏亭转交给我。

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同志，在1985年5月应山东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写的回忆文章——《依靠人民坚持清河平原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写道：“1943年11月，敌人纠集二万六千人，一千多辆汽车，十多辆坦克，十几架飞机，对我清河区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时，为了坚持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的方针，我军利用敌区敌人空隙的有利时机，派出七名战士，化装成老百姓，以给敌人送粮送草为名，进入旧镇的据点，突袭敌人老窝。”

这次我军突袭旧镇敌人据点，就是我通过黑木匠，了解到敌据点的确实情报：旧镇据点的汉奸治安军，一个大队300多人，大部分都调到根据地扫荡去了，敌人据点里只剩下6个鬼子。根据这一情况，蒲台县大队组织了七名战士，化装成老百姓，突袭了旧镇敌据点，进入据点内，一枪把鬼子的头目谷路马打伤了，其他鬼子钻进了炮楼里去了。在此情况下，我军战士就迅速退出敌据点，无一损伤。这次的袭击，虽然没有把据点端掉，全部消灭敌人,但是对配合我根据地反扫荡，对蒲台县的敌人，产生了很大的威慑作用。群众纷纷议论“八路军打进旧镇敌据点了”。

任区中队指导员

我在小杨家隐蔽时，旧镇区只有区长陈仁泉同志公开带领四、五个武装人员，主要通过两面派乡村长，与敌人周旋，开展各项抗日活动。其他的区干部、区委宣传科长刘健三、区青救会长李克忠、妇女干部叶秀英、区特派员赵品卿等同志，都是半公开活动。主要是依靠各村的地下党组织和可靠的抗日群众的关系，在两面派乡村长掩护下，半公开式地活动，敌人来了能躲避尽量躲避，实在躲不了就混入群众中，在群众的掩护下躲避敌人的抓捕。

后来，区里的武装人员逐渐增加了。1943年秋天，区的武装就发展到十几个人，并正式成立了区中队。县里派杨得贵同志任区中队长。

当时，我感到长期在小杨家潜伏着的时机已过，因此，我主动向蒲台县委要求公开身份。这样，经过县委批准，把我们俩解放了。我直接参加了区中队，任区中队指导员。陈秀英同志也随着离开了小杨家，半公开式的上任旧镇区妇救会长。后来陈仁泉同志在一次敌人扫荡时不幸负伤了，我又兼任旧镇区区长。我到区中队后，就和杨得贵同志一起带领着这个新组建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部队，有时集中，有时分散，每人带着五、六个人，在旧镇据点周围开展游击活动。

小部队在敌占区活动，就是像孩子们捉迷藏一样，忽东忽西、公开秘密、集中分散、日伏夜出，在清河平原地区打游击。夏天有青纱帐掩护，部队活动还比较容易些。但是到了冬天，小部队活动就比较困难了。我刚到区中队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部队的行动和晚上住宿问题。特别是在敌人频繁出来扫荡时，如何能够避开敌人的包围和袭击。

当时，我们白天一般是分散隐蔽，夜间活动，潜入村庄住宿。半夜三更，当我们潜入村庄时，最令人讨厌的就是引起的狗吠，往往是一、二只狗一叫，可能引起全村的狗都跟着叫起来，随之附近村的狗也叫起来，这就等于给敌人据点送去了八路进村的情报。于是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立即转移，另找安全之地。

狗成了敌人的义务情报员，成为我们小部队夜间活动的最大障碍。因此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动员群众杀狗，支援抗日。区长召集乡村长会议，布置杀狗，我们到各村也动员群众杀狗，一个时期把杀狗当成了一项重要的抗日工作。

后来收到了县委发的一本秘密小册子，是山东军区政治部编写的《敌占区小部队活动方式》。主要讲的是，我小部队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如何机动灵活的坚持对敌斗争等具体活动方式，如何保存自己灵活机动打击敌人的方法。这本小册子当时对我们在旧镇区坚持对敌斗争，真是起了雪中送炭的指导作用。我记得这本小册子也讲到杀狗，也讲到小部队夜间插入村庄住宿时，要住在村庄边沿，这样敌人来了，便于立即转入野外，摆脱敌人的包围。部队住下后，派出机动岗哨监视敌据点的敌人。有一次，我带着五、六个战士，晚上秘密插入旧镇以北的北徐家，驻在该村北部边沿一家。拂晓，张树元同志带一个小同志，两人出来巡视，发现敌人来了，他们俩放了一个手榴弹。我们听到手榴弹声，知道敌人来了，马上离开了这个村庄，转入野外，胜利地摆脱了敌人的包围袭击。　

