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三边特务队

1942年2月，组织上派宋鲁源到广（饶）博（兴）蒲（台）三边区任公安特派员，从此开始做锄奸保卫工作。

那时人们说八路不怕死。人哪有不怕死的？可在那时怕死也不行，因为日军侵占了我们的祖国，国民党反动派搞“曲线救国”，不抗日。亲日派卖国求荣，投靠日军当汉奸。伪顽、土匪、土豪劣绅等地方势力，他们有奶便是娘，有的被国民党“招安”，封个团呀旅呀的番号，独霸一方，祸害老百姓；有的投靠日军，讨个警备队、治安军的招牌，为日军效劳；也有的编成了日伪的乡村保甲和维持会，给敌人当了走狗。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国难当头，民不聊生。

宋鲁源是一个爱国青年，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只有响应中国共[chan*]党的号召，投身抗日救国，驱逐日军，不当亡国奴，也就是从不怕死中求生存。因此，宋鲁源毅然放弃学业，参加了鲁东工委和寿光县委领导的牛头镇起义，成为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的一名光荣战士。

1941年至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由于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蚕食”政策、“囚笼”政策和“经济封锁”等，使抗日根据地遇到极大苦难。山东清河区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和建立各个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2年初，清河区党委决定在清河中心地带建立广博蒲三边抗日政权，由张力生同志任工委书记，蔡恩溥同志任行政委员会主任，宋鲁源任公安特派员。当时的“三边”，就是广饶八区的西部、博兴七区、蒲台四区这么块百多个村庄的地盘，敌人三天两头扫荡，斗争相当艰苦。在“三边”这块地盘里，许家安着日军据点，三里庄安着伪顽据点，郝家安着汉奸据点，后来敌人又在小刘家、十一图、龙居安了据点和炮楼。西起蒲台县的玉皇堂，北到利津县的官庄，半圆形不到30华里，共有8个敌伪据点，绕据点周围，挖了三道封锁沟。并且据点与据点之间，封锁沟相通。日伪顽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这些据点与炮楼都在日本特务山岸操纵之下，日特和国特活动非常猖獗，而我们的活动却极为困难。

宋鲁源是和军区孙健同时派到“三边”来的。孙健带着一支武工队，活动在史口一带，工委让宋鲁源坚持在西南李周围。宋鲁源初去时就光杆一人，后又调来原博兴七区的公安特派员李子元同志，他们两个人一块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日本特务。但同特务的斗争，必须得“以情报对情报”、“以武装对武装”，需要拉一支精干的小队伍，便于开展工作。后来，为迅速打开“三边”的工作局面，他们通过深入群众，开展内线工作，分散瓦解伪军等办法，搞了一部分枪支，组织了长、短枪两个班的队伍，取名“三边特务队”。对内宋鲁源是公安特派员，对外宋鲁源是“三边”特务队长，李子元同志是指导员。“三边特务队”虽然只有两个班，不到20人，但在孙健同志带领的军区武工队的配合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名气，就像扎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成为日军蚕食“三边”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极大障碍。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斗争更加残酷。伪匪成建基、刘佩臣在三里庄和郝家据点，控制着周围村庄，向北与利津县的官庄据点相接；日军在许家、小刘家、十一图、龙居店据点，控制着周围的村庄，向西与蒲台县玉皇堂据点相通。“三边”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我们了解到，敌人搞“蚕食”的手段有以下几种：一是乘大“扫荡”扩大地盘，安据点，大搞封锁沟，巩固治安区。1942年冬季大“扫荡”时，敌人新安了小刘家据点，龙居店据点。封锁沟比以前增加了几倍，我们活动的地盘几乎被他们“蚕食”进去了，内外三层封锁沟，宽两米，深两米还多，我们出入封锁沟就相当困难；二是划“匪区”和“治安区”的界限。这个阴谋是很毒辣的，他们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以巩固他们的治安区；三是搞维持会和保甲制度，建立伪政权。伪保长、伪维持会长都是日军一手扶植的，控制在日特手中，并组织联合办事处，组成日特情报网；四是集中兵力对付“三边特务队”和武工队。“三边特务队”和武工队是“三边”的唯一武装，是敌人实行“蚕食”的最大障碍。因此，日伪互相勾结对付我们。开始，我们对敌人的这些活动花样没有搞清楚，吃亏不少，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他们搞得几乎无立足之地了。最困难时，我们的同志有时白天钻在坟地里，夜晚到村里要点吃的。后来我们慢慢摸到了敌人的活动规律。研究了对付敌人的法子，采取与日伪特务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挫败了敌人的阴谋，打开了“三边”的工作局面。