利用两面政权　开展对敌斗争

在敌占区对敌斗争形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控制和利用乡村两面政权，对于了解敌情，掩护我小部队活动，保障我部队供应，提供活动情报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旧镇区八大乡镇，几十个村，两面派乡镇村长，分三种情况：由我直接控制，依靠我们应付敌人的占少数；真正死心塌地为敌人效力，欺压群众，应付我们的是极少数；大多数乡村长，给敌人办事并不甘心情愿，但是在敌人威胁下又不得不那样做，处于两面应付的状态。因此，他们采取了敌人来了应付敌人，我们去了应付我们，属于中立状态。他们的政治态度也随着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我们的工作方法也必须随之变化着。我们在敌占区首要的工作，就是争取和掌握两面派乡村政权。

当时，我区镇南乡各村，及沿高苑县边界的各村庄的乡村长，基本上是为我所控制，或依靠我们应付敌人的。如镇南乡乡长杨秀章和乡文书张文林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杨秀章后来参军了，张文林提为脱产干部），乡公所两个交通员也是地下党员的子弟。乡公所所在地南张家有一个党支部，南张家村长也是地下党员。紧靠南张家东南角东南张村，有一个以崔兆文为首的党支部，还有一个地下武装民兵小分队。南张家北边的南高家和霍家都有地下党组织。南高家地下党支部书记王荣亭同志任村文书，后来脱产当了干部，任区委副书记，一九四九年南下福建时，任永安县委组织部长。南李家和小杨家三个党员合建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李清顺是南李家人。南李家村的村长李宝珍是一个军属，他儿子小李，是蒲台县大队侦察员。就是这个小李子，利用赶集的机会，化装混入滨县北镇（即现在的滨州市）用斧头砍死了一个日本鬼子，夺了一支20响的匣子枪，当时这件事轰动了蒲台全县。此外，东徐、窑洼、东贺家、范家、河沟赵董家、营盘，还有李长奇、朱四黄（这两村有地下党组织）和崔王等沿高苑县边界各村庄，基本上都是为我控制，属于依靠我们应付敌人的村政权。这些村子也是当时我区对旧镇敌据点开展斗争的可靠基地。

为了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争取两面派乡镇长为我服务，我们惩处了两个死心塌地为敌效劳，欺压、敲诈群众的镇长。一个是赵店镇镇长索汉三。赵店镇，位于旧镇区最西边，距离滨县国民党投降派杜效先的芍药李据点，只有三、四里。索汉三依靠敌人应付我们，欺压群众，我们根据群众的意见把他除掉，换上了地下党员卞克生同志当镇长。另一个就是旧镇据点的镇长马光义。马光义依靠敌人，作威作福，欺压群众，敲诈勒索，旧镇群众对其反映很大，我们也把他除掉了。除掉这两个伪镇长，给了敌人对旧镇的统治一个沉重的打击。并且，杀一儆百，对全区其他乡村长是一次活生生的教育。马光义被除掉后，旧镇街的四个街长，纷纷主动地出来同我们联系。

除掉了这两个死心塌地地效忠敌人的镇长之后，处于旧镇区西北与滨五区杜效先统治区边界的石庙于村的群众主动到我区公所告状，状告石庙于村的村长，（该村长与伪区长是亲戚），依靠伪区长张子孚的势力，在村里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横征暴敛，几十名群众强烈要求我们为他们作主，除掉这个祸害。我们当即抓住了这个机会，支持群众把这个村长除掉，并发动群众与其展开清算账目的斗争。后来，由群众自己推选了村长，原村长吓跑了，跑到旧镇伪公所避难去了。这个我们从未活动过的村子，从而一跃变为我们直接控制的基点村。

除掉了这两个伪镇长，换掉了石庙于村长后，对全区两面派乡、镇、村长震动很大，特别对那些仗势欺人、贪污敛财、大发国难财的乡村恶势力敲响了警钟。共[chan*]党八路军是为民作主的，是支持群众为广大群众说话的，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被汉奸队堵在村长家里

那是在194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带着一个通讯员和区特派员赵品卿同志，一行三人，刚到东徐家村长徐建学家里（东徐家位于旧镇敌据点东面，距之三、四里地），旧镇据点的汉奸队几十人也到东徐家村来了。当有人喊“旧镇汉奸来了”时，我们已来不及逃脱了。徐建学村长急中生计，把他家东屋门打开（他家四合院），把我们三人藏在他家东屋里把门关好。接着汉奸队就到了村长家，满院子站满了汉奸。村长就在他家西屋里接待汉奸队，原来汉奸队是来徐家催民夫到旧镇敌据点给敌人修碉堡的。我们三个人藏在他家东屋里，当时我和赵品卿同志各带一支手枪，通讯员背着一支大枪，每人都带着几个手榴弹。我们三个人每人都把手榴弹拉出弦拿在手里，手枪上顶门火等待敌人来开门，但是敌人并未发现我们。在村长徐建学的应付下，汉奸们很快就走了。村长把汉奸队送走后，叫开我们的门：“张指导员（我化名张学孔），汉奸队走了，你们快跑吧。”好险啊！汉奸队出了徐家村向东走了，我们三个人则出了徐家村向西而去。

1986年，我应邀参加了中共山东邹平县委党史征集座谈会，会后我专程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打游击的老地方，高青县旧镇区东徐家原徐建学村长家拜访，才知道徐建学村长早已去世了，但他的爱人还在，已80多岁了。他家的四合院还在，但房屋都已改建了。我与徐建学的爱人和他的孩子合影了几张照片，以做留念。我把当年在这里抗日打游击时，被汉奸堵在他家东屋的情况，告诉了他家的孩子们，再次表示我对徐建学村长，冒着私通八路的风险，掩护了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密信落入敌手

有一次，陈秀英住在离旧镇东南五里路的窑洼村，为了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给区委书记胡为新（化名张学孔）送一封密信，托该村村民（即村公所交通员）转交（信是用一张纸写上几句话叠成一个三角形）。这封信交通员把它放在帽子里了。正好旧镇据点敌人催他带着民夫到旧镇给敌人修据点，因去晚了，被汉奸打了一个耳光，把帽子打到地上去了，帽子里藏着的这封密信被汉奸发现了。汉奸马上集合队伍，包围了窑洼村，搜捕女八路。

当时陈秀英同志还住在该村一位大娘家里，大娘家老两口，还有一个儿子，听见敌人的枪声，大娘很紧张：“常同志，你快跑吧！”（陈秀英当时化名常玉梅）。陈秀英同志刚要离开，只听街上传来一片砸门声。大娘一把拉住陈秀英同志说，“出不去了，还是藏在我家里吧。”大娘冷静下来，把陈秀英同志推到她家灶门前说：“你就装成俺的闺女，到锅台做饭去”，然后把他的儿子打发出去。陈秀英同志从锅底下刮了点锅底灰，在手心里一搓，摸在脸上。大娘看她一身当地妇女打扮，装得很像，就不紧张了。陈秀英往锅底下添了几把柴草，顿时满屋烟雾腾腾。大门咚咚响起来，大娘匆匆去开门。门一开，一呼啦进来了四个汉奸，村长跟在后面，打头的一个提着枪，瞪着贼眼：“有八路吗？”然后用枪指着陈秀英说：“她是你什么人？”　大娘回答说“俺娘仨，这是俺闺女。”那个汉奸朝身后的村长一摆头说：“上去看看！”此时，大娘的脸色有点变了，陈秀英同志立即向大娘丢了个眼色，让她镇静下来。陈秀英知道这是个两面派的村长，曾做过他的工作，与他有过交往，估计他不会暴露真情。只见他过来，认真地看了一会，然后转身朝着汉奸低头哈腰：“报告长官，是她闺女，没错。”那个狗汉奸又怒吼道，“你看清了吗！难道那个女八路能插翅飞了不成？搜不出女八路，我枪毙你！”村长连连点头：“是的，没错，俺本村的，俺能不认识吗。”敌人骂骂咧咧地走了。大娘赶紧关上门，双手抱住胸口，不停地念叨“老天爷保佑！”敌人在村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抓到，最后村里交了好多钱，才了结了这场官司。这件事情，我们深深体会到，革命群众是人民战争的钢墙铁壁。在敌占区，我们正确地执行争取、利用两面派的政权、政策，对掩护我抗日干部的活动，开展对敌斗争多么重要啊！