深入虎穴摸敌情

1943年日军对我清河区进行规模空前的“扫荡”和“蚕食”。4月20日，日军集中2万多人，南起小清河，西从博兴，东北至大海，方圆500里范围形成包围圈，对我清河区进行大“扫荡”，扬言“灭不了八路，决不收兵”。这次大“扫荡”后，“三边”抗日根据地全部被“蚕食”，乡村普遍建立了伪保甲和维持会，几个村联在一起，组成联合办事处。我们只好白天钻在坟地里，夜间到村里摸点情况，搞点吃的。长此下去不是久远之计。为摸透敌情，宋鲁源一个人到了曲家维持会。曲家离小刘村据点不到两华里，向北离三里庄据点8华里，正是“三边”的中心，曲家维持会是一个中心联合办事处，周围几个村的伪保长、维持会长都集中到曲家办公，由日特山岸直接控制，是山岸的情报中心。这次维持会长和伪保长中，有两个中心维持会长值得注意，一个是张子安村的张秀石，一个是曲家村的曲乐然。张秀石这个人很坏，完全投靠了日本人，是个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曲乐然这个人，是个老实正直的庄家人，家庭是中农成分，为人厚道，村上的人们为少受损失，推选他当了维持会长。这个人很少做坏事，是否倾向着共[chan*]党，还摸不着底，但他是公开出面应付日军和汉奸的。因此，宋鲁源决定深入虎穴，看个究竟。大白天，宋鲁源一个人到了曲家维持会中心办事处找到了曲乐然。一见面，宋鲁源直截了当地说：“不认识吧？我就是三边特务队长宋鲁源，今天找上门来麻烦你了。”曲乐然由于不明白我的来意，脸色变得苍白，忙说：“宋队长不要误会，有需要我做的事，我照办就是。”我接着说：“你也不要误会，我是想来住几天，完成任务就走，但需要你帮忙，找个地方住下。”曲乐然说：“那当然，我一定好好照应就是。不过我和张秀石说一声，好堵住他们的嘴。你就作为我的朋友住在这里，需要办什么，由我去办。你如碰上日本人和成建基的人，无论如何不要开枪。”就这样，很顺利地争取了曲乐然。这下曲家维持会可热闹了，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共[chan*]党的特务队长三家都住全了。我真佩服维持会这些人，他们对这三家应付的都很好。

宋鲁源在曲家联合办事处住了一个月，通过曲乐然提供的情报得知，山岸为了强化乡村自卫力量，对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三光”政策，用抢来的东西，分给“治安区”的老百姓，以收买民心；同时他们还决定尽快消灭“三边特务队”和武工队。以上这些密谋行动，由日特山岸亲自坐镇指挥，并由各维持会和伪保甲组织来搞情报。一次，宋鲁源和曲乐然谈话中问道：“曲会长，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选了保甲长，他们就都听鬼子招呼，甘心当汉奸？”曲乐然风趣地说：“人心隔肚皮，依我看还是应付的多，真干的少，我不就是中心联合办事处的会长吗？中国人多数还是有中国人的良心！”曲乐然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把敌人的秘密活动都能随时告诉我，而且还时刻注意我的安全。有一次，曲乐然去告诉我：“宋队长，我看你不能在这里久待了，张秀石要告诉山岸暗算你，被我制止了，你住久了，早晚要吃亏。”我说：“怕狼怕虎不在山上住，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告诉张秀石，你问他有几个脑袋。”谈话后，我仔细地分析了情况，认为：敌人的阴谋基本上摸清了，需要回去向工委汇报，研究粉碎敌人阴谋的行动措施。然而，曲乐然已向我说明敌人要暗算我，再住下去，必然凶多吉少。因此，我决定回去。有一天，我找到曲乐然，向他部署了及时了解敌人新动向的任务，然后说：“感谢你的帮助，任务完成了。请你把张秀石找来，我有事求他。”曲乐然找张秀石去了，我作好了走的准备。曲乐然很快把张秀石找来了。张秀石一到，我上前一步抓住了他的手腕说：“张会长，我要走了，请送我一程。”张秀石做贼心虚，忙说：“叫曲会长去送吧！”我严肃地说：“非得你去不可，不然我出不了封锁区。”说完，我拽着张秀石就出了联合办事处。老奸巨猾的张秀石，刚出村就想溜掉，我厉声斥责道：“想跑？我宋鲁源的枪可是从来不认人。”就这样，我押着张秀石出了封锁区，到了根据地内。

在回根据地的路上，我审讯了张秀石，把日特山岸在曲家维持会和三里庄成建基的特务谋划“匪区”、“治安区”及“强化治安”的阴谋，对付“三边特务队”和武工队的计划，山岸搞的情报网以及他要向山岸出卖我的事问了一遍。开始张秀石顽固狡辩，不说实话。我既讽刺又严肃地说：“你这个‘铁杆汉奸’是当定了，跑小刘家据点，给日本特务山岸办事你言听计从，对我们你一句实话都不讲。死心塌地地为敌人效劳的民族败类，下场只有一条。”边说着我便戏剧性地掏出匣枪说：“像你这样的人，只有用这个来对付你。”这家伙一看我拿出匣枪，“扑通”跪在地上求饶说：“宋队长饶命，别忘了咱们在曲家有一月之交啊！”我厉声喝道：“少啰嗦！没有一个月的相交，我还不认识你这个铁杆汉奸，要死要活说痛快的。”张秀石吓得魂不附体，只好交待了在曲家与日本特务和三里庄据点的国民党特务勾结的全部罪恶勾当。通过审讯张秀石，进一步证实了曲乐然向我提供的情报是真实的。随后把张秀石带到西南李村由特务队把他看押起来。

经了解，“三边”工委和清河区党委住在张家店。我便迫不及待地赶到张家店向“三边”工委和清河区党委汇报情况和开展“三边”工作的打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我与李子元同志带领特务队，继续在“三边”开展斗争，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

杀一儆百

敌特利用地头蛇搞维持会、伪保甲，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和危险。必须本着“打击少数，争取多数”的政策，杀一儆百，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对于张秀石这样的铁杆汉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利于瓦解日伪军情报网，不杀不利于粉碎敌人的“蚕食”计划。于是，我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召开伪保长、维持会长大会，公开处决张秀石，依次威慑首恶，争取胁从。便以“三边特务队”的名义，写了通知，派特务队员通知各村的伪保长和维持会长。这些伪保长和维持会长，深知我特务队的厉害，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特务队曾秘密处决了曲家村的伪保长曲方春等几个比较坏的伪保长，所以接到通知不敢不来。果然第二天开会时，来了一百多个伪保长和维持会长。他们都很惊慌。做坏事的浑身发抖。人到齐了，我宣布开会，到会的人眼睛集中到了我身上，会场上鸦雀无声。我说：“今天召集你们来，是开公审会，处决张秀石。”我这一宣布，到会的伪保长、维持会长一听都吓呆了。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知道张秀石在曲家中心维持会联合办事处与我相处一个多月，今天要杀他，就认为有点过火了。到会的人呆呆地看着我，我也看出了大家的心思。接着，对他们讲：你们不要认为张秀石是好人，他是个“铁杆汉奸”，罪恶累累：第一，他经常出没在小刘据点，为日本特务山岸搞我们的情报，并与山岸谋划“匪区”和“治安区”的界限；第二，他为消灭我“三边特务队”和武工队，给山岸提供情报，出谋划策；第三，我在曲家维持会期间，他要报告山岸干掉我，幸亏曲乐然阻拦未能得逞。讲完后，我问张秀石：“我说得对不对？”张秀石点头默认。宣布完张秀石的罪状后，到会的人都议论纷纷，有的气愤地说：“万没想到张秀石这家伙这么坏，连一点中国人的良心都没有了，该杀，死有余辜。”接着，我宣布了处决张秀石的布告，并警告到会的伪保长和维持会长说：“警告诸位，别忘了我们都是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今后，谁再当‘铁杆汉奸’，效忠日军，张秀石就是样子。”随即把张秀石拉出去枪决了。

杀掉张秀石，震慑了一大批，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从此，一百多个伪保长和维持会长中，绝大多数不敢再干坏事了。有的直接给我们送情报；有的暗中和曲乐然联系，把情报送给曲乐然，然后让他转给我们。曲家的这个日军的维持会中心联合办事处变成了我们的情报中心。从此，“三边”的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吓跑山岸

处决张秀石以后，我与李子元同志带领特务队深入敌占区，集中打击日本特务山岸的活动。山岸这个家伙是受过专门特务训练的日本高级特务。他以日军伍长的身份出现在“三边”，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个中国通。“三边”一切特务活动都是他一手策划和指挥的。他在“三边”搞特务活动，一是靠伪保甲、维持会；二是靠他在曲家据点豢养的国特兼日特的双料特务许恩贤。处决张秀石，伪保甲和维持会的情报活动已经失灵，但许恩贤的活动仍很猖獗，在许家、小刘据点和山岸形影不离，简直成了山岸的耳朵和眼睛。我们决定，打山岸，必须先除掉许恩贤。