迎来新局面

1944年春，上级决定把旧镇区（蒲一区）划归高苑县委领导。蒲台县原属清中地委，高苑县属清西地委。因为蒲台县委党的领导机关，主要在博蒲大公路以东，县委对蒲一区的领导，必须跨越敌人重兵把守、从张店、博兴、蒲台到北镇的这条伸向我清河区根据地的大公路，工作起来很不方便，县区联系十分困难，而旧镇区南部又紧连着高苑的六区和四区这块高苑北部根据地。特别是1944年春节，清西独立团和高苑县大队，拔除高苑四区南石家和单家集这两处汉奸据点后，高苑县北部根据地也联成了一片。旧镇区划归高苑县后，高苑县包括原来邹平七区（小清河以北）和滨县五区（黄河以南），就成为清西地委和军分区控制的南依小清河、北靠黄河、东至博蒲大公路、西至周（村）青（城）公路的主要活动的根据地，也是清河军区南经邹长与鲁中军区，北越黄河与冀鲁边军区联结的枢纽。1944年1月，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

旧镇区归高苑县后，旧镇区的对敌斗争，就有了高苑县这块根据地的可靠的后防基地。因此，得到了全区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和坚定对敌斗争的胜利信心。同时，旧镇区又是高苑县根据地的北部屏障，为了巩固高苑县这块根据地，也必须进一步加强旧镇区的对敌斗争。因此，旧镇区划归高苑县领导后，旧镇区对敌斗争形势，立即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当时高苑县委书记王东明，组织部长胡庆山，县长孙健萍，各救会主任郭克勇，青救会长刘瑛，妇救会长于克兴，县大队长赵中伦。赵中伦大队长经常带领县大队到旧镇区活动。有时清西军分区司令许云轩和政委李曼村，也带领清西独立团驻进旧镇区。这对威胁旧镇据点的敌人，鼓舞旧镇区群众的抗日情绪，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到了1944年夏季，我们区中队已发展为30多人了。为了进一步加强区中队的领导，高苑县委派常绪忠为区中队专职指导员。区中队人员增加了，武器装备也增强了，能够配合高苑县大队一起活动，从而更加有力地开展了对敌政治攻势和军事斗争。

后来县委又派魏西城同志任旧镇区长，我们从南张家和东南张提拔了两个地下党员张鹏基和张朋生同志担任区公所的财粮助理员，张树元担任武装助理员，进一步加强和充实了区公所的领导。县委派高瑞卿同志任区组织科长后，加上原有的区委宣传科长刘建三，青救会长李克忠，妇救会长陈秀英、叶季英，区委、区政府领导班子就都比较健全了。

旧镇区委在高苑县委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更加主动和积极地开展对敌斗争。首先发动群众挖抗日沟，在敌人常出来扫荡的必经之路上埋设地雷。抗日沟从旧镇南部沿高苑县边界的村庄开始挖，从这个村挖到那个村，村与村之间挖通。然后，面向旧镇敌据点逐步延伸。一段时间内，形成白天敌人叫民夫到旧镇修碉堡，晚上我们发动群众挖抗日沟的局面。有时汉奸白天出来叫群众填我们挖的抗日沟，晚上我们再发动群众挖开，当时，挖抗日沟成为与敌人斗争的对抗战。

地雷威力

那是在1944年的夏天，药丸家村的一个老百姓，在自己种的胡萝卜地里间苗，发现了一个东西，细细地端量了一下，原来是一个人的脚后根。

这是前几天旧镇据点鬼子汉奸队来镇南乡扫荡，踩上了我们埋上的地雷。药九家村，在南高家的东南角，距旧镇据点三里地。从旧镇出来向南有一条大道，药九家村是去南张家的必经之地。