有一天，内线送出许恩贤出动的消息，我们便在许家和小刘据点之间设下埋伏。等了一天一夜，同志们水没喝，饭没吃，终于把许恩贤抓住了。带到东庞村，天已落黑，我们住下吃晚饭，饭后准备审讯他，但由于看押的同志过于疲劳，不慎让这家伙跑了。我得知后，一想，万一他跑到许家据点，对我们打山岸增加困难。于是我立即带王占奎、王长盛、张长征等五六个同志连夜追捕，分析许恩贤刚逃跑不会马上回到据点，先回家的可能大，他的家就是许家。我们很快赶到许家包围了许恩贤的院子，不出所料，正把许恩贤堵在家里。我即刻命令：“冲进去，抓活的！”短枪班王占奎一马当先越墙冲进了许恩贤的院子，许恩贤听到动静，跑到屋里摸了一把菜刀进行顽抗。王占奎破门而入，两个人便厮打起来。许恩贤趁天黑路熟，从王占奎手中挣脱出来，顺着胡同跑了出去，并边跑边喊：“三编特务队！三遍特务队！”王占奎同志紧追不放。日本炮楼上听到喊声，机枪朝这个方向扫射起来，在此紧急时刻，抓活的有困难，我随即命令王占奎：“开枪！”王占奎的枪法百发百中。敌人传说我宋鲁源是神枪手，其实是王占奎。王占奎听到我的命令，一枪就把许恩贤打倒在地。唯恐其不死，王占奎同志又跑上去用腰带勒住他的脖子，一直把许恩贤的尸体拖到炮楼底下。这时炮楼上的机枪打得很急，汉奸中队也出动了。我命令各自撤退，到万家村集合。我们几个人四处一散，敌人无处追了。这次行动，我们的长枪班长王得胜同志光荣牺牲了。打死许恩贤，为民除了一害，日特山岸失去了耳朵和眼睛。我们又趁热打铁，加强宣传舆论工作，到处张贴“活捉山岸”、“许恩贤就是山岸的下场”等标语，并贴到敌人的各个据点和跑楼上，加上他们利用的乡村保甲和维持会组成的情报网也不起作用了，山岸被我们搞得不知所措，惊恐万状。同时，我们又专搞山岸的活动情况，准备见面就打。一次得到山岸出动的情报，我们特务队与清河军区的一个连配合，按山岸的行动路线，埋伏在龙居店南面，准备歼灭敌人。山岸果然出动了，前边是一队汉奸，中间是山岸，骑着大洋马，后面是一小队日军。山岸骑在马上，指手画脚，耀武扬威。原定计划，让过敌人前头部队，专打山岸，并要抓活的。这时埋伏在另一侧的清河军区部队提前打响了，山岸从马上掉下来。我即命令王占奎：“快上去！坚决把山岸抓住！”但未等王占奎上去，山岸就被他的部下扶上马逃跑了。又一次山岸要去龙居店，我们特务队早在集上等候了，山岸在赶集的路上，听他的部下说龙居店集上有八路，就调头回了据点。从此，山岸身心交瘁，不久便逃之夭夭了。

开展内线工作

山岸逃跑后，我们乘虚而入，开展分化瓦解伪军的内线工作。在开展内线工作方面，我们双管齐下：一方面在敌占区建立群众关系；一方面在敌人内部发展内部关系。利用群众关系作掩护，因为没有群众关系我们就站不住脚。利用内线关系搞情报，分化瓦解伪军，因为没有内线关系，就不能准确掌握敌情，达不到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此期间，先后在龙居店、许家等据点里建立了5名内线联系人员，有新民会的1名，伪军3名，还有一名是伪区长的儿子。他们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如一次日军要“扫荡”，就是伪区长的儿子及时送出了情报，我们作好了反“扫荡”的准备，未受到损失。龙居店据点的伪军，从中队长到班长全都被我们控制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大造声势，尤其在敌人内部，把我们“三边特务队”传得神乎其神，说“三边特务队”人人都是好枪法，队员们个顶个弹无虚发。伪军士兵们赌咒都说：“谁要做坏事，出门碰上三边特务队。”同时，“三边特务队”正确执行了争取伪军的政策策略，争取多数，打击坏中之坏。伪军和日军不一样，在伪军中，尽管都穿着一身汉奸皮，但死心塌地的汉奸是少数，多数还是有良心的，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如龙居店据点的伪军中队长，学生出身，在日本人手下干坏事少。他在龙居店据点住了一年多，从未和“三边特务队”发生过冲突。有一次他捎出信来，要见见我，交个朋友。我把内线关系苏兰祯叫出来，了解了中队长的情况，并给他带信去说：“交朋友可以，但必须是有条件的：首先要把日本人在龙居店据点里的情况如人数、装备和伪军人数、班长以上的名单及装备情况给我送出来，然后再决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不几天，这个中队长真的按信上要求，把情况送出来了。我当即约定时间，要在龙居店一个群众关系家中见面。事前通知内线对这个中队长作了监视和观察。我临去龙居店前，和李子元同志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决定王占奎同志和我一块去龙居店，但不露面，以防万一。这天我按时到了见面的地点，这个中队长也按时到达了，他既没带枪，也没带人。他走在院子里，我即迎上去自我介绍说：“我就是三边特务队长宋鲁源。”这个中队长说：“对宋队长我早就闻名，很想和你交个朋友。”我说：“那好啊，咱们就谈谈吧。”这个中队说：“咱们还是忠言相告吧，今天我要是不来，就是失约，就不够朋友。但今天咱俩在这里见面，还真不是个良辰吉日，说来也巧，刚从利津调来一个中队，不属我管辖。我看今天咱们见见面，少谈一会，认识认识，你早回去以防意外。”这个中队长已把我的安全当成他自己的责任了。我说：“也好，咱开诚布公地说吧，和我交朋友，有几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有中国人的良心的人，起码他自己知道他是中国人；第二，要保持和三边特务队的联系，我们到龙居店据点来，你能保证我们的安全；第三，有重要情报如敌人的重大行动，必须随时转告我们；第四，告诉你手下的人，少做坏事，对来往龙居店赶集的老百姓，不能搜腰包，不能敲竹杠，要给他们方便。”“请宋队长放心，所提四条，条条应允，我知道我是中国人，我也争取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个中队长回答的很干脆。后来老百姓反映，龙居店据点的汉奸不和过去一样了，不搜老百姓的腰包，还在吊桥外面摆上开水给过往赶集的人喝。我们为了考验这个中队长，派王占奎到龙居店据点外，说他是“三边特务队”的，要放下吊桥，站岗的真得把吊桥放下来了。一次，“三边特务队”的张长征同志扛着大枪，大摇大摆地在龙居店跟前走了一趟，炮楼上问：“干什么的？”张长征回答：“三边特务队的”，炮楼上再也不问了。从此，“三边特务队”可以随便出入龙居店据点，“三边特务队”名声大震。

保卫“三边”

特务队就我们20几个人，在“三边”与敌人周旋了二年多，除掉了不少特务汉奸，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有效地保卫了“三边”抗日政权和抗日根据地。1943年麦收后，我们得到郝家据点汉奸刘佩臣部要到史口枪粮食的情报，便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决定派清河军区特务营与“三边特务队”一起，打击抢粮之敌，决不让敌人抢去一粒粮食。我们与特务营长李培云、教导员张本祥共同制定了作战方案：待抢粮之敌到达史口时，特务队埋伏在敌人回据点的必经之路后王村，特务营从正面主攻，特务队打截击，前后夹击，消灭抢粮之敌。部队按预定方案，部署就绪，敌人果然来了。上午8点多钟，抢粮之敌到史口，刚分散开进行抢粮时，特务营就在史口村的东南角打响了。敌人毫无准备，乱作一团，仓皇回逃。一伙十几个人的汉奸队跑进了我们的伏击圈。同志们看到逃来之敌，早就恨得咬牙切齿了。我举起手中的匣枪喊了一声：“打！”轰轰轰！一阵手榴弹和排子枪，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跪在地上举枪投降。很快消灭了敌人，战斗胜利结束，粉碎了敌人的抢粮阴谋。

1943年青纱帐时期，我们抓到蒲台县警备大队的一个士兵，经审问得知，蒲台县警备队一个中队在打渔张村。打渔张村是敌占区，敌人不会有什么设防，采用奇袭，定能取胜。于是对这个伪军进行了正面教育，让他带路赶到打渔张村，消灭这个警备中队。正巧，敌人把枪放在院子里，人在街上乘凉。我们突然冲了过去，大喊一声：“缴枪不杀！”随即向敌人投去两颗手榴弹。敌人来不及拿枪还击，就各自逃命去了，特务队冲进院子，缴获长短枪20余支，战斗胜利结束。同时，我们还利用婚丧嫁娶和赶集的机会，除掉了不少汉奸特务。

我们特务队坚持“三边”斗争，曾几次受到清河区党委、军区、行署公安局的通报表扬。1943年12月，在行署公安局召开的县公安局长联席会议上，宋鲁源介绍了坚持“三边”斗争的经验。后来行署公安局整理成通报，题为：《日特活动的花样及我们的对策》。1944年渤海行署公安局又重将此通报印发给全区公安干部学习。

-全文完-