对敌人开展地雷战，是高苑县委向各区统一布置的一项对敌斗争的重要方式，即用地雷来封锁和阻止据点里的敌人频繁的扫荡。当时，高苑县丁家村出现了一个渤海区有名的民兵英雄陈宝风（大安子烧炸大王）。他的飞行爆炸组曾用地雷炸毁敌人的汽车，炸死、炸伤鬼子汉奸几十人，配合我主力部队和县区武装，有力地反击了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为保卫高苑抗日根据地作出很大贡献。

我们埋设地雷，采用真真假假的办法来迷惑敌人。有时我们并没有埋地雷，但在敌人出来扫荡的路上插上小旗，上面写着“此处有雷”、“小心地雷”等，迫使敌人出来扫荡不敢走大路，从地里走。有时，我们故意暴露目标，吸引敌人前来，把敌人引入我埋没的地雷区。这次药九家村附近敌人踩上了我们的地雷，就是我们区中队引诱敌人上了我们的圈套的一个实例。

有一次，清西军分区司令许云轩和政委李曼村，率清西独立团驻旧镇区苟士孙一带，通知我到司令部向李曼村政委汇报旧镇敌人据点情况。李政委亲自给伪区长董某某写了一封信，叫我想办法交给他。这封信，我通过一个两面派乡长，将这封信交给了他本人。这封信对争取这位伪区长起了很大作用，不久我在这个乡公所秘密地接见了他。

我们积极地开展对敌伪军的政治攻势，开展对汉奸家属的宣传教育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有关政策，瓦解伪军。并通过汉奸家属劝其子弟，尽可能想办法逃离敌人。政府对逃离回家的一律既往不咎，实在一时逃脱不了的，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做坏事，要给自己留后路。通过我们镇压马光义和索汉三这两个死心塌地为敌人效劳的镇长，对在全区进行两面派乡村长教育和争取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求这些乡村长利用其合法的身份和地位，做支持抗日的工作，保护群众的利益。对敌人的交不完的粮款要求能拖则拖，能少交就少交。总之要积极地支持抗日，消极地应付敌人。为了壮大我军声势，我们数次向旧镇伪军据点直接喊话。每次喊话都是在赵中伦大队长直接指挥下，利用晚上敌人都龟缩在据点里时，我们县大队和区中队把据点包围起来，堵住敌人据点的出口，由我直接向伪军据点喊话。当时就是用硬纸壳卷成一个喇叭筒当作喊话筒，喊话时主要就是讲抗战形势和我军胜利的消息，宣传我党我军的有关政策，告诉他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要立功赎罪，要为自己留后路等。我记得第一次喊完后，敌人还打枪，那是做给日本鬼子看的，否则八路来喊话，你默不做声，会引起鬼子怀疑，至于喊话效果如何一时难以得知。但是，对于扩大我军影响，鼓舞群众的抗日情绪，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据点群众舆论，“今晚八路来给治安军喊话了。”

时至1944年，抗日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1944年1月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两大军区合并后，根据地不断扩大逐渐联成一片。到1945年春天，高苑根据地的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石家、单家集、十里堡、田镇和魏家堡等敌人据点，都先后被拔掉了，高苑城和芍药李两个敌据点完全陷入了孤立状态，全县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了。

在我军不断取得胜利和我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有利形势下，旧镇敌人据点于1944年11月自动撤退了。旧镇据点撤退后，全区获得解放。此时，军民振奋，斗志昂扬，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撤退的这股旧镇的敌人，于1945年6月，被我渤海主力部队发起的夏季攻势，以蒲台县城为主的滨蒲战役全部消灭了。此次战役攻克了蒲台县城、道旭、北镇、滨县城等敌伪据点24处，歼敌2900余人。从此，横跨黄河两岸的渤海四、六分区根据地连成一片，渤海区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地巩固与扩大。

旧镇敌据点撤退后，区中队由杨得贵队长直接带领进入渤海主力部队。后来听说杨得贵同志在一次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了。常绪忠同志在一次敌人扫荡中负伤，被敌人的一粒子弹从口中穿过，打掉了两颗牙齿和一块下牙床，后调回高苑县武装部工作。

我于1945年8月调入新组建的齐东县委工作，任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旧镇区委书记由张子玉同志接替我的工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